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市化与服务业存在密切关系，通过构建两者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1-2009年中国各地区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协调程度进行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地区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水平都在不断提高，但地区差异较大，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扩大;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水平呈现显着的正相关关系;从协调度来看，各地区耦合协调度不断提高，优质协调的省份和严重失调的省份都较少，轻度失调和基本协调的省份较多;从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来看，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
关键词：城市化,服务业,协调度,高级经济师评审论文
随着中国近年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的研究也较多。对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和增长潜力进行了分析，发现城市化水平是影响城市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重要因素。分析认为城市化是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前提，它与服务业发展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城市化的推进能够促进服务业的发展。高级经济师评审论文《物流技术》是1981年创刊，是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并备案的中国第一本专业物流刊物，目前由中国物流生产力促进中心主管，中国物资流通技术经济委员会、中国物资流通技术开发协会、物流技术研究所主办。国际刊号：ISSN：1005-152X，国内刊号：CN：42-1307/TB。
一、引言
配第—克拉克定律表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相应提高，会促使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等非农业部门转移。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又会出现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的现象。最后的结果是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比重不断减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比重不断增加。第二、三产业对空间集聚和规模经济的要求，使人口、资源等集中为特征的城市化过程就成为了促进产业结构演进、第三产业发展的题中之义。20世纪以来，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的关系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他们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在国外研究中，最早进行了城市化与服务业关系研究，并明确了城市化是服务业发展的原因。以美国大中小城市的服务业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城市化过程所形成的区域市场是服务业发展的基础，城市化的发展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和扩张。以印度为例，实证研究了城市在其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中的作用。结果表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在印度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城市是商品流通的中心，发挥着巨大的网络效应，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载体。研究认为，伴随着农业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制造业和服务业将获得较快发展，而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又会进一步吸引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从而促使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中国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研究表明，城市化通过服务业部门的扩张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农业部门自给自足决定了其对服务业的需求有限，而城市生活的市场倾向引致居民对于运输、零售等服务业的需求更大，城市化能够带来服务业的产出和就业的增加。
从国内研究来看，通过建立多变量的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城市化引致生产要素向城市集聚，城市数量增加和规模的提升、非农人口比重的提高极大地刺激了服务业的需求，居民收入的增加和就业结构的转变最终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VAR)，运用动态计量方法对湖南省城市化与第三产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三产业产值比重长期内对城市化具有显着促进作用，但城市化对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影响却比较小，城市化是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提高的原因，反之则不成立。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等计量方法，采用中国1952—2007年时间序列数据，实证检验了经济增长、城市化与服务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服务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相互促进，经济增长带动城市化水平提高，但城市化水平对经济增长作用不明显，并进一步分析了在长期过程中经济增长对城市化水平、服务业发展的冲击响应。构造了城市化与第三产业发展的计量模型，考察了城市化对第三产业及其内部各行业就业比重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城市化对第三产业发展影响较显着，但对第三产业内部各行业发展的影响还取决于城市化的发展阶段、服务业的类型等因素。
纵观已有，关于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两者相关关系的探讨，而对于两者协调与否的研究却比较缺乏，基于此，本文试图探讨城市化与服务业相互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并通过实证研究评价中国不同地区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的协调性。
二、城市化与服务业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
城市化与服务业存在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两者相互推动。
(一)城市化进程促进服务业发展
城市化进程对服务业发展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聚集所带来的需求效应。城市化的过程就是人口集聚和产业集聚的过程，伴随着人口在城市的集聚，必然会对诸如商贸、餐饮、教育培训、房地产、文化体育、卫生保健等生活服务业产生巨大的需求;而产业的聚集，则又会对通讯、交通运输、仓储邮政、金融、保险、财会、法律、技术咨询等生产性服务业产生大量需求，从而促进服务业的发展。
(二)服务业发展推动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集聚需求效应能够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反过来，服务业的发展也会增强城市的吸纳能力，有利于加速城市化进程。首先，服务业的就业效应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服务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在三次产业中是最强的，同量的资金投入到第三产业所创造的就业岗位是第二产业的3倍~4倍，因此，服务业的发展增强了城市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促进了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其次，服务业在城市的集聚会通过提升服务产业竞争力来促进城市经济发展。服务业在城市集聚使得服务业能够获得专业化带来的规模经济及低成本竞争优势，从而促进服务业自身和工业的发展，为城市化的发展提供动力。
三、中国城市化与服务业协调度的测量
(一)协调度测量模型
耦合是物理学中的概念，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之间相互影响协同的现象。其原理为：设变量ki(i=1，2，…，n)为耦合系统中第i个子系统的综合序参量，xij(j=1，2，…，n)是第i个序参量的第j个指标值，分别为系统临界点序参量的上限值和下限值，则系统有序的功效系数kij可表示为：
kij取值在[0，1]之间，各子系统对总系统的贡献可表示为：
借鉴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概念及容量耦合系数模型，得到“城市化—服务业”两个系统相互作用的耦合度模型，即：
耦合协调度模型虽然简单，却综合了城市化与服务业的协调状况以及两者所处的发展水平，有效地避免了城市化水平低、服务业发展水平低，但两者协调的异常情况，因而具有简便但不粗糙、简单却又概括综合系统整体信息的特点。
(二)指标选取
对于城市化水平的测量，目前主要有三种方法，分别为城镇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非农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建成区面积占土地面积的比重。由于农村中也存在大量从事非农业的人员，如批发、零售等，因此，非农业从业人员比重可能高估城市化水平。同时，城市土地往往包括农田、林区等，实际统计中难以从城市实际占有的土地中分割出来，而且对该指标的统计，以往数据不具有连续性，难以进行不同年份的比较，不予采用。虽然中国户籍制度把拥有农村户口的居民全部视为农业人口进行统计，导致城镇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这一指标可能低估城市化水平，但考虑到国家统计局对城镇人口比重有专门的统计，而且该指标也是国际通用的衡量城市化水平的指标，因此，本文选择城镇人口比重作为衡量城市化水平的指标。
对于服务业发展水平的衡量，以往文献多采用人均第三产业产值或者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等指标来衡量。由于单纯采用人均第三产业产值指标衡量服务业发展水平，可能会高估服务业的发展，出现服务业“虚高”的现象，而如果单纯采用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衡量，则又可能出现服务业发展水平低，但占GDP比重高的情况，导致测算结果失真，因此，本文综合以上绝对值指标和相对值指标的特点，以人均第三产业产值和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两个指标来衡量，分别取0.5的比重，加总后的得分即为该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
(三)协调度的计算
首先，将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排除原始数据不同量纲的影响，公式为：
为标准化的数据，xij表示原始数据，max xij、min xij分别表示数据最大最小值，i表示地区，j表示各个指标。
将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根据耦合协调度计算公式，计算各地区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结果见表1。
(四)测算结果分析
1. 城市化水平时空变异特征。从城市化水平的横向比较来看，2009年排名在前十位的地区依次为：上海、北京、天津、广东、辽宁、浙江、江苏、黑龙江、内蒙古、吉林。排名在后十位的分别是：安徽、青海、新疆、广西、四川、河南、云南、甘肃、贵州和西藏。从各省份所属地区来看，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大都是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相对较低。
从城市化水平的纵向比较来看，中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2001—2009年全国平均值从31.38%提高到49.11%，上升了17.73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提高最快的五个省份依次为广东、浙江、重庆、福建、山东，分别提高了40.71、34.75、29.73、29.57、26.13个百分点。最慢的五个省份是：黑龙江、西藏、青海、吉林、新疆，分别提高了4.42、5.93、6.14、6.85、8.52个百分点。从东、中、西部地区来看，2001—2009年，东部地区平均值由39.69%上升为63.15%，提高了23.46个百分点;中部地区由31.94%上升为46.95%，提高了15.01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由23.29%上升为28.28%，提高了14.99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差距在不断扩大。 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时空变异特征。从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横向比较看，2009年人均服务业增加值排名前五位的地区分别是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和广东，排名后五位的是：贵州、甘肃、云南、江西和安徽;而从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来看，排名前五位的是：北京、上海、西藏、贵州和广东，后五位的是：河南、江西、山东、河北、安徽。西藏和贵州两个地区由于工业发展落后，使其在人均服务业增加值都较低的情况下，服务业比重却相对较高。但整体而言，无论是人均服务业增加值还是服务业比重，东、中、西部地区都呈现明显的梯度递减格局。
从服务业发展水平的纵向比较看，2001—2009年，全国人均服务业增加值平均由3 725.16元增长到12 710.87元，增长了3.41倍;服务业比重由39.59%上升为41.60%，增长了2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地区人均服务业增加值平均由6 891.30元增长到23 065.36元，服务业比重由42.45%上升为45.85%，增长了3.4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人均服务业增加值平均由2 406.5元增长到8 655.30元，服务业比重由36.77%上升为38.08%，增长了1.3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人均服务业增加值平均由2 045.64元增长到6 984.57元，服务业比重由39.57%上升为40.93%，增长了1.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与中西部之间的差距扩大。 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变异特征。从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的变化来看(见表1)，全国平均值逐步上升，由2001年的0.433上升为2009年的0.509，其中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从0.567上升为0.678，中部地区从0.414上升为0.473，西部地区由0.328上升为0.387，东、中、西部地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
根据?兹值的变化，将耦合协调度进行等级划分，本文将其分为4个等级，当?兹∈(0，0.25]时，为严重失调;当?兹∈[0.26，0.50]时，为轻度失调;当?兹∈[0.51，0.75]时，为基本协调;当?兹∈[0.76，1)时，为优质协调。从耦合协调度所属等级来看，2009年优质协调的省份和严重失调的省份都较少，轻度失调和基本协调的省份较多，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见表2);从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来看，基本符合东、中、西部空间分异规律，优质协调和基本协调的省份基本是东部地区，而轻度失调和严重失调的省份，则基本是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其空间分布见图2。 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水平的相关性。图3和图4分别显示的是2001年和2009年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水平正相关，回归结果的斜率都在1%的置信水平上是显着的。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在分析城市化与服务业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基础上，构建两者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实证分析了2001—2009年中国各地区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协调程度，并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地区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水平都在不断提高，但地区差异较大，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扩大;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水平呈现显着的正相关关系;从协调度来看，各地区耦合协调度不断提高，优质协调的省份和严重失调的省份都较少，轻度失调和基本协调的省份较多，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从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来看，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
城市化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服务业对城市化的支撑作用有所不同，而处于不同阶段的城市化水平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也存在较大差异。在城市化初期阶段，工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此时市场对服务业的需求数量少、层次低，城市化与服务业相互影响较小;到城市化中期阶段，工业较为发达，对资本、人才、技术、信息等方面的配套服务需求不断扩大，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都得到快速发展，城市化与服务业之间的影响不断增强，但这一阶段，工业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到城市化后期阶段，城市已经完成了工业化，服务业超越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推动力，同时，城市化水平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程度也在加深。目前，中国除了北京和上海两个发达城市已经进入到城市化后期阶段外，绝大多数地区仍然处于城市化中期阶段，城市化进程加速，此时，城市化与服务业的协调发展尤为重要。对于东部地区，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水平都较高，协调度也较高，两者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发展。而对于中西部地区，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水平都较低，协调度也较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制定相应政策充分发挥城市的集聚效应，吸引农村劳动人口进入城市就业，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提速城市化进程。同时，应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提高服务业比重，在运用现代经营方式和先进技术大力改造和发展传统服务业的同时，加快金融保险、房地产、信息网络等在内的新兴产业发展，并充分利用资源禀赋条件，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第三产业，促进城市化水平和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高，促进两者的协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