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个体和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当教育意图与预期结果产生严重偏差时，大众对教育的焦虑感就会产生，尤其是家长。当前中国家长的“教育焦虑症”已成为一种“群体性焦虑”在社会中广泛蔓延，解读这一现象能为我们当前反思并改良中国教育提供一个较独特的视角。
摘要：家长“教育焦虑症”是对子女教育的过度焦虑，其症状表征为贯穿整个教育的对“教育落后”的恐慌、在教育过程中对“教育重负”的压力、在教育结果方面对“教育无能”的担忧。它导致的后果是对子女不合理的教育期望和不正当的教育行为。中国家长“教育焦虑症”的根源在于教育在争夺有限的社会稀缺资源竞争中的不公平性。缓解之道在于帮助家长正视自己的教育动机、在教室内创造公平和学校和社会进行补偿。
关键词：中小学教育杂志,教育焦虑症,教育竞争,教育公平
一、家长“教育焦虑症”及其表征
焦虑是一种常见的心理现象，是指“个体由于不能达到目标或不能克服障碍，致使自尊心和自信心受挫，或使失败感和内疚感增加，形成一种紧张不安，带有恐惧的情绪状态。”焦虑过度会使人陷入与处境不相称的痛苦状态，在心理学上将焦虑过度状态称为“焦虑性神经症”，简称“焦虑症”。
“焦虑症”是一种病理性焦虑，它包含情绪症状和躯体症状两组，其中情绪症状是患者感觉自己处于一种紧张不安、担心忧虑、恐惧害怕的内心体验：躯体症状是在精神紧张的同时伴有的自主神经功能亢进的表现，如心慌、气短、口干、出汗、颤抖等。教育焦虑是人们对教育过程及教育结果带来的不确定性所产生紧张、不安、忧虑、烦恼等复杂情绪状态。家长的“教育焦虑症”症状在情绪上主要表现为对子女学习机会、学业成绩和就业前景的过度恐慌：在躯体上表现为因担心浪费子女的学习时间而对子女采取的刻意回避、对子女学习成绩和考试的过分敏感乃至对子女课余生活过多的控制等情绪和行为。可将家长“教育焦虑症”总结为：贯穿整个教育的对“教育落后”的恐慌、在教育过程中对“教育重负”的压力、在教育结果方面对“教育无用”的担忧。
1.“教育落后”的恐慌
根深蒂固的应试教育传统和人际攀比心理使得家长期望子女在学校的升学竞赛和毕业的就业竞争中获胜。在进入大学的高考竞争中，重点中学的学生具有明显优势，重点中学倾向于录取重点小学的学生，教育的高选拔性直接导致了家长们陷入了对“教育落后”的恐慌。经济学中有著名的“累积性因果循环理论”，在教育领域也体现了这种累积效应――如果不能进入好的幼儿园，就意味儿童“输在起跑线上”，难以进入重点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倘若不能进入重点大学，则意味着与福利较好、地位较高的工作失之交臂。从幼儿教育开始，某一个阶段的“教育落后”或许将直接导致在后一阶段的教育或生活竞争中处于劣势。家长希望尽可能为孩子的教育和生活创造良好条件，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想方设法获得各种优质教育资源。家长们首先投入到幼儿园、小学招生报名的“车轮战”，中小学的择校竞争、校内的实验班/重点班选拔，以及重点大学的争夺战。事实上，无论是重点学校的录取人数(据统计，全国一本录取率低于10%，还是工作性质较稳定的岗位数量(据统计，这些部门的就业率约为40%都是极其有限的，少数人的“学业、就业成功”意味着大多数人的“学业、就业失败”。
2.“教育重负”的压力
尽管目前关于教育“减负”的呼声不断，但迫于升学和就业的压力，中国的教育负担仍然很重。在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课业繁重，据统计，中国中小学生每天在校的学时是8-10小时，全年在校学习220-230天;其他发达国家的学生通常每天在校学习6-8小时，全年在校学习170-220天。除此之外，各种培训和辅导充斥儿童的业余时间。一方面，对儿童的身心都是一种摧残;另一方面，大大增加了家长经济压力。在高等教育阶段，高昂的费用是大多数家庭难以承受的经济负担。据统计，中国居民人均年收入为15000元，大学的学费均在5000-8000元;美国近五年就业薪酬的平均工资为30000-59000美元。而美国大学的学费5000-35000美元不等。中国家长在子女的教育方面承受着远高于其他国家的成本投入。在国内，作为学生学费补偿的勤工助学的工资相当低廉，据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的平均工资为每小时7.75美元，法国为12.68美元，英国为9.5美元，国内的平均工资为每小时11.5元。勤工助学是以牺牲学生的学习和休息时间为代价的，学校和社会提供的勤工助学的机会非常有限，在减轻学生和家长的经济压力方面作用并不显著。
3.“教育无用”的担忧
目前国内的教育并不能保证学生在走出校园后很好地适应工作和社会的需要，这导致家长对“教育无用”的担忧，集中表现在对“教育过度”的恐惧和“教育不当”的隐忧。一方面，自实施高校扩招以来，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日趋严重：接受高等教育不再成为获得理想工作、实现社会阶层流动的保障。据麦可思研究院统计，被称为“最难就业季”的2013年应届高校毕业生签约率下滑超10%;此外，就教育投资的成本与教育的收益比较而言.家长的教育投资并不能获得预期的经济效益。据统计，2010年应届毕业生的平均月薪为2153元，与普通居民平均月收入相差无几。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的不对称直接导致家长对子女“教育过度”的焦虑;另一方面，尽管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最低是子女健康快乐地成长，这种成长涉及知识、道德、身心素质提升等基本方面。但目前学校教育并未很好地完成这些职责，就造成了家长对“教育不当”的担心。
二、家长“教育焦虑症”的后果
作为一种消极情绪的“焦虑症”长期存在或积累是有害的，不仅使躯体产生生理障碍，还容易引起精神障碍，如广泛性焦虑、强迫障碍等，从而导致心理、行为出现异常，如精力涣散、思想混乱、消沉绝望等病症。㈣家长“教育焦虑症”对教育造成的后果体现在对子女不合理的教育期望和不正当的教育行为两个方面。 1.不合理的教育期望
不合理的教育期望是家长对子女受教育目的的误解所致。父母的教育目的首先是通过教育使其子女获得一定的心理特性以使孩子自立并赢得社会尊重。大多数情况下，父母还希望孩子成为对父母有所帮助的人。这是由于中国文人“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传统深刻影响着家长的教育价值观：受教育的目的是“为富为贵”，教育需要满足既得利益的维护、生活条件的改良和社会地位的升迁等外在目标，否则教育投入会被认为是一种“得不偿失”的举动。为了规避这种风险，是处于贫困和落后中的家长们，会降低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或对子女的教育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只保证最基本的义务教育。
家长不合理的教育期望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其一是 “读书无用论”思想在社会上。尤其相对贫穷和落后地区的蔓延，造成家长缺乏对子女教育投资的信心，使其子女失去一种重要的社会流动手段，造成“贫困的代际循环”;其二是在政府教育经费明显不足的背景下，家长教育投入的减少带来教育经费的进一步减少，恶化教育条件，导致教育质量无法提升，反过来又降低家长投资教育的信心，进入“投入减少一质量下降一投入再减一质量继续下滑”的恶性循环：其三是“为富为贵”的教育期望造成大学生专业选择不合理，导致人才需求市场进入“教育过剩”和“人才稀缺”共存的怪圈。就国内目前的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而言，亟须的是具备良好操作技能和职业素养的产业工人和管理者，这些人才的培养更多依靠的是良好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但目前国内基础教育以升学率为导向，忽视基本职业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以理论知识传授为主的综合大学人满为患，与市场接轨的实践性和职业性较强的职业技术学院生源不足，造成基础学科“人才过剩”，一线的蓝领工人以及技术人员“供不应求”的局面。
2.不正当的教育行为
中国的教育被视为一场升学竞赛，患有“教育焦虑症”的家长们为了在这场竞赛中获胜，产生了诸多不正当的教育行为。其一是帮助子女择校、考学。由于不同教育机构师资、经费、设备、校舍、文凭价值等的差异，引发家长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强烈追求。这表现为形形色色的择校和考学行为。不合理的择校机制破坏了教育公平的原则，恶化了教育的生态秩序，造成“不均衡一择校一更严重的不均衡一更强烈的择校”的恶性循环;其二是忽视学生真正的发展需要。在教育竞赛中，子女的兴趣爱好和个人意愿往往被忽视。孩子接受的是一种“期望的教育”，父母根据他们对子女的能力和兴趣的印象来实施教育，而这些印象往往早已被他们对声望的向往所支配，在这种“期望的教育”中，家长给子女施加过大的学习压力，家长们用各种兴趣班、提高班、补习班填塞学生的课余时间，儿童真正的兴趣爱好和自由天性往往在不知不觉中被扼杀。家长的不当教育行为不仅给子女的身心健康造成影响，还助长了社会的不正之风，对子女造成不良的示范效应，教育行为方式会成为一种代际传递影响子女未来的家庭教育方式，从而使不健康的消极经验延续到好几代人。
三、家长“教育焦虑症”的病因分析
关于焦虑的病因，一般分为认知原因、暴露原因、情绪隐藏原因、生理原因。家长的教育焦虑主要在于认知原因，它实质上是家长对子女受教育程度差异的焦虑，以及因受教育程度差异而产生的社会地位差异的焦虑，根源在于教育在其子女争夺有限的社会稀缺资源竞争中的不公平性。
1.教育作为争夺稀缺资源途径的必要性
现代社会打破了过去以血缘、地位和财产为壁垒的社会分层机制，教育被认为是更具公平性的途径，为人们指明了通过个人努力去突破阶层界限的途径。由于教育具有社会分层的力量，也就使得教育有了对其他社会资源进行分配的能力。人们对社会资源争夺转入教育领域，尤其是教育机会短缺的时候。
在西方社会中，高等教育一直是通向“高社会地位”的最佳路径，随着持有大学毕业证者人数的增多，大学毕业生的资源和势力能左右学校教育的资源和政策，使上流社会阶层和贫困阶层成为少数，这也是教育成为中产阶层生产场所的原因之一。如果把中国社会分为总体性精英阶层、工薪阶层、贫困阶层或需救济阶层，那么其中的 “总体性精英阶层”垄断着稀缺的社会资源。据统计，中国财富向富人的集中度正在以年均12.3%的加速增长，是全球平均增速的2倍。就目前的趋势看，“总体性精英”阶层的规模和边界形成了相对的封闭性：对于广大的中下阶层民众来说，通过教育跻身精英阶层是获得更好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大学学位既能保护出生在上层家庭中的人们的特权，又能为来自下层的人们实现社会流动创造条件。因此大学教育作为“限制角逐社会和经济有利地位的候选人的一种稀缺资源”，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保持或改善经济地位和获得地位、声望的工具。
2.教育场域内的不公平竞争
在教育场域中，竞争围绕受教育机会、获得质量较高的学校教育、凭借不同的教育文凭资格获得报酬优厚的就业机会等。首先，在受教育机会方面，中下阶层家长的子女处于劣势地位，“总体性精英阶层”有更便利的途径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现有的社会分层机制会对孩子能上什么样的学校产生直接影响，所谓的教育起点公平是难以实现的。其次，学校的教育过程并未缩小和消除社会阶层不同带来的不平等。一方面，背景基础的差异同传统的课程以及学业地位机制相互作用导致了许多社会经济背景较差的孩子的学业失败，在择校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另一方面，择校行为加剧了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的隔离。形成明显的阶层优势累积效应，据统计，上过重点初中的学生进入重点高中的机会是普通高中的13.6倍。最后，在竞争就业机会方面，“总体性精英阶层”具有压倒性优势。“总体性精英阶层”可以通过其通向高等教育的途径证明自身的优越性，使其处于职业上层的位置合法化，有“学历需求”的就业竞争掩盖了一代人向一代人传递社会身份的现象。
3.教育场域外的不正义制度
“总体性精英阶层”不止在教育场域的竞争中处于绝对优势，还通过参与构建教育法律制度、制定各种教育和就业政策来保持既得利益。首先，作为政治决策主体的精英阶层并未为教育发展提供足够的经费。中国政府教育投入直到2012年才达到国民生产总之的4%，教育投入是普通家庭最沉重的“包袱”之一。通常情况是孩子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费用占_丁薪阶层全部家庭收入的一半以上，贫困地区的家庭更供养不起大学生。处于优势地位的家长将教育视为维持既得利益的工具。其次，当前的教育法律制定未体现公正、平等、自由、效率的原则。国家或学校为保障教育主权和办学权益，限制教育活动参与者参与政策制定、资源分配等权力，忽视权利主体的合法性。现行的学校教育制度，如区域区别对待，基础教育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共存，高校等级分层，就业第一学历歧视等，本身就是一种产生不平等的主要机制。最后，精英阶层还能动用所有资源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控制，将社会地位高、福利待遇好的岗位变为稀缺资源，加剧人才的竞争。精英阶层有更便利的途径获得好职位，这种高学位热反过来又保证了“总体性精英阶层”的稳定，加剧了其他阶层的竞争和混乱，从而造成范围广大的中下阶层家长“教育忧虑症” 的蔓延。 四、家长“教育忧虑症”的缓解途径
家长的“教育焦虑症”作为一种长期的、隐形的情绪障碍，其突发性和强度较弱，心理治疗应是更优的选择。心理治疗是医师应用有关心理学和医学的知识帮助患者克服和纠正不良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情绪障碍、认知偏见，以及适应问题。应从帮助端正家长的教育动机开始，加以学校内外的救助，以缓解家长的焦虑感。
1.帮助家长正视自己的教育动机
家长对子女的教育动机一般分为“本能动机”和“道德动机”：即父母有爱心上的“驱动力”和良心上的“责任”去养育他们的孩子。家长对子女的教育动机既有“喜爱”、“看护”和“帮助”的因素，又包含有家长自身对获得财产、保卫财产、对声望和荣誉的追求。道德动机是出于对子女自身利益来关注学生的身体健康、经济前景、社会地位、精神发展等，它还包括出于社会及其生活秩序的保持和延续的需要。只有当家长正视对子女的完整的教育动机时，家长的焦虑程度才会处于可控的范围内。
学校教育通过对学生的知识和认知发展、对社会经济成果和工作条件的影响，进而影响到学生社会参与、心理健康安宁、身体健康发展、家庭、政治参与、价值观和闲暇时间等其他的社会、心理和身体成就。教育既有本体价值，又有工具价值。一方面，家长的教育动机带有工具取向无可厚非。因为本能动机尽管是一种低级的或自私的动机，但它一直是行动必要的推动力。纯粹道德理想主义的支持力量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太弱了;另一方面，自私主义并不是家长教育动机的唯一源泉，无私的、更高级的或道德的动机也是存在的，如责任感和无私的爱。教育的工具价值是建立在教育的本体价值的基础上的。教育的本体价值是实现人的素质的提升，从人性的提升和完善这个角度来说教育投资也是回报丰厚的。
2.在教室内创造公平
教室内的救助旨在教育过程中创造公平。造成学校教育过程中的不平等现象不仅有经济和社会因素，还有智力水平、情感因素、教育系统在每个教育阶段的规模控制和质量要求、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学生成绩的评估方法以及教育行政部门的拨款政策等。学校只能通过改良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及其评价方式来减少不平等因素的影响，最常见的做法是建立公平教室，使得所有的学生都有同样的机会接触有挑战性的学习材料，教师不会因某些学生不具备条件而剥夺其参加高级学习任务的机会。要创造公平教室需要变革作业一评估结构、变革课程以及正视学生在小组活动中的地位问题。
创造公平教室需要变“一维的教室”为“多维度教室”：通过布置开放式的任务、允许学生自主选择如何处理并解决问题获得更多的自主性;通过向小组而不是个人布置任务，促进学生之间的相互学习。就课程而言，可以通过确保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前提下，扩展课程以便涉及更加广泛的知识和能力。将这种挑战性的任务交给小组，学业成绩差的学生不会因为阅读或者数学方面的困难而被禁止参与高层次的思考。积极干预还包括体现多能力要求的课程单元模型、给不同的小组安排不同的且不可比较的任务、对学生的能力和贡献做出公开的评论并引导小组其他成员认可这种贡献等。
3，学校和社会进行补偿
公平教室能改革教室里的社会机制，但难以消除教育机会上的不平等。根据罗尔斯的观点，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对弱势群体平等对待并进行制度补偿，在分配教育资源时，实行对弱势群体“优先扶持”，用对待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不平等的手段”达到真正的教育平等的目的。对平等的追求要求我们正视社会边缘群体子女的教育机会问题，这需要通过政府与他们对话，以正式的身份参与到研究和政策制定过程中来开发有效的教育平等政策。
西方发达国家本着“弱势者优先”的原则，给弱势群体更多的教育资助和照顾。最常见的救助方式包括：(1)以立法或制定分类援助计划的方法对家庭生活贫困的弱势群体子女进行教育援助，这主要是针对学前教育和中小学教育的补偿;(2)实行大学教育援助，如设立学业优异成绩奖和各种奖学金授予成绩优异的中学生和学业优良而家庭贫困的大学生，并加大资助学生的贷款力度;(3)大学破格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把招生当做补偿弱势群体、维护社会正义的手段。这些成功的救助手段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然而，政策性补偿和照顾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措施，真正的解决之道是创造真正的公平参与的机会和合理分配资源的机制。目前我国教育制度的最大问题是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和既有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合理，改革这种不合理的教育制度，首先应尽量保障每个成员都有权利接受相同质量和数量的教育，包括某些特殊教育，如少数民族教育、特殊教育等，这是一般平等原则的要求。在此基础上，根据个人的资格、经验、能力和倾向等进行满足发展需要的各种类型教育，实现人们对教育的不同需求，体现复合平等原则。因为只有在教育机会平等条件下才会有教育内的平等竞争，才能言及真正的社会公平，家长的“教育焦虑”才会趋于缓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