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中，我们学习到的不仅是专业知识，还有一些思想政治，个人素质的提升。每个大学都有其办学宗旨和教育理念，也正是学校的理念不同发展和方向也不相同。本文是一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范文，主要论述了大学理念的“变”与“不变”。
摘 要：大学理念是人们对于大学本质及职能进行哲学思考的认识结晶，通过不断的吐故纳新来实现自我的超越与发展是其生存发展的固有逻辑。多元大学理念的不变逻辑就是人们对大学本质的守望与传承。《现代大学论》是弗莱克斯纳在已有大学理念基础上，对当时代大学进行主动觉解的认知体现。我国大学模仿借鉴程度高，自我发展程度低，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过程中必须以本土化的大学理念作支撑、高度重视学术自由，不断提高人文学科地位，才能最终形成特色鲜明，类型多样的大学生态。
关键词：大学理念,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
今年，是“美国著名教育批评家和改革者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1866-1959)”[1]的著名论著《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Universites：AmericanEnglishGerman[2])(后文简称《现代大学论》)一书问世85周年。这部堪称经典的著作，是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观的集中体现，它不仅对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世人不断反思“大学之为大学”，也提供了别样的认知镜鉴。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观，距今虽然已愈百年，但他对大学内在本质与行为边界等问题的哲学思考，对我们反思当下的中国大学建设，依然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和意义。
一、大学理念的恒久之变：“吐故”和“纳新”
大学理念是人们关于“大学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等内在本质及其规律性问题，在认识论层面进行哲学拷问的认知结晶。著名学者潘懋元先生认为[3]：
大学理念是一个上位性、综合性的高等教育哲学概念， 但它不仅反映高等教育的本质， 而且涉及到时代、社会、个体诸方面的因素。从“理念”切入， 不但可以更好地把握高等教育的本质、功能、规律，而且能更好地理解高等教育规律如何制约和支持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认识与追求。
在实践中，作为特殊学校的大学自产生以来，就未曾停歇它进化发展的脚步，21世纪的哈佛与17世纪的哈佛已大相径庭，现在的中国大学也与扩招前的中国大学风格迥异，我们不可能也无法用“不变的眼光”去审视、评价和建设大学。所以，我们与大学相关的想法、理论和理念等也必将因时、因地、因人而变，正是“在大学的古老与年轻之间、守正与创新之中，回归大学理念一再成为热门话题”[4]，在学界和实践中被人们不断地研究和验证。大学理念也在这不断的流变中，实现着自我的超越与发展。
(一)大学的变以图存决定了大学理念要吐故纳新
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思想，不仅是物种与自然之间的丛林法则，也是大学与社会之间的丛林法则。加塞特(Ortega YGasset)认为[5]：
人类从事和热衷于教育，是基于一个简单明了、毫无浪漫色彩的原因――为了能够满怀信心、自由自在和卓有成效地生活，必须知道很多事情，而人的学习能力和需要获得的知识又不成比例。
所以，人类热衷于教育并对此给予各种投入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人的学习能力与需要获得的知识不成比例这一生存性矛盾，而大学作为特殊的教育组织形式，其生成、发展、演变自然也要以承担和履行教育的这一社会责任为旨归。大学的发展史表明：当其职能效应与社会需求实现良性互动时，大学就能获得生存发展的环境支持，组织的本体功能也能在责任承担中得到巩固提升;反之，当其职能效应与社会需求出现错位断层时，社会环境将迫使大学在“坐以待毙”和“变以图存”间做出选择。
在历史上，从西方最古老的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到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柏林大学(University zu Berlin)，再到美国的维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从人才培养的单一职能到
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二元职能，再到培养人才、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的三元职能(加上文化传承就是四元职能);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再到普及教育;从“象牙塔”到“社会轴心”再到“动力中枢”。可以说，大学的每一次革新和发展，都是在“适应”社会环境的同时，努力追求着自身的本体性、合理性和完善性。因此，弗莱克斯纳说：“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大学，大学是社会进化的组成部分”[6]3，阿什比(Eric Ashby)说：“它像动物和植物一样地向前进化，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7]。在变动不居的社会面前，大学只有在滞后、适应与超越间不断地做出明智的调整，才能在彰显“外在社会性”的同时，获得生存与发展的契机，并最终达致自我的“内在组织性”。
既然大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从未停歇变以图存，革以求进的脚步，那么作为人们对大学组织特性与行为功能进行哲学思考的大学理念自然也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变，“只有认真思考大学的变与不变这一具有哲学意味的问题，才能科学谋划大学发展战略”[8]。从根源上看，一种大学理念的产生，本质上是一定时代的大学机能在认识者思想中的反映，但其本源却是认识者在已有社会环境中对大学组织特性与行为功能情况进行反思批判的结果，是对历史和现实所提供的认识素材进行创新发展的结果，也只有不断的吐故纳新，人们才能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形成既符合大学“内在组织性”，又符合大学“外在社会性”的大学理念。 所以，大学作为埋嵌在特定历史和社会中的特殊组织，既带有遗传导致的质性共识，又带有环境变化导致的时代预期。这一特性，使大学理念呈现出“当代看客”不断修正已有理念，“未来看客”却又修正“当代看客”理念的次第更新态势，因此也形成了不同流派、不同主张和不同内容的大学理念，从纽曼(John Henry Newman)的“乡村”到弗莱克斯纳的“市镇”再到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五光十色的城市”，虽非言人人殊，但亦非异口同调。任何一种大学理念都是对大学变以图存的哲学思考，都是对已有大学理念吐故纳新的结果，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使大学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以满足人类对大学的功能需求，即使是各不相同的大学理念，其“大学理念的真正核心与争论焦点并不在于什么是‘理念’，而在于什么是‘大学’”[9]，什么样的大学才是人们理想愿景中的大学。
(二)《现代大学论》是弗莱克斯纳对当时代大学的主体性觉解
我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认为，人类最显著的特质就是具有对事物的觉解能力，“人不但有觉解，而且能了解其觉解，并且于觉解时，能自觉其觉解”[10]。所以，一种大学理念的形成与发展，既是持有者在当时代对大学之为大学的认识投射，也是持有者个人经历及其对大学应然状态的理想期待。《现代大学论》作为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观的代表，正是他对所处时代的大学状况和应然期待进行主动觉解的结果。
李国仓：大学理念的“变”与“不变”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及其大学境遇，是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观产生的客观土壤，他所出生的家庭背景，从童年到中学再到大学的求学经历则是其现代大学观形成的“稻种”(家庭背景、求学经历对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观形成的影响，详见郝艳萍论文[11])。“若借用佛家的名辞，我们可以说，觉解是‘明’，不觉解是‘无明’”。[12]《现代大学论》正是在此“土壤”和“稻种”的共同作用下诞生。他说[6]3：
从1928年秋天至1929年夏天，我访问了德国和英国的大学，以了解这些大学的现状、问题和工作方面的最新情况。……为了探讨“现代大学的理念”，我从美国、英国和德国大学的各自特点去分析他们。我扪心自问：面对我们的理想，大学现在能满足什么?不能满足什么?
通过自己的主动觉解，弗莱克斯纳形成了自己对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大学的组织与管理、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职业与专业等宏观或微观问题的一系列看法和主张，并以《现代大学论》这一知名论著的形式享誉高等教育界。
因此，《现代大学论》是弗莱克斯纳对大学本质、功能与使命等根本性问题开展哲学思考的结晶，并在他以后的实践中得到了信奉、遵从和执行。比如，他创立了闻名世界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三)《现代大学论》是弗莱克斯纳对已有大学理念的批判与传承
大学理念作为一种主体认识，是已有认识和反思现实的结合体。持有者若没有对已有大学理念的批判和传承，就不会有新大学理念的诞生和发展，这种内置的批判传承关系，使不同时代、不同类别的大学理念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现代大学论》是对洪堡大学观传承发展的结果。18世纪末19世纪初， 实用主义大学观在德国大学成为主流，这使大学人在处理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产生了许多困惑，并在实践中导致了许多问题。在此宏观背景下，由洪堡负责组建的“柏林大学却超越了启蒙思想的功利主义原则，体现了新人文主义、理想主义的大学观念”[13]，洪堡认为大学要独立于社会经济生活之外，以纯粹的科学追求为组织原则，师生则要免予俗务，甘于寂寞，自由地潜心科学研究，他在《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组织》文稿中，提出“每名成员如果能最大限度地认同于纯学术的观念，高等学术结构才可望实现其目标。所以，在这一群体中，孤独和自由便是支配性原则”[14]。1884年，弗莱克斯纳进入以德国大学为范例而创建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学习;1905年，他又到德国柏林大学开展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这些经历成为他现代大学观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他在《现代大学论》中主张的“无用知识的有用性”、对“纯研究”或“基础研究”的倡导捍卫，对教师与学生、专业与职业、科学与人文等内在逻辑体系和相互关系的主张，与建立在新人文主义和理想主义基础之上的洪堡大学观可谓一脉传承，这也是整本书中，他对德国大学批判最少的思想根源，他甚至认为“德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最接近于还高等教育以其应有的位置”[6]266。
同时，《现代大学论》还是对实用主义大学观进行批判反思的结果。弗莱克斯纳所生长的时代，正是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上的黄金阶段。工业化、城市化的实现在给人们带来丰盈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使实用主义这一美国本土哲学成为人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实践选择的哲学主导，大学在这一文化冲击下也未能独善其身。当时的美英德大学，充斥着为扩充教育机会而稀释招生质量、为迎合社会需求而丧失学术操守、为获取办学资源而滥发学业证书等诸多不当之举，这些非理性行为导致美国的大学对短暂的和眼前的需要不加思考地一味迎合。在弗莱克斯纳的眼中，英国的大学虽没有美国严重，但也面临着过于顺从地方利益和实际需求的危险。德国的大学局面即使不像美国那么危险，但也存在通过降低学术水准去为社会和企业提供服务的功利主义做法。
弗莱克斯纳认为，现代大学在根据需求、事实和理想做出适应变化的同时，已走向了“唯社会需求至上”的极端危险之地。所以，自小深受理性主义精神浸润的弗莱克斯纳，不仅对以柏林大学为标志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展模式欣赏有加，而且他还以此为认知标杆，构建自己的现代大学观，并对实用主义之风肆虐的美英德高校进行了严肃犀利的批判性分析，从而再一次引起了大学人关于“大学是什么?大学何为”等有关大学办学理念与实践的持久反思，也确立了他在大学理念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
二、大学理念之变的不变逻辑：守望大学本质 从大学的发展史看，自中世纪大学诞生至今，人们一直在探寻“大学是什么?大学何为?”等有关大学本质与功能的时代答案，这是大学同外部环境博弈发展的认识需要，也是人们希望大学发展能够回归正途的理想诉求。这种需要和诉求，虽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和时代特点，但也遵循着守望大学本质这一共同的历史逻辑，前者是大学理念多元多变的主体基础，后者则是大学理念一脉相承的内在根基。
(一)守望大学本质是多元大学理念的历史共识
关于“大学是什么?大学何为?”的认识论问题，自大学创制以来就或隐或现地存在着，但认识的结果却从未实现高度的统一。比如，纽曼在《大学的理想》(The Idea of a University)中所阐述的大学认知与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
论》中所论述的现代大学观就大异其趣，而赫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在《学习型社会》(The Learning Society)中所推崇的理想与克拉克・克尔在《大学的功用》(The Use of the University)所绘制的理想大学则大相径
庭。正是由于认识主体在哲学思想和价值诉求上的不同，才使人们在大学的本质及职能等问题上，产生了难以类化和数计的大学理念。所以，人们在承认并不存在唯一固定不变的、普适性的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开始在大学理念的变幻发展中形成了某种历史性共识，这种共识就是对大学本质属性的历史坚守，正是这一质性特征，成为大学在不同时代安身立命的合法性基础。
正像比尔・雷丁斯(Bill Readings)在《废墟中的大学》中所言：“大学这种文明形式就是建立在‘废墟’之上，表现出层层积累的效果，人们不断的建造、维修再推倒，然后又在原有的遗迹上重建”[15]。如果说大学的演变过程果真如此，那么这种废墟之下的不变根基就是关乎大学之为大学的存在根本，如育人启智、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知识探究等，这是大学存在发展的共性基础，失去了这些普适性的本质特征，无论是大学的心理边界，还是大学的空间地理边界，都会被大学之外的各种利益诉求所打破，使大学失去自身的独立性和合法性，也就谈不上大学发展的内外部规律。
当然，大学作为社会创造之物，根本无法抛弃社会价值诉求而独立发展。大学从对社会的被动适应到主动满足，再到对社会发展的积极引领，其职能从人才培养到科学研究，再到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每一次职能的丰富和完善，都是大学与社会互动的结果，但社会的价值诉求并不是决定大学之为大学的内在根基。“对于社会要求大学承担的使命与责任，先不说大学应不应该承担，即使大学应该承担，还要看大学能不能承担，而这正是大学的本质决定的”[16]，如果大学无视自己的本质功能，而一味迎合外围需求，久而久之必将失去“我之为我”的现实合法性。
大学作为埋嵌在特定历史和社会中的特殊文化组织，被持有不同实践经验和价值取向的“大学看客”们对其理性认知，进行不断的再构思、再表达。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同的大学理念都可以依据持有者的认识哲学和价值诉求寻找到各自理念存在的现实根据，无论他们是“乡村”、“市镇”，还是五光十色的“城市”，区别只在于他们对大学价值诉求的不同，而揭示并守望大学的本质，统一大学的本质内涵与职能外延，把大学推回“大学之道”的理想诉求却是亘古未变的历史共识，也是诸多大学理念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
(二)弗莱克斯纳的大学本质观
《论语》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人们对于“大学”这一特殊社会组织的各种认识和实践行为，均源自人们对于“大学”这一称谓的认识和界定。不同的界定反映着不同的大学本质观、组织观、功能观和实践观。“弗莱克斯纳学校”的创办、《美国和加拿大的医科教育》的发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创立发展，以及他陆续发表的学术文章，乃至后来代表他大学观的知名论著《现代大学论》的出版，可以说他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一言一行都是他对“大学之为大学”本质属性认知的外在反映。
在他看来，人们对“大学”一词的使用太过宽泛，导致大学的工作、组织和管理偏离了正确轨道，出现了稀释泛化。“大学本质上是一个做学问的场所，致力于保存知识，增进系统化的知识，培养远高于中等教育水平之上的学生”[6]201，真正的大学应是师生无拘无束开展精神和智力活动的乐园，不仅具有高尚而明确的目标，而且不为世事俗物所干扰，是一个能够做到精神与目的高度统一的、自主自治的有机实体，“大学可以在忠实于知识的情况下提出建议并观察结果，然而不能成为对其后果承担责任的实际代理人”[17]19。可见，弗莱克斯纳深受德国传统大学模式的影响，在“他心目中的‘理想的大学’或者说‘真正的大学’，实际上就是传统的研究型大学，就是洪堡在19世纪初建立起来的柏林大学”[18]。
从大学的这一本质逻辑出发，弗莱克斯纳在书中高度强调大学追求科学、探究学术的纯粹性和自治自主性，极力推崇科学研究的非功利性，并据此对大学机体的内部组织机构、行政和学术管理体制等进行了理想架构，对大学里的招生选拔、课程设置、学位授予、人才培养、专业职业之分、科学人文之思、大师大楼之辩以及学术交流、编外教师制度等发表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同时，他还依据自己的大学本质观，对当时美英德大学现状进行了犀利的评判分析。
《现代大学论》之所以能够在大学理念史上占据一个重要地位，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在实用主义哲学盛行的时代逆势而上，高举理性主义旗帜，极力捍卫大学的内在学术价值和学术自由权利，对当时狂热于社会服务的各国大学来说起到了“刹车调向”的作用，促进了大学的健康发展。
正如弗莱克斯纳本人坚信的那样，只要大学人能够在“什么是大学”这一本质问题上做出正确的界定，大学就能在实践中走出困境和危机，而这才是攸关各国大学兴衰存亡的根本。他说：“我相信，错误和弊病一旦得到纠正，大学的理想就会显示其内在的巨大力量――虽然不同的国家表现方式不同，但都奔向相同的最终目的”[6]6-7，这一相同目的就是在正确大学本质观的指引下，让大学“为应为之事”。 (三)弗莱克斯纳的大学职能观
布鲁贝克(John SBrubacher)说：“为了生存并产生影响，大学的组织和职能必须适应周围人们的需要”[17]18。在弗莱克斯纳看来，“现代大学的最重要的职能，是在尽可能有利的条件下深入研究各种现象：物质世界的现象、社会世界的现象、美学世界的现象，并且坚持不懈地努力去发现相关事务的关系”[6]18，但他同时认为没有一个研究者能够在有限的生命力穷尽所有的研究问题，出于传承知识和观念的目的，大学同时必须承担起训练学生以“继承事业”的人才培养重任。除此之外，忠于本质的大学就不适于承担其他职能。
在此职能观影响下，弗莱克斯纳并不排斥大学与现实世界的密切接触，但他认为大学在根据社会需求、事实和理想做出明智变化的同时，不应像水中浮萍一样，流行什么就迎合什么，需要什么就满足什么。真正的大学在履行职能时，应该坚守自己的大学本质，对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价值诉求持完全客观的学术态度，“能够在研究现象的同时，不去考虑在任何特定的时候就某些特定的事告诉立法机关、社区公众、市政当局和各种商会应该做些什么?”[6]11。 在大学人为“继承事业”而开展的人才培养活动中，教授们应该视学生为成熟的责任主体，使他们对自己的学习、所学学科和学习方式负责，经受不住这种考验的学生将受到大学的抛弃。
所以，弗莱克斯纳在书中极力主张“无用知识的有用性”，大力推崇“巴斯德式的社会服务”，认为“学问之所应培养好奇心，它们受即可功用的因素干扰越少，它们对人类福利和现代社会智力生活作出的贡献就越大”[19]。“课题必须是严肃的或具有严肃的含义;目的必须是没有私利的;不管研究结果对财富、收入或物欲的影响多么大，研究者必须保持客观的态度”。[20]惟其如此，大学才能够真正地分析研究各种社会问题、产生理论、培养探究和讲授真理的人才、保存并发扬知识和思想。这样的大学才能以其实力和声望，为我们在动荡的世界里做出明智的行动发挥出自身的职能。
“面对当时的社会变革， 弗莱克斯纳认为， 美国的一些著名大学也开始迷失，英国的状况虽然不那么严重，但也有所表现，德国大学则以一贯的理性保持了清醒”。[21]而他看到的美英德大学，大多在忙那些并不属于大学职能的任务，尤其是美国大学不仅模糊了职能边界，而且过度追求短暂的眼前需要，承担了太多不属于大学职能的“服务性行为”，致使某些大学出现了许多荒唐之事。这些大学所从事的“不应涉足之事”，不仅浪费了大量的人财物，让大学沦落成为了无所不包的“垃圾场”，而且也损害了“我之为我的”大学尊严，淡化了大学的身份标识，影响了社会的长远发展。
三、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观的理性审视
正如弗莱克斯纳所言，我们不可能期望所有的国家、地区都采用一种单一的大学发展模式，这是很荒谬的。同样，我们也不可能期望所有的大学、大学人都信奉或遵从一种固定不变的大学理念。《现代大学论》作为一部论述现代大学理念的经典之作，固然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时代特点和感情色彩，但它对“大学是什么以及大学何为”等问题的认识剖析却在历史的变迁承续中保有不变的价值。通过观古思今的镜鉴方式，用“变”与“不变”的哲学思维，去理性审视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观的拙见与偏狭，对于当下我国正在大力推进的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或多或少能有一些启发。
(一)《现代大学论》部分观点摘述
关于现代大学的理念。作者在开篇就标举自己阐述的是“现代大学理念”，以区别于纽曼之《大学的理念》。在这一新理念下，作者从历史的角度审视大学发展，认为大学具有适应与不适应、落后与领先这两个并不矛盾的时代特征，而且不存在适应于各个时代和国家的统一的大学发展模式。虽然，大学一直在调整自己以适应外在的需求与压力，但判断大学质量优劣的理念和质量标准是持续存在的，真正的大学应该是一个自主自治的有机体，拥有高尚而明确的目标，能够做到精神与目的的统一，而不仅仅是行政的集合体。
关于大学里的学术自由。学术自由是德国古典大学观的一条核心原则，作者在书中秉承这一原则，认为大学的精髓就是学术自由。在教师方面，意味着教师可以研究任何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不受任何限制地走自己的路，而不必受制于外在的压力和管控;在学生方面，意味着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课程、教师、考试时间甚至自由转学，学生应像一个成人一样被对待，并对自己的学习负责。大学的行政管理就是要为师生的学术自由搭建平台、创造条件，而不是去干扰侵犯他们，“一句话，大学应该是学者的乐园，应该是他们没有任何约束的、按自己的方式发展精神和智力的场所”[22]。
关于大学的科学研究。作者认为，只有不带功利色彩的纯科学研究，才能在研究解决问题的同时，使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获得快速发展。尽管，这些研究本身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现象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能够为“伟大的社会”理解并掌控自身施加明智的影响，但大学和研究者作为科学研究的组织者和承担者应漠视研究的用途和效果，至于用途和效果那是政府、市场和企业的事情，与大学无关。
关于大学里的人文学科。作者认为，它“不仅包括严格意义上的人文学科，而且包括科学知识本身内在的人文价值”[23]，这些学科不仅能对社会的发展乃至历史进程产生实在的影响，具有价值和后果，而且也是对科学进步状况进行冷静的哲学反思的一个平衡点。因为“知识的进步和控制力的增强会冲昏我们的头脑，使我们失去眼力，失去历史感，失去哲学观，失去对各种有关的文化价值的洞察力”[6]16。所以，人文精神与科学探索并不冲突，且能指引科学研究的方向，现代大学中应加强人文学科的研究工作，但实际上人文学科在大学中的发展步履维艰。
除此之外，关于大学的属性、职能、精神及其组织内外的关系处理等，作者都有一整套的看法。作者眼中的现代大学像人类社会的其他组织一样，是处于特定时代并对现在和未来都会产生影响的特殊组织，需要对社会采取明智的行动施加影响但却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历史责任，大学的各种行为都应以“研究发展知识和培养人才”为惟一宗旨，其他一切行为都是不当之举。除了宏观层面的论述之外，书中还就教师、学生、专业、职业、课程、学位以及大学的结构设置、组织管理、校园建筑、薪资待遇等微观层面的问题作了独特的分析。在解读研究方面，学界先人通过系统分割、评判分析等方式，已对其现代大学观作了多角度、多层面的哲学思考，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二)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观的拙见与偏狭
大学理念作为人类对大学有关问题的认识结晶，体现着历史和社会特点，融合着个体的情感和价值，这一特征决定了任何一种大学理念都没有绝对的普适性和永久的科学性。关于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观，有人对其理论持赞成态度并给予高度评价，也有人将其视为美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守旧分子”，对其进行攻击和评判。[24]无论是肯定与否定，还是赞扬与攻击，能够引起社会巨大争论本身就彰显了这一大学观的社会价值和智慧光芒。
弗莱克斯纳沿袭洪堡、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等人的大学理想与主张，坚守科学研究、学术自由和寂寞为学的大学本质观，呼吁真正的大学应是学者的乐园，是培养学术人才的有机体，质量要高，课程学位要充实有价值
，师生要精挑细选，氛围要自由而不求事功，并从这一内在逻辑出发，系统阐述了现代大学在社会中的应有位置、应为之事和不应为之事。实际上，不管大学是完全的打碎重建，还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沿革发展，传承发展知识和培养人才是其经久不衰，持续存活的生命点。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观牢牢抓住大学生存发展的生命真谛，极力维护大学的内在学术价值和人才培养地位，无论在任何时代，这一观点对于保护“大学之大”的尊严和地位而言，都不失为一种卓见。
大学要生存发展就要适应社会需要，但过度适应又将失去“我之为我”的身份特质，这是大学任何时候都不得不面对的两难境地。弗莱克斯纳在处理这一两难境地时，从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出发，主张大学要尽可能独善其身，可以同社会接触但不要过多承担为社会服务的职能，大学里的科学研究和科学研究的社会功用应各行其道，应不受社会现实所左右，这一观点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沉迷于实用主义哲学的美国大学而言无疑具有戒醒作用。
但是，社会的发展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化，引发了知识生存模式由“模式1”向“模式2”的现代转型。在模式1中，知识生产是基于学科和学术兴趣的、同质性、等级制的知识处理模式，承担的社会责任相对较小;在模式2中，知识生产是基于应用需求的、跨学科的、异质性的、非等级制的知识处理模式，承担的社会责任更大，覆盖的范围也更广。这一转变使得基于社会和国家需求导向的科学研究，成为现代大学知识生产和科学研究的必然选择，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地位凸显。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弗莱克斯纳“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的科学研究方式及有关大学职能的主张无疑是保守而偏狭的。
我们无法也无权对时空相异的不同大学理念进行“优劣评鉴”，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观也只是力求将大学发展拉回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时代的个人理想与价值诉求，是针对精英主义时代的大学而言的。对大众化甚至普及化的当代大学而言，他对大学社会服务、学生管理、大学组织等方面的许多看法显得有些过时，这种过时也表明了，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观中维持理想与满足现实需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虽然，弗氏的现代大学观在高教史上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但从高等教育哲学的视角来审视，其现代大学观“隐含着高等教育哲学政治论与认识论的折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融合、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博弈，在对大学的功利主义思想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对大学进行了理性的建构”[25]，这也是其思想体系无法回避的局限性。
国内外研究“大学理念”的学术成果之多，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但诸多研究只是对“大学理念”的简单化解读或重构，对于究竟什么才是当下应该践行的大学理念，似乎从来没有达成过共识。目前，学界对《现代大学论》的解读，也主要集中在对著者原有思想的阐释及其与现实的比对，至于在实践中究竟能产生多大的指导作用，既依附于研究者的身份地位，也确定于研究者所处时代的大学境遇。
(三)《现代大学论》对当下我国大学的镜鉴启发
当前及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全面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大力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将成为我国大学建设的共同追求，在这一伟大进程中，亟需我们从大学理念切入，就大学的本质、功能与使命等认识论问题，作出与大学组织和民族实践相契合的理性认识。所以，仔细推敲品味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论》，将对进入改革深水区的中国大学实践，起到一定程度上的观镜自省之效。
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应有坚定的大学理念作支撑。我国现代大学作为借镜西方大学的产物，长期以来“模仿借鉴”程度高，而“自我发展”程度低，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很多大学在办学过程中没有坚定的大学理念。很多大学掌舵者对于自己掌舵的大学是什么?要干什么?要坚持什么?要舍弃什么?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要么认识不清晰，要么认识归认识，行动归行动，根本没有形成与之相合的制度章程，并一以贯之，校长一变，办学方向、实践等也往往随之而变，导致我国的大学建设“新东西”多，而“旧东西”少，新旧之间失去了精神的传承，这是改革的困境，也是发展的硬伤，必须谋策以对。
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应高度重视学术自由。学术自由是大学的生命之源，但我国大学的学术自由政治导控鲜明，师生研究、学习唯政治、经济、文化热点是瞻，而对于涉及国家民族长远大计的冷门学科、长线专业或非眼前所需研究问题的政策支持和条件创设上严重不足，导致教师教学的政治性压倒了知识性，功利化的“研究兴趣”压到了学术性的研究兴趣;学生的学习则按照“收入第一、兴趣第二”来筛选组织。国家给予了大学和师生学术自由，二者却用功利化的外在标准悬置了这种自由。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该如何通过制度建设和氛围营造，缩小大学教育现实性与大学教育理想性之间的鸿沟是制约大学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
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应还人文学科以更高的位置。在大学的学科生态中，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探讨的以“实”为主，而人文学科则以“虚”见长，其经济价值、实体价值的隐形化、长线化特点，使其自身的发展速度和学科地位远不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与之相关的师生和大学组织也往往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但是，“空壳的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异化的人”等非议现象的出现，已给现代大学贴上了“经济工具制造厂”的标签。我们必须在政策引导、资金支持和平台搭建等各方面，高度重视人文学科对人类思维和价值观的形塑作用，通过卓有成效的人文学科建设来弥合“虚”与“实”之间的裂缝，平衡物质和精神的失衡，承担起现代大学应有的时代责任。 总之，大学自从在意大利诞生后，其中心先转移到英国，再转移到德国、美国，从博洛尼亚理念到纽曼的大学理念，再从洪堡的大学理念到查尔斯・范海斯(Charles van Hise)的威斯康星理念，无论是大学，还是大学理念都在社会的发展中发展着、变化着，但没一所大学、每一种理念对“大学之为大学”的本质守望却始终未变。我国作为高等教育大国，无论是承担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重任的大学，还是承担服务国家地方经济发展的其他大学，都应该在办学实践中形成属于自己学校的大学理念，并形成与之相辅相成的大学制度，使大学理念成为大学实践的指路明灯，长时间的坚持下去，必定能够形成特色鲜明，层次类型多样的大学生态。
参考文献
[1]陈学飞.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当代高等教育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133.
[2]英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30年出版发行。徐辉，陈晓菲等将该书译为《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印刷出版.
[3]潘懋元. 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11.
[4]张炜. 大学理念的演变与回归[J].中国高教研究，2015(5)：15.
[5]加塞特，O.Y.大学的使命[M]. 徐小洲，陈军，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3.
[6]弗莱克斯纳，A.现代大学论――英美德大学研究[M].徐辉，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7]阿什比，E. 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M]. 滕大春，滕大生，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7.
[8]何民捷，吴�B. 大学：变与不变――访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教授[J].人民日报，2011-03-23(7).
[9]李慧. 大学理念之变、辨与辩[J]. 高等理科教育，2012(5)：14.
[10]冯友兰.贞元六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530.
[11]郝艳萍.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观探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3(1)：89-94.
[12]冯友兰. 新原人[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17.
[13]陈洪捷. 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6.
[14]洪堡.G.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组织[J].陈洪捷，译.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论坛，1987(1)：23.
[15]雷丁斯，B. 废墟中的大学[M]. 郭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7.
[16]张相乐. 关于大学本质的思考[J].中国电力教育，2011(1)：2.
[17]布鲁贝克，J. 高等教育哲学[M]. 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18]刘宝存.弗莱克斯纳的大学理念述评[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2(5)：14.
核心期刊论文发表推荐杂志《高等工程教育研究》学报1982年由教育部党组决定创办，1983年创刊。20多年来，学报一贯坚持探讨教育规律、开展学术讨论、反映研究成果、交流教育信息、推动教育改革、促进国际交流的宗旨;以其工程应用性、学术前沿性的鲜明特色，深受我国高教界、工程界的好评。1998年11月，中国工程院成立教育委员会，负责指导与协调工程院在工程教育方面(含工、农、医等领域)的咨询研究和学术活动，就中央和地方政府有关工程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出建议，同年决定，将《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作为工程院教委会会刊。根据工程院教委会的安排，本刊作为重要的研究资料，每个院士人手一册，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在全国高教界和工业界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