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守望到叛逆

　　摘要：本文将从两组人物的对比中探究《李尔王》与《高老头》两部作品的同与不同，并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分析两部作品人物所扮演的历史角色以及这一角色的社会意义。
　　关键词：金钱，利己主义，守望，叛逆
　　
　　朱光潜说：“悲剧向来被认为是最高的文学形式，取得杰出成就的悲剧家也是人间最伟大的天才。”［1］〕莎士比亚就是这样的天才作家。其中之一便是在《李尔王》中揭示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对家庭伦理关系和传统道德的破坏。而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则进一步的揭示出资本主义在通过几百年的发展之后，这种“利己主义”“金钱至上”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的事实。这使我们更加深刻地领悟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资产阶级“使人和人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2］论述的社会内涵。
　　两部作品都反映出了封建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社会风貌和人们的思想意识，从《李尔王》可以看出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初露端倪的利己主义思想对封建社会的破坏与颠覆。而《高老头》则表现了资本主义的利己主义、金钱思想对普通人的胜利。
　　下面我将从以下两组人物对比中归纳出两部作品的异同：
　　一．李尔王与高老头
　　作为父亲，李尔与高老头都爱自己的女儿，并以土地、金钱等物质形式表达这种爱；对于他们的女儿则利用了父爱，以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当然与高老头不同，李尔还有一个真诚的爱着他的女儿。两部作品都采用了相同的社会关系横截面来反映社会转型时期人们观念和精神境界中的冲突，以及社会内部权利和财产的再分配所引起的社会关系和道德关系方面尖锐矛盾和斗争。处在这种矛盾焦点上的李尔王与高老头成为作者笔下的悲剧人物，但二者的悲剧原因又有很大的不同。
　　两位主角都因为错误的抉择而遭受身体与精神的双重重压，并最终过早的走到生命的终点。追寻两位主人公的悲剧原因，其中可以发现“性格悲剧”与“社会悲剧”两大基本原因。李尔的悲剧则主要是“性格悲剧”，在《李尔王》中，每一个选择都是李尔自己做出的，但刚愎自用的性格又使李尔每次做出错误的选择。这一转变反映出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的萌芽和发展，由神性向人性的转变过程。而到了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基本上打败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一系列的思想体系逐步在社会中建立起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更加金钱化，高老头的悲剧则是当时“社会悲剧”的表现，他的悲剧来自于整个社会的金钱罪恶，金钱扼杀了亲情，堵塞了同情，玷污了爱情”，社会就是一个大的吃人场。无怪乎就能在鲍赛昂夫人的嘴中听到“您越没有心肝，就越能步步高升。您心狠手辣，人家就怕你。”［3］这样的话了。
　　由此可见，虽然悲剧模式相同，但由于作家所处的时代不同，所揭示的时代内容不同，人物的悲剧原因也有所不同。而且这种悲剧的原因也体现在两位作家对“父爱”的描写中，李尔的父爱是一种王者的施恩行为，过分强调自我尊严的父爱，表现的是他刚愎自用、惟我独尊的性格。而在高老头那里，他的爱女之情溢满全篇，只要一看到女儿，听女儿叫一声“爸爸”，就可以付出一切，忍受一切痛苦。整篇小说没有展现出他具有个性的一面，更感受不到他的脾气、性格。面对高老头的死亡，我们无力指责高老头什么，为了女儿，他付出了一切。我们唯一可以指责的就是这个以金钱为一切的肮脏社会，这股潜藏在城市内部的黑金暗流，它吞噬着每个善良人的心灵，所以说高老头的死亡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社会的悲剧。
　　二．埃特蒙与伏脱冷
　　埃特蒙与伏脱冷这两个人物形象实际上延续了两部作品中父女冲突的悲剧，李尔王和高瑞纳两姐妹与高老头和娜齐姐妹反映出了金钱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对农业文明时期人伦关系的巨大排斥性，即金钱意识对家庭伦理血缘关系的冲击。那么埃特蒙与伏脱冷则体现出资本主义价值观导致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纽带的转变。我们知道在封建社会道德和荣誉是维系除血缘关系外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重要纽带。当资本主义价值观崭露头角之时，金钱就成为联系人与人关系的一个重要纽带。这里的金钱并不仅仅指货币，而泛指一切可获得的个人利益。尽管二者都是个人极端主义的忠实信徒，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什么天地良心都可以不顾，只有赤裸裸的占有欲望，但二者的形象又反映出时代的不同特色。
　　作为挑战封建秩序和等级的第一人，埃特蒙不相信中世纪的基督教观点，敢于破除封建贵族地主阶级的旧道德。这与文艺复兴的思想内质是一脉相承的，但这仅仅是他的行为在客观上造成的影响，从主观上看，他更多地体现出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新兴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冒险家的贪婪、狡诈、人性丧失和极端利己主义。他冷酷无情，六亲不认，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赤裸裸地公开奉行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资产阶级自由竞争法则，用血与火的文字书写了新兴资产阶级的罪恶发家史。
　　伏脱冷较之埃特蒙资产阶级冒险家的身份有着很大的区别，他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罪恶的制造者，资本主义社会的揭发者的角色出现的。这一现象乍看十分古怪，但若仔细分析他个人行动的思想基础，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首先，伏脱冷给人的第一感受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极端利己主义。虽然它不是资产阶级，但他贪婪程度和抢夺的劲头不亚于资产阶级。其次，是很强烈的甚至是病态的个人复仇情绪。伏脱冷的人生历程是崎岖坎坷的。困窘卑贱的社会地位和资本主义社会人相侵吞的社会现实，把他自发的抗争精神扭曲成歇斯底里式的个人报复。难怪伏脱冷说自己是“在战场上为了不被人杀而不得不杀人，为了不受人骗而不得不骗人”。［4］再次，是对资产阶级启蒙主义的幻灭。伏脱冷公开宣称：“我是卢梭的门徒，我反抗社会契约那样的大骗局。”
　　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过程中社会动荡引发了作者的思索。旧的秩序与等级遭到了新兴资产阶级野心家的无情颠覆，个别野心家的不折择手段，极端的利己主义行径都使16世纪伊丽莎白时代“快乐英国”的国泰民安景象荡然无存。“圈地运动”使国内到处都是流浪的乞丐，瘟疫、疾病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无穷的苦难，在邪恶势力的现实面前，人文主义者的政治理想破灭了，而《李尔王》就是一部人文主义的悲剧，是一次莎士比亚内心人文主义情怀的心灵解读。
　　莎士比亚人文主义理想的失落首先反映在道德关系纲常伦纪的颠覆。支撑一个和谐安定社会——“亲子之爱”轰然倒塌，被一种赤裸裸的冷酷无情的利害关系所取代。高瑞纳和里根、埃特蒙完全背弃了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以及善恶标准，而这群“新人”所带来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道德观念，莎士比亚是侧目而视的，因为这与他以“仁爱”为中心的人文主义理想是互相抵牾的。可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整个社会礼崩乐坏，日益变得不可收拾。莎士比亚对此痛心疾首，可无奈没有回天之力。其次，莎士比亚通过李尔之口，呼吁统治者以仁慈来对民众。“安享荣华富贵的人们啊，睁开你们的眼睛来，到外面来体味一下穷人所忍受的苦，分一些你们享用不了的福泽给他们，让上天知道你们不是全无心肝的人吧”。［6］这种统治者能够体察民意的美好理想以及人与人之间按照“仁爱”的准则和睦相处的人文主义理想，无论是剧中的李尔还是现实中的莎士比亚都没有实现这一理想的物质力量。所以，理想必然碰壁。而对于莎士比亚而言，人文主义理想的种种最终都归于湮灭，自己的抱负得不到实现，失望就是肯定的。守望也许就成了这个现实世界的唯一选择。
　　当封建主义退出了历史舞台，社会意识被完全的资本主义化时，资本主义社会对异己分子提供了了两种选择：一种是死亡，被社会“新陈代谢”掉；另一种是被“洗脑”完全按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行事。高老头这个固守封建宗法观念的资本投机者，虽然他在工作上能够按照资本主义的要求行事，但在处理人伦关系时“过多”地保留了宗法观念的老一套，最终不免被资本主义社会所吞噬。他不愿“洗脑”就只能面对死亡。不愿面对死亡，一心想要往上爬的拉斯蒂涅则展现出一个人如何被“洗脑”，如何接受了极端的个人主义行为准则的心路历程。拉斯蒂涅被“洗脑”叛逆自我的最终结局由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方面的影响。内部因素则是出人头地的强烈个人愿望，外部因素则是社会的诱惑和冷酷，以及伏脱冷鲍赛昂夫人的“指点”，高老头的“现身说法”。这些使拉斯蒂涅从灵魂里感到善良的软弱，当他在高老头的墓前落下最后一滴“善良”的泪珠时，他已经被打上了“个人主义”的标记了。可是在这样一个弱肉强食的“动物王国”了，谁有能活着而不被同化呢？当人类就要远离道德美善之行，走入利己主义的邪恶阴影之中时，“叛逆”也许就是此时人类的心灵写照。
　　参考资料：
　　［1］朱光潜著《悲剧心理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第四卷第572页
　　［3］巴尔扎克著张冠尧译《高老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0页
　　［4］巴尔扎克著张冠尧译《高老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9页
　　［5］巴尔扎克著张冠尧译《高老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6页
　　［6］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悲剧集》北京燕山出版社第3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