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国际比较视野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但是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威胁着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还没有建立持续经济增长的产权结构和社会结构。借鉴国际经验教训，中国经济社会必须进行巨大的经济利益调整。
关键词：cn号的刊物发表论文,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国际比较
中国经济增长绩效
著名经济史学家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1966)曾经指出，经济增长是一种相对“现代”的现象，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显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只是例外而不是常 规，持续的经济增长只是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才出现的。同样的概括也适用于中国的历史。自秦汉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集权官僚制社会。集权官僚社 会是处于封建社会之后、资本主义之前的独特社会形态，西欧社会在封建农奴制度解体以后有短暂的表现形态，但是这种社会形态主要存在于中国，从秦汉到满清长 达2000多年。国内主流历史学家将秦汉到满清历史称为“封建社会”，这种界定是不准确的，“封建”即“封国土，建诸侯”，秦始皇统一六国，废诸侯、立郡 县的时候，“封建”社会已经结束。在集权官僚制度下，中国很早就达到了农业社会的极点，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领先于世界。但是集权官僚制度是一种结构僵化的 制度，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古代社会经济以大概300年为周期在繁荣与毁灭之间反复轮回，从长期来看整个社会是处于停滞状态的。从鸦片战争到新中 国成立的100年中，中国遭受了大大小小的资本主义强国的侵略，战争不断，社会动荡不息，完全没有经济增长所必需的稳定的社会环境和独立自主的政治条件， 中国经济处于持续的衰退之中，人民生活在死亡的边缘。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取得政治和经济的独立，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道路。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 国经济高速增长，社会事业蓬勃发展，中国成功实现了“起飞”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大踏步地前进。
1978年以来中国不断深化市场化改革，积极引进外资，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国民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按照可比价格计算，2013年中国的国内生 产总值总量是1978年的26 倍，年均增长9.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1978年的18倍，年均增长8.7%。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的资料显示：1978-2013年，美国的GDP增 长率是2.8%、日本是2.3%、英国为2.3%。即使是以高速增长而闻名于世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与中国相比也相形见绌，它们的GDP年增长率分别是：巴西 为2.9%、菲律宾3.4%、韩国6.0%、泰国5.6%、马来西亚6.1%、新加坡6.9%、印度尼西亚5.1%。与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印度相 比，1980年印度人均GDP是中国的1.4倍，而到了2013年中国人均GDP是印度的4.2倍。
也许有些人认为这些数据很枯燥，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如果我们理解了经济“倍增规律”之后，我们可以对经济增长速度的现实意义拥有更真切的认识。 不同国家之间经济增长率差别也许很小，但是经过很长一段时期以后，就可能造成停滞与繁荣之间的巨大差别。按照“倍增时间”(doubling time)计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3%的国家，其经济增长一倍需要24年的时间，一代人的时间(25年)儿子的生活水平可能比父亲高一倍;但是 对于经济增长只有2%的国家来说，收入翻一番则需要36年，即一代半的时间，儿子的收入水平仅比父亲高64%。如果中国的人均GDP可以保持8%的增长速 度，那么人均GDP在9年之内就可以翻一番，儿子的收入就可以达到父亲的6.8倍。可见，在过去的35年中，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仅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也高 于新型工业化国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之快，持续时间之长，在世界经济史上恐怕只有新加坡与之媲美。
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居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改革前中国经济以国民福利为代价，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增长速度，但是居民 收入却没有相应提高，居民生活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 1957-1977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3.6%，但是，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年均增长率只有0.5%，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 2.3%。从生活水平来看，城镇居民维持在温饱水平，而农村居民则处于半饥饿的边缘。改革后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不断提高，城 乡居民收入也快速增长。虽然目前中国农民收入较低，城乡居民之间存在巨大的收入差距，但是城乡居民收入还是有了较高的增长速度。
经济改革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大转变是经济开放。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改变了以前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走上了出口导向的工 业化道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贸易方面，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加到了2013 年41600亿美元，增长了202倍，年均增长16%，占世界贸易额的比例从不足1%，提高到了12%，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2005年中国出口额 22096亿美元，进口额19504亿美元，贸易盈余2592亿美元。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东亚地区经济增长、贸易增长的重要来源，这有力地促进了该地区的经 济增长。据统计，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从1990―2002年对中国的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大幅度提高，其中日本提高了7.5个百分点、 韩国提高了13.7 个百分点、泰国提高了4个百分点、马来西亚提高了3.5个百分点、中国台湾提高了7.6个百分点。中国市场已经成为本地区增长最快、最活跃的市场，中国的 迅速崛起对中亚地区产生了正的外部效应，拉动了其他相关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在资本流动方面，随着中国市场容量的扩张和投资环境改善，中国成为外商直接投 资的首选目的地。2013年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176亿美元，连续几年居世界首位。1983-2013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3919亿美元。 虽然这些外资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沿海地区得益多于内陆地区，但是FDI对提升了中国整体的经济增长绩效仍然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的提高，中国的贫困人口大规模地减少，这是改革以来中国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居民收入大幅度 提高，居民生活不断改善，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中国广袤的农村地区分布着2.5亿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极端贫困人口，占当时农村 总人口的30.7%。但到2003年底，中国农村极端贫困人口已减至2900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到了3.1%。即使根据世行每人每日消费支出不足1 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标准，中国贫困人口数量也已从1990年的4.9亿人，下降到2000年的2.04亿人，贫困人口比例从1980年的51%大幅下降为 2000年的16%。按照中国最新贫苦标准即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计算，2013年农村贫困人口为8249万人。如果不包括中国减 少贫困人口数的话，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绝对数量不是下降而是上升了。据世界银行估计，在1987-1998年全世界的贫困人口数减 少了800万，而中国以外的贫困人口数目却增加了8200万。 中国这样快速大规模地减少贫困人口在世界经济史上是十分罕见的。虽然中国西部农村居民的生活仍然十分艰难，但是大批农民摆脱贫困实现了温饱，这也是不争的 事实。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对社会发展投入的资源不断增加，中国各项社会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在教育方面，最突出的成就是文盲人口的减少以及高等教育 人口的增加，文盲率从1982年的22.81%下降到了2010年的4.08%。医疗条件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婴儿死亡率有所下降，平均预期寿命从 1981年的67.77岁提高到了2010年的74.83岁。从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开始公布一份全球187个国家和地区的人类发展 指数报告。该项报告选用收入水平、期望寿命指标和教育这三个指标按照一定计算方法进行综合评比得出人类发展指数(HDI)，从而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综 合发展实力。根据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的数据，1980-2012中国的人文发展指数从0.407提高到0.699，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提高了72%，是世界上 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虽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经济增长是在低水平的起点上开始的，虽然增长速度快但是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从经济发展水平 看，1952年中国人均GDP 只有119元人民币，按照当期汇率计算只有36美元，属于最不发达国家之列;从增长速度看，1952-1978年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只有4%，增长速 度并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978年中国人均GDP只有220美元，城镇居民收入202美元，农村居民收入78美元，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30年多 来，虽然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是中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仍然是属于欠发达国家之列。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3年中国人均GDP为6629美元，在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只能位列86位。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更落后，2012年中国人文发展指数在189个国家中的排名只有101位，排名比较靠后。
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不平等问题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引起了全世界经济学家的关注，有人开始把中国的经济成就称为“经济奇迹”，与经济史上的“日本奇迹”、“西德奇迹”、“巴西 奇迹”和 “东亚奇迹”相提并论。人们在感叹中国的经济成就之余也不免引发了无数的联想：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增长了30多年，那么，中国还能再增长30年吗?中国有句 古话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经济发展潜力如何，发展前景如何?中国第三步发展战略―在21世纪中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的时候进入中 等发达国家的行列―能否实现?2005年中国人均GDP大概在1300美元，而目前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都在25000美元左右，如果中国要在 2050年达到中等国家的水平，那么中国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必须保持在6.15%，未来中国人口增长速率即使保持在1%的水平上，则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的增长速度必须保持在年均7.2%的水平，这是否可能?要实现这样的增长速度，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哪里?中国原来的发展模式能否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如果原 有模式潜力已经用尽，中国可供选择的增长模式是什么?如果经济不能实现持续的增长，那么，阻碍增长的因素是什么?这些是否可以通过政策调整得以消除?这些 都是国内外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话题。正如我们看到一个儿童比同龄的孩子明显长得更高、长得更胖、生得更聪明的时候，父母总是在欣喜之余不免有几分担心：这 样的成长是健康的吗?会不会是病态?他是个与众不同的天才，或者仅仅是早熟而已?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该明察秋毫，未雨绸缪。
当前中国经济最大隐患在于分配不公、分配秩序混乱、居民收入差距悬殊。长期以来，中国政府推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体制改革政策，在促进高 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导致了利益分配机制的畸变，其结果，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和收入差距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中国从世界上收入最平等的国家之一迅速变成了世 界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是0.16左右，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是0.22左右，城乡居民整体收入分配的基尼系 数是0.30左右，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属于收入最均等的国家之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3年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0.473，而学术机构的研究证明收入 差距更大，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2012年公布的《中国家庭收入不平等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基尼系数为0.61，城镇家 庭内部基尼系数为0.56，农村家庭内部基尼系数为0.60。北京大学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的基尼系数为0.49。已经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0警戒 线，其变动幅度和速度在世界经济史上十分罕见，中国已经成了世界上收入最不均等的国家之一。据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文献来看，20世纪90年代之前世界上收 入分配差别变动比较快，幅度最大的是世界上收入最不均的国家―巴西，60年代到80年代末是巴西收入差距迅速拉大的时期，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1960年 的0.50扩大到了1989年的0.63，30年的时间内增大了0.13。中国的收入差距扩大的幅度和速度都超过了巴西，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基尼系数就 上升了0.15以上。 财富分配的不平等造成了财富和穷人的两极分化，一极是人数很少的富人阶层占有了巨额的社会财富，另一端却是贫困人口庞大。根据国际权威金融机构美林投 资银行和法国凯捷资讯公司共同发布的《2004全球财富报告》，截至2003年底，中国大陆有富豪 23.6万人，比2002年的21万人增长了12%，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 。这些富豪占据中国总人口的0.18‰，掌握的财富达到了9690亿美元。按照当期汇率(1美元=8.28元人民币)折合人民币8.0万多亿元，平均每人 财产达到了3400万元人民币。200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1.7万亿元人民币，而20多万富豪的财富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69%。到了 2009年中国富人总数达到47.7万人，位居全球第四。另一方面，人口庞大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拥有的财富却很少。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的数 据，2003年底中国农村2.5亿户农民拥有的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只有1.4万亿元，户均5586元人，23.6万富豪拥有的财产是7.5亿农民生产性资 产的5.8倍。
经济发展不仅包括增长的高速，更重要的还包括广泛的共享经济增长成果，只有广泛的共享成果经济增长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经济增长才可能持续，经 济成果的广泛共享是实现持续高速增长的必然要求。经济“起飞”阶段的高速增长并不意味着必然会存在着持续的高速增长，如果没有合理的产权结构和社会结构， 不合理的分配关系很可能毁掉进一步经济增长的条件。在世界经济史上，有许多国家都曾经出现过高速增长阶段，由于没有处理好高速增长与公平分配的关系，以牺 牲公平分配为代价追求高速增长，最终导致了国内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紧张，失去了经济增长所必需的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统一，从而使经济出现了长期停滞， 最终没有跨入发达国家的门槛。最典型的例子是阿根廷和巴西。1910-1930年阿根廷顺利地进入了现代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比当时的加拿大还要先进，被认 为20世纪最有前景的国家，就连当时欧洲上流社会在形容一个人的富有的时候都会说“像阿根廷人一样富裕”。但是，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展，收入分配状况 却不断恶化，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却没有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反而由于就业竞争的加剧而处境恶化，最终导致工人阶级与国家领导层的关系日益紧张。胡安・庇 隆利用这种政治上的紧张关系在1946年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组织，并最终掌握了国家政权。为了维护自己的势力，庇隆推行了一系列限制粮食和必需品的价格，扩 大军费的政策，这些政策受到了他的支持者的欢迎，但却压抑了和减低了经济的发展，并使社会的阶级更加尖锐对立。庇隆下台后，社会对立并没有消除，各派力量 仍然你争我夺，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能维持稳定的局面，任何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都得不到实施。 现在，阿根廷早已退出了发达国家行列，2013年阿根廷人均GDP只有12000美元，在世界范围内排在60位。
另一个因为收入分配不公陷入悲剧的是巴西。巴西经济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高速增长，1963-1980年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3.9倍， 几乎翻了两番，年均增长率达到了 8.3%，被世人称为世界经济史上继“日本奇迹”和“德国奇迹”之后的“巴西奇迹”。但是巴西的经济高速增长是以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平等为代价的，社会财富 高度集中在占人口10%的收入阶层手中，而50%的人口属于穷人。由于财富高度集中，巴西储蓄率很低，国内投资严重依赖国际商业贷款，债务负担越来越重， 特别是在两次石油危机以后，国际贷款利率大大提高，巴西的债务问题越来越严重。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后，巴西陷入了债务危机，同时由于收入分配不公，社 会动荡的社会政治危机，跌入了20多年的经济停滞。80年代巴西经济在巨额外债和恶性通货膨胀中挣扎，巴西人痛苦地哀叹“80年代是巴西失去的十年”，然 而更令人痛苦的是巴西人失去的不仅仅是80年代。20世纪90年代巴西虽然对经济结构进行了大规模调整，加强宏观经济管理，提高对外开放度，但是巴西的收 入分配不公问题已经是积重难返，农民与地主的土地斗争仍然旷日持久的进行着，国内治安状况仍然在一天一天地恶化，经济增长仍然是遥遥无期。根据世界银行数 据库的资料，1981-2013年，巴西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长率只有2.5%，而人口增长率为1.9%，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只有0.6%，几乎没有增 长。现在提到巴西，人们谈论的不再是“巴西奇迹”，而代表贫富两极分化的“拉美化”，谈到的是圣保罗的贫民窟和黑社会。贫富悬殊导致犯罪泛滥，巴西司法部 长哀叹：“我们必须每个星期建一所监狱才能容得下不断增加的犯人。”2014年足球世界杯和2016年奥运会都在巴西举办，但是巴西可怕的治安状况仍然让 国际体育界胆战心惊。虽然2003年巴西历史上第一位工人出身的总统卢拉上台以后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收入分配缓和国内矛盾的改革，但是巴西的“和谐”之路仍 然要走很长时间。
出口导向经济的陷阱与前途
另一个影响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也是与收入分配相关，就是中国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初期，由于中国居民收入差距 拉大，国内市场萎缩，中国不得不大规模开拓国外市场，2012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降到了 46%，以前曾经高达70%以上，远远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虽然国外市场缓解了中国国内需求不足的问题，但是这只是暂时的现象，中国不可能依靠国外 市场养活13亿人口。事实上，经济史上很多出口导向的经济体最终难以为继。日本和东亚是出口导向战略取得比较成功的典型，但是90年代以来相继陷入了危 机。
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东亚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经济增长十分迅速。韩国1963-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3.7倍，年均增长率 8.3%，印度尼西亚年均增长率达到了6.6%(1978-1996年)、马来西亚7.7%(1970-1996年)、中国香港7.7% (1961-1996年)。但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东亚国家遭遇了几十年少见的经济衰退，许多年份出现了经济负增长，虽然进入新世纪以来，东亚地区在中 国经济增长的带动下出现了恢复性增长的趋势，但是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了一半，1998-2013年韩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3.8%、印度尼西亚只有 3.8%、马来西亚年均增长4.3%、中国香港年均增长3.5%、菲律宾年均增长4.3%、泰国年均增长3.3%、新加坡年均增长5.1%。如果东亚持续 现在4%左右的增长水平，国内生产总值需要18年才能翻一番，而在金融危机之前只需要12年。事实上，金融危机以后东亚的经济增长基本上与世界平均增长水 平相持平，东亚失去了以往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作用。 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近一半的财富毁于战火。但是战后日本经济强劲发展，1955-1990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三番，年均增长率 6.2%，而同期美国只有3.4%，英国只有2.5%，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可谓一枝独秀，特别是整个60年代，日本经济更是高歌猛进，有7年的增长率超过 了10%，令世人惊叹不已，到了80年代末期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2万美元，一举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日本经济的高速崛起引起了美国的惊慌，特 别是日本的外向发展战略蚕食了美国企业的市场，美国企业在与日本企业的竞争中完全处于下风。为了保护美国企业，美国动用了自己的政治和军事的影响力，在 1985年9月22日签署的广场协议中强制日元升值。日元升值给日本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广场协议后日元与美元的汇率从1985年的1美元=240美元上升 到了1987年的1美元=120多日元，日元在仅仅两年的时间里升值了一倍。海外商品不断涌入日本国内，出口企业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出口企业哀叹“再这样 下去，日本国内的产品制造企业只有关门了。日本将仅留下金融业和服务业。”以日本首屈一指的出口企业丰田公司为例，为了应对日元升值，丰田公司在 1985、1986年实施了新的经营战略，目标是建立可经受1美元=150美元的降低成本体制。然而，当丰田公司完成这一体制时，日元已经升值到了1美 元=140美元。日本过去在很长时间内走的进口原材料、加工制成品后出口的加工贸易立国路线。日元的大幅度升值，使家用电器、汽车工业、精密器械等日本的 代表性出口企业不得不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开始致力于国内市场。有的企业不得不把生产基地移师海外，并开始从国外“逆进口”，日本的外向发展战略走到了 尽头。日元升值不仅导致国内企业移师海外，国内投资下降，失业增加，同时，也导致国内资产升值，特别是不动产和证券资产，从而导致日本经济在 1989-1991年出现了严重的“经济泡沫”。泡沫经济破灭以后日本经济元气大伤，陷入了通货紧缩的泥潭，经济也出现了长达十年的停 滞，1992-2012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只有0.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只有0.5%。
近年来中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出现了难以为继的迹象：贸易摩擦增加，针对中国的贸易壁垒增加，中国扩大出口的难度越来越大;人民币大幅度升值，打 击了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外贸企业处境将越来越难;从出口中获利的仅仅具有区位优势的东南沿海地区，中西部内陆地区却没有共享增长。因此，地区 差距会越来越大，国内市场分割越来越严重。因此改变经济增长策略，开拓国内市场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唯一选择。
盛极必衰是无可回避的规律，所有高速增长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最终都要慢下来，这也是新古典增长理论揭示的收敛原理。但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发展 道路，经济均衡水平也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更要看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不过是改革前30年长期积累的集中爆发，如果我们考察新中国成立60多年 的长期增长，我们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像我们现在所说的那么突出。随着统制经济时代遗产的日渐耗尽，中国将进入一个长期的调整，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理 顺分配关系，消化长期以来积累的社会政治矛盾，建立公平增长的经济政治秩序，为下一个阶段的高速增长做准备。
改革与反思
改革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中国的体制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走过来的，改什么、如何改、向着什么方向改，这些都不明确。在改改停停的过程 中我们最终明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我们究竟要建立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我们要沿着什么路径走向市场经济，仍然不确 定。正因为中国的改革缺乏理性的构建，中国的体制改革在试错的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原有的社会经济秩序基本上被破坏掉了，而新的秩序远没有建立，中国 当前的社会状况就如同西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一样，充满了混乱和动荡。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有企业、教育和医疗体制等领域所谓的“市场化”改革的受 挫，对中国原有改革路径和改革方向的反思日益增多，可以说现在中国社会经济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向左走，向右走，这是一个问题。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在谈到中 国改革的时代特征时，引用了狄更斯《双城记》的一段话，可以说集中表现了中国社会各界对中国改革的共同感受，他说“这是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这是 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的前途无量，同时 又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起奔向天堂，我们全都走向另一个地方……”(吴敬琏，200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指出，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 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这就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
1.日本经济新闻社.东洋奇迹[M].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
2.吴敬琏.信任的年代，怀疑的年代[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