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统计师论文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的比较

所属栏目:经济学论文 发布日期:2014-07-16 16:43 热度:

  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科学发展观要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十八大以后第一次召开的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必须从基础理论上比较数量型增长和质量型增长,探讨 实现由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型的路径。

  内容提要:数量型经济增长是中国在传统的“赶超战略”下形成的增长方式,在“增长奇迹”的背后,产生规模报酬递减、结构偏差、利益冲突、环境成 本增加等问题,导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及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非均衡增长。质量型经济增长是对数量型增长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旨在通过 结构转化、创新驱动等方式形成经济增长的规模报酬递增机制,在增长过程中注重人的发展、社会和谐及对生态环境的包容性。通过对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 增长内涵、特征、形成机制及理论基础的对比分析,提出由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型的实现路径主要在于体制转型、发展战略转型、增长模式转型、经 济结构转型及增长动力转型,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高级统计师论文,数量型经济增长,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型

  一、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内涵的比较

  要区分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首先必须理解经济增长的内涵。在对经济增长内涵准确把握的基础上,才能深入理解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的区别与联系。

  国内外文献中关于经济增长有明确的定义,萨缪尔森的《宏观经济学》中将经济增长定义为一国潜在的GDP或国民产出的增加。这一定义归纳出了经济 增长最为核心的特征,即经济总量的增加或经济规模的扩张,如果以数量指标来衡量,则是指GDP的增加。在实现总量扩张的过程中,必然要求GDP的增长率也 有较快速度的增长。因此,数量型经济增长可以界定为以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实现的GDP总量增加,体现了经济增长表层和狭义的含义。库兹涅茨认为,人均产值和 生产率的高增长率是与经济结构的改变紧密联系的,而经济结构的变化又与人口结构、法律和政治制度及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紧密联系。因此,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必 然要考虑结构变化。[美]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常勋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卫兴华认为,经济增长方式本质上是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 及相互作用方式。因此,从要素配置角度来看,经济增长可以衍生出两种不同的增长方式,一种是以增加投入和扩大规模为基础,强调增长速度的增长方式,另一种 是以提高效率为基础、强调结构优化和质量提高的经济增长方式。卫兴华、侯为民:《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与转换途径》,《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质 量型经济增长是相对于数量型经济增长而言,以更广阔的视角来衡量的经济增长。刘树成将“好”的经济增长界定为:经济增长态势的稳定性提高,经济增长方式的 可持续性提高,经济增长结构的协调性提高以及经济增长效益的和谐性提高。刘树成:《论又好又快发展》,《经济研究》2007年第6期。任保平将经济增长质 量界定为增长效率的提高、结构优化、稳定性提高、福利分配改善及创新能力的提升。任保平:《以质量看待增长:对新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与反思》,中国经 济出版社, 2010年。因此,质量型增长包含了更为广泛和复杂的因素,不仅关注经济增长数量,更涉及到经济效率、经济结构、社会福利分配及生态环境等内容,是对整体 经济增长过程优劣的价值判断。

  以上的分析表明,经济增长是一个总体概念,包括两个属性特征,即增长的数量和增长的质量,对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的划分在于两者对经 济增长关注的侧重点不同。数量型经济增长单纯通过增加物质要素投入而实现产出的快速增长,忽视增长过程的结构变化及增长结果,将社会福利、人的发展及生态 环境平衡等目标排除在外。质量型经济增长则通过创新要素的引入,实现传统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及经济结构优化。将增长所带来的社会和环境效益也纳入增长目标 之内,实现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环境系统的全面提升。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反映数量型经济增长和质量型经济增长的内涵,因而数量型经 济增长通常与粗放型增长、外延型增长、速度型增长或者投入驱动型增长等概念相联系,而质量型经济增长通常与集约型增长、内涵型增长、效益型增长等概念相联 系。

  二、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特征的比较

  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内涵,两者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数量型经济增长是经济在低级阶段单纯追求数量扩张产生的。从实践意义上来说,数量型经济增长的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济增长效率低。 全要素生产率用来衡量除资本和劳动以外其他要素的贡献大小,全要素生产率越高则经济增长的效率越高。从1978年到2009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为 9.8%,但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基本不超过2%,有些年份甚至为负值。赵志耘、杨朝峰:《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解释:1979-2009》,《 财经问题研究》2011年第9期。第二,规模报酬递减。经济学原理认为,在其他要素投入不变的条件下,单一要素投入的增加会带来边际效率递减效应。因此, 单纯依靠资本等要素投入的增加必然导致产出的规模报酬递减。从中国的实际来看,尽管中国经济增长中资本要素的贡献远远大于劳动力等要素的贡献,并且增长速 度较快,但这种资本的贡献多来自于资本绝对投入量的增加而非效率的提高。1979~2007年,资本的年均贡献率达到53.5%,高于附加人力资本的劳动 与TFP的贡献率之和,但资本投入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0.75%,高于GDP的增速。陈彦斌、姚一:《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1978- 2007年》,《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年第5期。衡量资本投资效率的资本产出比从1978年的1.737上升到2007年的2.139,表明资本 的边际报酬递减,投资效率低下。第三,经济结构失衡和经济波动过大。首先,数量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拉动,并且高资本形成率造成投资对 消费的挤压,会导致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失衡。项俊波的研究表明,从1992年到2007年,中国的产业结构失衡指数从3.33上升到3.75,投资消费 结构失衡指数从2.00上升到4.25。项俊波:《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测度与分析》,《管理世界》2008年第9期。其次,资本投入的加大及资本贡献率的 增长会造成收入分配向资本偏重,加剧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再次,数量型经济增长只关注经济增长的趋势,不考虑增长过程的结构纠偏。经济结构的偏差和错配不可 避免地导致经济系统的自组织能力、自我调整能力受限,各层次经济结构之间良性传递机制不能发挥,因此,数量型经济增长通常较易受到冲击,具有较大的波动 性。第四,增长的社会、环境成本过大。数量型经济增长只关注经济成本,不考虑福利分配、公共产品供给及生态环境破坏等社会、环境成本。因此,如果从经济、 社会、环境大系统的角度来衡量经济增长的成本和收益,增长的代价过大。   与数量型经济增长不同,质量型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动力、经济结构、经济运行及经济社会环境系统相互作用的全面改善。质量型经济增长的特征表现在:第 一,生产可能性边界扩张,生产效率提高。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水平决定了经济体的生产可能性边界。质量型经济增长主要通过改变技术因素驱动经济增长,因 此,质量型经济增长导致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外移。另外,质量型经济增长依靠资本和劳动力以外的技术、制度、结构等因素驱动,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高, 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第二,规模报酬递增。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在于将技术进步的因素内生化,以此来解释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规模报酬递增。新经济增 长理论认为,具有报酬递增特点的生产要素包括知识、人力资本、分工和专业化等,它们通过外溢作用产生规模报酬递增,质量型经济增长依靠这些因素来驱动,必 将产生规模报酬递增效应。第三,经济结构协调并且经济运行稳定。与数量型经济增长相比,质量型经济增长并不是通过投资规模扩张的线性路径实现,而是通过对 创新、技术等要素的使用实现效率改进和结构优化,该过程表现为演化路径。由于质量型经济增长不依赖于某些特定因素的单独作用,而是通过整个增长过程中各层 次结构之间的良好配合形成稳定的自治系统,能够避免遭遇过大冲击。第四,经济增长的社会、环境成本降低。质量型经济增长不仅对经济系统进行成本收益分析, 也将社会和自然环境等“隐性成本”纳入经济增长过程,通过整体考虑社会福利损失及资源环境损耗作出经济决策,使经济增长能以更小的代价实现。

  三、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形成机制的比较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函数。与此相对应,波特将经济增长方式的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是资源经济阶段, 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主要来自基本生产要素,如廉价劳动力、土地、矿产等资源,特征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第二是以投资为驱动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阶 段;第三是创新驱动阶段,即经济增长主要靠知识、技术创新为动力;第四为财富驱动阶段,即第三产业的分化阶段,以追求人的个性全面发展和享受为经济增长的 主动力。 [美]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邱如姜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从这一角度来看,形成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两种不同的增长 方式,是因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依赖的驱动因素不同。

  数量型经济增长是在技术、制度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加大资本、劳动力、土地矿产资源等要素投入来实现产出增加,将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的积累 作为增长动力,在增长的过程中忽视经济结构优化对资源配置的调整作用。在缺乏资源有效配置、技术创新及组织结构改善的条件下,单纯的要素投入增加必然出现 要素报酬递减效应,使产出效率低下,劳动、资本等要素在效率损失的情况下导致产出不足,为了达到一定的产出目标,必须通过更大规模的要素投入弥补由效率损 失引起的产出缺口,而更大规模的投入导致效率进一步下降。因此,数量型经济增长形成于要素报酬递减作用下,数量增长目标、要素过度需求与产出低效之间的恶 性循环。从中国的实际来看,形成现有的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有其特殊的制度原因和客观条件。首先,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就施行赶超战略以迅速实现工业化,改 革开放以后,伴随着经济和社会体制转轨,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被释放,但同时也形成了财政分权为基础的地方政府晋升激励和以GDP为核心的相对绩效考评机 制。这两种机制为追求数量型经济增长提供了制度方面的激励。其次,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为数量型经济增长提供了客观的宏观经济环境。产品和要素市场的不完善形 成一套扭曲的价格体系,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解决资本短缺问题,使得重工业部门能够以低成本获得大量资金、原材料和工人。再次,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禀赋为数 量型经济增长提供了实现条件:一方面,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转移使得劳动力资源在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重新配置,低成本的剩余劳动力与资本相结合支撑了中国 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增长的早期阶段,资源和能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并不明显,中国以比较廉价的资源和能源价格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支持。

  质量型经济增长不同于数量型经济增长,质量型经济增长将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从资本和劳动力因素转移到与广义技术进步相关的因素,包括知识积累、 人力资本积累、制度、组织结构变化及创新要素等。这些要素的特征在于,不能简单的依靠外力作用而迅速实现,必须在不断积累的基础上通过自身的演化机制形 成。通过广义技术进步因素驱动经济增长实现质量提升的机制在于:首先,与单纯的要素投入会产生要素报酬递减性质不同。知识、人力资本、技术创新等因素通过 外溢作用产生报酬递增机制,结构变化通过要素重新配置形成良好的协调作用产生结构效益,而制度因素通过改善僵化陈旧的组织管理对经济主体形成新的有效激 励。正如布莱恩・阿瑟所说,经济增长中报酬递增产生的根源是经济系统具有良性循环、相互补充和自我强化的内在机制。Arthur W B, “Competing Technologies,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99, no. 384, 1989, pp.116-131.这些因素是提高经济效率的核心内容。其次,通过设计新制度、建立新组织、改造传统技术等实现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能够改变经济增长 中投资消费机制、需求供给机制、生产分配机制等,在此基础上产生经济重组,形成彼此协调的稳定结构,经济系统呈现稳定有序的增长行为。再次,质量型经济增 长的形成不仅在于经济系统内部通过规模报酬递增实现自组织能力增强。而且知识、创新、制度等因素带来的效率提升会通过外部性溢出使得社会系统和环境系统得 到改善。一方面,可通过人力资本因素、知识因素的积累及制度完善减少资本对劳动的排斥,使得人的发展体现在增长过程中,减少经济增长的社会代价。另一方 面,可通过污染产权制度的建立、经济结构优化及技术创新的作用,减少经济增长中对传统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及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实现增长过程对生态系统的包 容。   四、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理论基础的比较

  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来源于西方经济学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亚当・斯密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分工程度的增进和劳动人数的增加,而这两者都取决 于资本积累。大卫・李嘉图认为地租、工资和利润的分配比例变化会影响资本积累,并且积累会由于边际生产力递减而出现投资收益率下降。哈罗德-多马模型强调 物质资本的增长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性意义,认为资本积累增长率决定经济增长率,并且将经济增长的原因归结为投资这一因素,经济增长的路径被限定在狭窄的 资本形成路径。这些理论都强调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对中国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质量型经济增长主要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突出特点是将技术进步因素内生化,对经济增长动力的研究从资本要素转移到技术 进步要素上。罗默阐释了知识等要素的自我积累、自我演进机制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作用。卢卡斯等阐释了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效应,阿格奥和亨伊特将熊彼特的 “创造性毁灭”的思想模型化,论证了知识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潘士远、史晋川:《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一个文献综述》,《经济学》(季刊)2002 年第4期。这些理论的共同性在于,其所论证的知识、人力资本、创新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效应,成为提升增长效率、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的关键。钱纳里从经济结构的角度剖析了影响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为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改善结构提高效率提供了借鉴。 [美]H・钱纳里:《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吴奇等译,上海三联出版社,1989年。由于质量型经济增长不仅关注经济系统的运行,而且关心经济系 统对社会系统和环境系统造成的影响。因此质量型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还涉及到其他方面的内容。如,米香的《经济增长的代价》、梅多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 从经济增长的社会环境代价及地球的可承受极限角度反思了传统的经济增长。卡马耶夫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托马斯等的《增长的质量》及威廉・伊斯特 《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等关注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这些理论都为质量型经济增长提供了理论参考。另外,联合国发展计划署提出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银 行发展报告中提出的“包容性增长”等都成为评价质量型经济增长的标准。

  五、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的统一性

  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并不是两种经济增长,而是经济增长的两种表现形式,数量型经济增长以注重数量为突出特征,质量型经济增长更偏重增长质量的提高,这两种增长方式通过不同的标准来衡量,但也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1.数量型经济增长是质量型经济增长的基础和前提

  辩证唯物主义理论认为,量变是质变的基础,在量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质的飞跃。在现实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也具有前后 继起的特征。在经济增长的初级阶段,资源的稀缺性并不明显,经济增长主要通过资本、劳动力及自然资源等传统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投入实现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张, 这种粗放式扩大再生产能够迅速积累财富、增加产出。数量型经济增长需要为质量型经济增长提供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因为质量型经济增长不可能在负的或微弱的 数量型增长的基础上维持。没有数量型经济增长提供的总产出的增加,就没有社会结构转换和社会福利水平改善所需要的物质基础条件,质量型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在 数量型经济增长提供的坚实物质基础之上。而伴随着经济增长数量的扩张,逐渐受到资源、环境矛盾的约束,经济增长进入追求质量的阶段。

  2.数量型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的短期目标,质量型经济增长是增长的长期目标

  数量型经济增长侧重于经济的数量增长和规模的扩张,其主要目标是短期内实现产出的迅速增加,数量型经济增长的成果以单一的GDP或人均GDP指 标来衡量。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以及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就是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改变贫穷落后的状态。因此,动用全国的资源迅速实现工 业化,增加国民经济产出,进而赶超先行的发达国家成为这一阶段的增长目标,这与数量型经济增长的目标相一致。并且,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长距离生产可能性边界 较远,通过要素投入的增加能够迅速实现经济规模的扩大和产量的增加。而质量型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于关注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不仅将经济总量、经济效率、经济 结构稳定、经济成果的合理分配纳入目标函数,而且考虑到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也将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社会和环境目标引入函数,包括 区域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等,从而形成了多元目标体系,注重经济增长的有效性,追求增长过程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中国经济增长的目标从数量向质量转变主要在于: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经济赶超的目标已经初步实现,经济增长进入新阶段,数量型经济增长阶段的物质财富积累为实现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变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在数量型 经济增长阶段所积累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为未来经济增长埋下了隐忧,如果不尽早改善,必将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形成约束。而质量型经济增长目标函数体系的扩 展,导致衡量经济增长的标准也产生巨大差异,不仅考虑增长的经济效益还包括增长的社会和环境效益,不再使用单纯的经济增长数量指标,而是对效率提高、结构 优化、稳定性提高、福利分配改善、生态环境代价低、创新能力提高等诸多方面形成价值判断。任保平、钞小静:《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的政治经济学分 析》,《经济学家》 2012年第11期。

  六、实现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型的路径

  中国依靠高速的数量型经济增长成功实现追赶目标,大幅度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使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但是,传统的数量型经济 增长方式积累的矛盾和隐忧日益凸显。在新的增长阶段,必须突破传统的增长方式,追求质量型经济增长,由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型的路径主要在 于:   1.从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体制转型

  造成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体制机制,体制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制度约束。从微观基础上看,软预算约束使得各部门、企业都缺乏自我约束 机制,企业盲目扩张规模的行为与政府追求高增长率的目标是一致的,这形成了无休止的投资扩张冲动。从市场体制来看,市场发育极不完善,市场在基础资源配置 方面的功能非常有限,要素价格并未实现市场化,竞争机制还未形成,要素的流动与市场需求并不一致。从宏观调控体制来看,财税间接调控机制尚未形成,在利率 尚未市场化的条件下,以准备金率、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来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的三大手段作用也非常有限。因此,要实现经济体制的转型必须从以下路径实现: (1)行政管理体制方面,一方面要改进政府政绩考核机制,摒弃以GDP为核心的考核体系,逐步将能源效率、生态环境、污染减排等质量和效益型指标纳入政府 考核体系;另一方面,硬化政府、企业的约束,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政府要发挥好“守夜人”的作用,鼓励企业竞争、鼓励创新、减少对企业的干预,调动企业 创新的积极性,为创新企业的自由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2)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使资源价格不仅反映资源稀 缺程度,还要反映市场需求和环境成本,打破资源开发的垄断和市场分割,激励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中提高各种稀缺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实现增长质量的提高。 (3)投资体制方面,健全公共投资决策机制,控制投资决策的短期行为,强化监督体系,减少盲目扩大投资规模引起的重复投资,优化投资结构,实现质量效益型 投资。

  2.从赶超型向竞争型战略转型

  赶超战略是中国建国以后长期采用的经济发展战略,赶超战略的主要特征表现为:(1)在技术上跟进模仿;(2)在产业发展上承接转移;(3)在要 素投入方面利用劳动资源的低成本比较优势;(4)单一的量化赶超目标是政府政绩的考核依据。赶超战略带来短期内经济高速增长,使得中国实现迅速工业化,但 是,赶超型战略的背后也埋下了隐忧:赶超战略形成的没有自主能力的畸形产业结构成为经济进一步增长的障碍,政府竞争作用的强化带来了经济发展的低效率,利 用劳动力要素的低成本比较优势加入国际分工而形成的对外贸易的比较利益结构使企业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被锁定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底端,处于弱势地 位。在质量型经济增长阶段,发展环境和基础性条件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经济增长的数量规模整体提升,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经济结构的失衡问题严重,物质资源 和生态环境的约束日益强化,在此增长阶段,遵循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可能无法实现经济赶超,欧阳等:《从大国经济增长阶段性看比较优势战略的 适宜性》,《经济学家》2012年第8期。而必须依靠要素使用效率改进。因此,要实现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的转型,就必须实施新的发展战略,即 由赶超型战略向竞争型战略转型。竞争型战略就是要形成知识、管理、制度、品牌、技术创新等一系列动态竞争力,其核心是科技竞争优势。竞争战略具体内容为: (1)在技术上实现自主创新而不是跟随模仿;(2)在产业发展上强调“中国创造”而不是“中国制造”;(3)在要素投入上主要依靠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驱 动;(4)在竞争优势上依靠品牌竞争优势而不是低成本价格优势等。刘志彪:《从后发到先发:关于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理论思考》,《产业经济研究》2011 年第4期。总之,竞争战略就是要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破解自然禀赋约束,发挥人的创造性,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竞争力,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某些先发 展地区产业造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绝对优势,实现跳跃式发展。

  3.从成本外生型向成本内生化增长模式转型

  成本外生型增长模式是指在经济增长中将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视为经济系统外部的成本,在进行经济决策时不予考虑。在工业化经济体系的形成初期,经 济增长没有到达生产的可能性边界,物质资源并未得到充分利用,资源短缺及环境污染等问题对经济系统的约束较弱。并且,从社会福利来看,由经济增长带来的收 入水平提高的正效用高于由于收入分配不均而产生的负效用,因此,企业和政府单纯依靠经济成本和经济收益的分析做出经济决策就可以实现收益最大化。伴随着经 济增长的指数型扩张,这种增长方式的弊端凸显:一方面,污染产权的界定不清产生了在资源和环境方面的“公地悲剧”,环境治理在外部性的作用下十分困难;另 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矛盾已经上升到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因此,在追求质量型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将外生的成本内生化于经济主体的决策成为解决问题的关 键。成本内生化的增长模式,就是将社会、资源、环境等纳入整个经济系统的增长目标中,将原来外生于经济增长系统的成本纳入经济决策中。成本内生化增长模式 的实践路径在于:第一,从制度方面形成对各类经济主体适当的激励机制。政府应倡导社会公平包容、经济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政绩观,将社会稳定、 环境保护等纳入政府的增长目标中。一方面,通过产权制度的完善及对节能减排的政策补贴和优惠,引导并鼓励企业改善生产方式,减少污染排放,降低环境成本; 另一方面,通过健全法律法规、完善社会转移支付制度、矫正市场垄断等方式降低增长的社会福利成本,使得增长的成果普惠全体公民。企业不仅以经济效益作为利 润动机,而应在环境产权的制度约束下,将污染的成本纳入会计核算,通过经济、环境的综合收益分析进行投资决策。公众应通过改善消费结构,从畸形、无限的物 质消费需求转向文化、艺术等多元化的精神需求上来引导企业改变生产结构。第二,突破节能减排的技术约束。中国工业技术的弱原创性和强模仿性是资源环境问题 的根源。成金华、吴巧生:《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与“环境成本内化”发展模式》,《管理世界》2007年第1期。实现成本内生化模式需要以技术创新 作为支撑。企业和科研机构应突破可再生能源开发的关键技术,将生命科学、计算机信息技术与工业、农业技术结合起来形成新的开发模式。减少资源消耗,增加资 源利用效率,推行环保产业和污染治理产业的发展,使工业化逐渐摆脱环境污染的约束。   4.从多元化向高级化的经济结构转型

  经济结构作为经济增长过程中要素配置的反映,伴随着经济增长过程的演进而不断变化。但是,经济的数量扩张并不会自然带来经济结构的优化。在数量 型经济增长的驱动下,并未引致中国经济结构的持续和快速转化,在某种程度上,经济结构失衡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伴生物。经济结构的失衡表现在:城乡二 元经济结构失衡、投资消费结构失衡、内外需结构失衡、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及区域结构失衡等多层次、多方面。需要说明的是,各层次的经济结构失衡并不是孤立发 生的,而是相互连结、相互影响的,产业结构作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其低水平、多元化的特征是整体经济结构失衡的症结所在。要实现质量型经济增长,必须促进产 业结构从多元化向高级化转型,将生产要素从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的部门转移到资源使用效率较高的部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路径在于:一要改组、改造传统产业,以 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二要发展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三要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的比重。产业结构的升级应按照消除结构性短缺或结构 性过剩、促进生产要素向效率更高的部门转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国际竞争力的原则进行。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既要有宏观规划的引导,也要发挥市场 竞争机制作用,合理调整产业的空间布局,避免地区之间的结构趋同,要因势利导,不同地区应发展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避开劣势,培育吸纳就业能力较强的优势 产业,以缓解资本对劳动的排斥,消除增长的瓶颈。

  5.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增长动力转型

  从中国现有的禀赋条件来看,难以继续为数量型经济增长提供长期支撑,要实现向质量型经济增长的转变,必须将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从传统要素投入转向 依靠全面的创新驱动。创新驱动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引擎,从主要依靠技术的学习和模仿,转向主要依靠自主设计、研发和发明,以及知识的生产和创造。洪 银兴:《论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学家》2013年第1期。具体内容包括:(1)通过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减少资源消耗、提高产出效率、缓解资源 约束;(2)根据经济发展阶段培育与之适应的新优势,在低成本比较优势被削弱的阶段,通过创新作用的强化,提升产业和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价值,形成新的 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3)创新驱动具有内生的经济增长动态适应机制,根据国际科技发展态势的竞争格局,不断调整区域的经济结构。创新驱动以科技创新为核 心,更注重全面创新的协同作用,其实现路径在于:以制度创新为建立全面的创新体系提供制度保证;以体制及机制创新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技术要素参与分配机制 及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以自主创新抢占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形成完备的技术创新体系;以产业创新形成以农业为基础、新型工业为支撑、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 系,增强产业竞争力;以文化创新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普遍崇尚创新的精神追求;以协同创新实现各方面创新的协调统一。

文章标题:高级统计师论文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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