现代流通产业内涵广泛，包括所有涉及流通的主体和活动，涵盖信息流、资金流、物流和商流等要素。现代流通业与传统流通业相比的新特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在产业链运行发展动力方面，从供给服务型转为主导牵引型;在创新上表现为以新技术为支撑的密集创新和快速规模化应用;在资本运作上表现为产业和商业融合。其中以新技术为支撑的密集创新和快速规模化应用，已经成为推动现代流通业在更深层次、更空间广度上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依托不断均衡的交通、通信和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区域间流通效率大大提升，要素、技术、人力和创新的跨区域扩散更加便利，从而削弱了区位、自然禀赋及原始积累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约束。因此流通业的创新发展，都应以全新的视域进行审视。特别是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深入应用的趋势下，区域流通产业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动力因素的关系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研究综述
关于流通产业竞争力或创新力的研究，主要采用行业统计指标评价为主。杨海丽、刘瑜(2014)认为流通创新水平的主要指标包括流通经济增长质量、流通产业结构优化程度、流通企业经济效益水平、经济增长中技术所占的份额、市场发展、生态创新能力以及资源配置状况等，并从发展、结构、效益、生态和环境五个方面选择指标来评价流通产业创新水平的评价体系;蒋卫华(2016)基于狭义流通业定义，即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从区域经济贡献、效率、规模、先进性和效益五个维度构建了三级流通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对于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研究理论和成果众多，综合认为资本积累、劳动投入、自然资源、财政支出、R&D投入、知识积累、对外开放等因素都能影响经济增长。因此陈刚等(2019)将以上因素归类为拉动力、推动力、内生动力和阻力四个方面，构建了包含25个指标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评估模型，并采用熵值法进行评估。赵放、刘一腾(2019)基于中国四大经济区域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国外直接投资、民营经济四大影响因素在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出台后所发挥的效应存在差异。关于流通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董劲(2015)研究认为两者关系表现为三个方面，即现代流通业是先导性产业，决定了经济增长的发展能力;现代流通业是经济的重要内容，影响经济的稳定发展;经济发展为现代流通业的发展提供了平台。盛亚、郑书莉(2016)借鉴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系数模型，度量浙江省流通产业和区域经济的耦合性，结论认为内生增长动力强劲程度直接影响到耦合度和耦合发展度指数，影响因素包括流通体制改革、金融危机、产业集群升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城市化进程、互联网技术革新、创新驱动、结构调整等。
区域流通产业创新能力评价
流通产业的未来将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的深入融合应用为支撑，围绕产业链及生态的资源整合和延伸进行深耕细作。本文认为区域流通业创新能力的核心应体现在流通技术、模式的创新及应用，以及资源的跨区域、跨行业整合能力。
(一)指标选取
评价区域流通产业创新能力应弱化自然禀赋类因素，由于区域间基础设施连通，以及“互联网+”经济的高延展性，自然禀赋的利用具有强空间扩散性。同时住宿餐饮业的相关指标主要依赖于本地人口规模及商务活动和物价水平，不能体现流通业创新的过程性和跨区域性，并且住宿餐饮相关的用品、原材料供给流通已包含在批发零售业统计中。因此本文选取批发零售业、运输和邮电业部分统计指标，从规模、贡献力、成长力和开放性四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表征本地消费市场能力，间接体现了地区城市化和收入水平;人均批发零售业增加值和每万人批发零售业法人数表征流通产业的产出规模，体现经营额和企业的集聚规模水平。批发零售业产业贡献指数反映在不同产业结构下批发零售业的发展水平。企业纳税比重反映批发零售业的效益和规模占比。就业人数占比越高，不仅说明本地消费市场活跃，也表明对区域外交易的旺盛。成长力指标为人均批发零售业投资额。批发零售业是民营或个体单位、劳动密集型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表明区域商贸流通更加活跃，政府、企业及个体对流通业发展信心较高。开放度指标表征在基本均等的信息网络条件下，快递业务量、网站数和电子商务活动表征区域流通主体参与新经济的水平;单位所在地口径人均进出口额能反映区域对外贸易和跨区域资源整合协调的能力。
(二)评价结果
基于上文指标选取及分析，并从国家统计局网站及各省2018年统计公报获取指标数据，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从2018年数值看(如图1)，区域流通业创新能力差异在整体上呈现东部沿海发达省市(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广东、江苏、福建、山东)为第一梯队，较大领先于中西部地区。而除了西南及西北大部分省份较落后外，其他中西部省市的差距较小。在时间维度上，2004至2018年各省市区的区流通业创新能力整体样本标准差呈现下降趋势(如图2)，即各区域间流通业发展差距在逐渐缩小。从走向上符合我国在区域协调发展上的努力，包括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化、信息通信设施和服务的普及以及欠发达地区核心增长极培养等措施。
区域流通产业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动力因素的相互影响机制
(一)区域经济规模集聚是流通业内在创新能力培育的基础
众多理论与实践已经证明，区域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要素集聚和规模化是基础，通过企业和产业的集聚进一步带动人口资本的进入，从而推动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才、技术和知识的沉淀成为区域内生增长动力源泉。然而率先发展的区域不断强化优质要素的集聚能力，并在产业链分工中占据主导地位。欠发展地区原本有限的优质要素大量流向发达地区，留在本地的资源无法支撑工业化和城市化规模扩大和升级，产业业态主要集中在第一产业、初级加工业和初级批发零售业，因此需要区域内部集中力量或外部注入培育增长极。中西部地区有大片人口密集的区域，不可能全部向东部城市群集中，因此区域性的城市群或增长极型城市具有发展的必要性和条件。其中省会城市是区域发展的领头者，其规模越大，对区域内外要素集聚的引力越强，从而促进区域流通知识和技术积累创新、生态发展基础的形成。
(二)区域流通业创新及应用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主导力之一
在“互联网+”环境下，技术、资本、市场、信息等要素的外溢速度和规模大大提升，因此各区域经济增长受要素禀赋、信息和知识不足的约束极大减弱，跨区域资源整合和市场运营成为核心竞争力指标。因此，区域流通业或具备内在创新的能力包括流通业巨头企业以及活跃的创新创业氛围等，要么具备强大的复制和应用原创区域成果的能力。即在跨区域的资源和市场“争夺”中，谁具备更强的流通能力，谁就能占据产业链的高点。科学技术发展是生产效率提升的关键，地方财政对本地技术创新、技术应用的支持，能够直接提升企业竞争力。如各地政府对互联网、企业云、智慧物流等新技术应用的支持，能够缩小本地企业与发达地区企业的技术差距;而固定资产投资是区域各类产业起步和升级的硬件条件，是流通创新与区域产业融合落地的载体。实证分析基于上文区域流通产业创新能力评价值结果及机制分析，构建回归模型如下：RIij=cij+aCPij+bGSij+dRIij+fISij+eij其中：i为年份，j为省份。因变量RI为区域流通业创新力、CP为省会人口规模、GS为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家财政投入比重、RI为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投入、IS为区域产业结构、e为随机误差项。采用Eviews进行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模型整体R方值为0.9142，F检验的P值远小于0.05，说明拟合度较好。参数显著性检验t检验中，省会人口规模与产业结构显著通过，系数为正，且省会人口规模影响系数较大;政府资金支持力度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但为负值。区域内研发投入与区域流通产业创新力不存在显著相关性。结论与建议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区域经济发展和流通产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共同推动力是省会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省会城市规模的扩大，才能推动区域内最高层级流通市场的繁荣。通俗的说就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随着区域内优质要素包括资本、人才、公共服务大规模集中，省会城市的现代化都市气息更加浓厚，从而促进创新创业、消费升级及高端服务业的集聚。同时，省会城市的跨区域影响力提升后，也能与更发达地区争夺资源的能力。例如随着成都、重庆、西安的人口和产业规模的扩大，其吸引整个西部要素的能力增强，“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现象明显改善。第二，国家财政的固定资产投资与区域流通产业的创新能力成反向关系。说明国家财政固定资产投资倾斜的区域一般为发展基础条件较弱的区域，国家固定资产投入主要是让这些区域获得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在不具备规模化(包括资源、资金和本地市场)发展的地区，在网络经济环境下往往处于产业链的被支配地位，因此创新力薄弱是必然的。第三，区域财政科学技术投入与区域流通产业的创新能力不存在显著相关性。区域流通业创新能力的差距在逐年缩小，说明区域科学技术投入促进了流通创新成果应用的跨区域扩散，但欠发达地区自主创新能力还必须依靠自身创新企业和人才的集聚。“互联网+”环境下，生态和平台已经形成强大的全领域资源整合和市场把控能力，系统创新能力强大，创新频率高。在不具备规模优势和本地资源、市场把控力的情况下，区域创新能力受到区域外创新的压制。因此区域经济发展和流通产业创新的提升还是要依靠本地企业和人才的规模集聚。鉴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加速围绕区域增长极城市进行都市圈建设，通过特色产业园区、自贸区、创新园区等载体推进本地资本和人才的集中，活跃本地创业和就业环境;二是提升省会城市平均公共设施水平，进而促进区域都市圈内“一小时”经济圈的形成，便于流通业的区域市场整合和效率提升;三是强化本地特有资源的本地开发经营能力，借助“互联网+”在产业链中减少中间环节，争取更多的价值分配，从而提升本地劳动力、企业、财政收入的提升，进而推进消费、产业和公共服务发展水平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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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动力的关系》来源：《商业经济研究》，作者：王保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