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是现在全球倡导的一个主题，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也是刻不容缓的。那么什么是生态文明呢？生态文明又该怎么样去发展呢？本文是一篇研究生论文范文，主要对生态文明话语权三题进行了一些研究。
摘要：当今全球生态治理仍处于“西强东弱”的话语体系格局之下，党的十八大把建设生态文明提升到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自觉和政治追求。当前人类文明形态正处于变革之际，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是历史的必然，这是中国加强生态文明话语权建设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基于相关研究，必须旗帜鲜明地指出，生态文明是中国语境下产生的原创性词汇，生态文明命题源于社会主义中国;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是内在统一的，资本主义没有真正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后发国家可以跨越工业文明的“卡夫丁峡谷”，实现文明形态的跨越发展，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道路。
关键词：生态文明,文明形态,跨越发展,话语权建设
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在农业社会，中国曾经是世界的中心，主导着世界话语权。但是，进入工业社会以后，西方国家把控世界话语权，工业文明的生态治理也是处于“西强东弱”的话语体系格局下。当前，人类社会正处于文明形态变革之中，未来的人类文明必然走向生态文明时代，生态文明的话语权建设非常重要，在这一过程中，有必要澄清下面几个问题，以增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一、生态文明是中国语境下产生的原创性词汇
工业革命以来，在征服自然的理念支配下，西方国家最早爆发了环境污染事件，由此，世界环境主义运动和生态主义思潮也最早产生于西方国家。在追溯西方生态思想的发展历程中，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和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以及更早的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都是标志性的理论成果。当然，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1987年发表的长篇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所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对推动世界生态思想的发展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此之后，生态后现代主义、后工业社会、生态现代化、后工业文明等体现了西方生态思想的演进过程。虽然西方学者较早地研究生态思想，但是，并没有使用“生态文明”这个概念，“生态文明”是由中国学者首次提出来的。“从人类生态文明思想史的发展来看，西方学者的理论中蕴含着许多生态文明思想。但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前期，由于他们没有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不可能提出生态文明的新观念、新理论。这就是说，在西方学术界不存在着‘生态文明及其建设’之说。”[1]
根据对国内外有关生态文明资料的学术考证，我国著名生态学家叶谦吉1984年在前苏联率先使用“生态文明”这个词。“对生态文明的呼吁， 最初是叶谦吉1984年在前苏联， 然后是1987 年在中国， 接着是1999年罗伊・莫里森 Roy Morrison在美国， 正如他们呼吁的那样， 我们需要创造一种‘生态文明’。”[2]这里提到的“1987 年在中国”是指：1987年召开了全国生态农业问题讨论大会，叶谦吉先生在会上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观点，他认为，“所谓生态文明就是人类既获利于自然，又还利于自然，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保护自然，人与自然之间保持着和谐统一的关系。”[1]这应该是我国学者研究生态文明理论的思想先声。此后，我国著名学者刘思华教授对生态文明及其理论作了开创性的研究，他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明“三位一体”文明形态的基础上，提出了四大文明协调发展的观点;在确立生态时代论、生态革命论和生态文明观的统一理论的基础上，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新学说。1986年在全国上海第二次生态经济学科学研讨会上，刘思华教授就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论点”。[3]1987年在《理论生态经济学若干问题》书稿中，他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精神需要、生态需要的实现过程，就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三大文明建设过程。“实现社会主义满足人民群众的全面需要，达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高度与协调发展”是“国家富强、民族兴旺、人民幸福的重要标志”。[4]1991年，他又较早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命题，认为：“只有把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和社会主义民主，都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和奋斗目标，才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的“四位一体”文明形态的思想先声。 [5]此后，刘思华教授又从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文明转型的新高度，对“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命题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将建设生态文明规定为“社会主义”范畴。他明确提出，“我们把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创造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战略任务，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的协调发展。”[5]在此期间，我国其他学者也开始关注生态文明。李绍东于1990年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发表了《论生态意识和生态文明》;谢光前于1992年在《社会主义研究》发表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初探》;沈孝辉于1993年在《太阳能》发表了《走向生态文明》;刘宗超和刘粤生于同一年在《自然杂志》发表了《全球生态文明观――地球表层信息增殖范型》。我国最早论述生态文明的专著是1992年农业出版社出版的《生产实践和生态文明》张海源著，此后，1999年出版了刘湘溶主编的《生态文明论》。[6]
应该说，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大之前，国内学者对生态文明的关注程度并不是很高。党的十七大首次把“建设生态文明”写进党代会报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并提出了“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战略目标。从此以后，生态文明成为了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综上所述，“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建设”命题是中国学者率先提出来的，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学术话语。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在研究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出现了西化、异化、标签化的现象。一些学者津津乐道于用西方话语解读中国生态文明，毫无根据地断定生态文明理论源起于西方，否认中国学者最早提出生态文明概念和自主创立的生态文明理论;一些学者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生态文明实践的先驱者”，而中华文明“将成为生态文明的率先响应者”，宣扬资本主义生态文明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本质区别这个伪命题。一些学者把西方工业文明先污染后治理的理论表现，说成为生态文明理论等等。[7]这些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是十分荒谬的。这种论调正如有些学者所批评的那样：不仅论证了资本主义文明成功地战胜了发达国家的生态危机，而且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全球开拓者和领导者，也即“生态资本主义”或“绿色资本主义”是完全可以实现的。[8]生态文明“资本主义化”的错误思潮在理论上是自相矛盾的，在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更没有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家战略，甚至有些西方国家的政党在议会中都拒绝讨论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议题。这些正说明了资本主义与生态文明是相冲突的，生态文明只具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属性，不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就不可能真正建设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天生的反资本主义的秉性，从本质上决定了它的社会主义属性。生态文明源于社会主义中国，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在社会主义，我们要努力增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生态运动使更多的人客观上集结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其发展结果必然导致社会主义。”[9] 二、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是内在统一的
既然生态文明源于中国、源于社会主义，那么，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当我们在谈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时，回避不了它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什么是生态文明?不同的学者从不同学科和理论视野进行了不同的定义。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是从较为抽象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视角来定义生态文明，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新型文明形态或这种文明形态的新特征;另一种观点是从较为具体的角度，即生态文明的调节对象或构成要素视角来定义生态文明;还有一种是从广义和狭义相区分的角度，即人类文明发展阶段和文明构成要素两者兼顾的角度来定义生态文明。[10]虽然学者们对生态文明理解不同，但是，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是对工业文明的超越，所追求的是人自身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我们把它称作为生态文明定义的四大和谐论，体现了生态文明的核心价值观。”[11]
马克思从制度的视角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生态批判，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是反生态的，因为资本逻辑与生态逻辑是相冲突的、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是相冲突的。资本逻辑就是不择手段，追逐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和利润以实现自我增殖的存在逻辑。追逐利润是资本存在方式，实现自我增殖是资本之存在目的，利润至上是资本之存在哲学，贪婪无度是资本之心理样式。[12]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过度追求必将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资变换关系，导致生态危机的发生。生态马克思主义也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在其本性上是反生态的，因为：一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在于生产使用价值而在于交换价值，体现了资本对利润追求的本性。资本在逐利本性的驱使下，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不断扩张，从而与有限的自然资源产生矛盾和冲突。二是资本主义盛行的是物欲至上的价值观，在这种价值观的引领下，必然导致技术的非理性运用和消费主义的出现，人们执迷于消费领域来寻求自己的满足和幸福，这更加剧了生态危机。三是资本的逐利本性使得资本不断对外扩展，并且凭借其支配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秩序剥夺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通过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的方式把环境问题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殖民侵略，造成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在西方国家，环境保护这一原本善良的初衷逐渐蜕变为一种野心勃勃的思潮和运动，显露出意识形态的本质。这场运动以环境保护为幌子，干涉自由和经济运行，成为政客和科学家夺取话语权、打击异己的武器，甚至演化为发达国家设置贸易壁垒、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暴力’工具，成为发达国家谋求改造世界支配权的手段。”[13]所以，资本主义没有真正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设。正如印度籍德国学者萨拉・萨卡所说，“可持续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生态文明”根本就是一个主观臆想的概念，从理论到实践层面它都是自相矛盾的。[14]
既然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那么要消除生态危机，就只有实施制度变革，变资本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认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共产主义意味着“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斗争的真正解决”。[15]当然，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个阶段，生态文明也是其应有之义，这是因为生态文明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生态文明反对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和极端的非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不是自然的主宰，人只是价值的中心，人在实现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必须维护生态平衡，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另外，生态文明追求环境的公平正义，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根本目的，这与社会主义原则也是想通的。同时，生态文明也将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生态安全保障。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人们就无法享受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没有生态安全，人类将陷入生存危机，其他的一切文明都将变得虚无。所以，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前提和基础。
当然，社会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超越的社会形态，其本质属性也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对解决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的制度保障。“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6]这一本质界定鲜明地指出社会主义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人民群众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同等的权利，这就为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两大“和解”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社会主义公有制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经济基础。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冲突的根源，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在其本质上是异化劳动的体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确保了私人财富能够转变为社会财富，从而能够消解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冲突，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且，社会主义实行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的有机结合，超越了资本主义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滞后性，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合理的资源配置。
生态文明作为对工业文明的超越，代表了一种更为高级的人类文明形态;社会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代表了一种更为美好的社会和谐思想。两者内在的一致性使得它们能够互为基础，互为发展。[17]所以，“生态文明”不应该，也不能有“姓资姓社”的区别，而只能是“社会主义的”。[18]
三、后发国家可以跨越工业文明的“卡夫丁峡谷”，实现文明形态的跨越发展
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其固有的规律，一般来说都是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逐步演变，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五种形态理论”就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某个国家、某个民族也有可能不遵循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中所体现出来的阶段顺序，而是越过其中的一个或几个社会形态实现跨越式发展。19世纪后期，马克思对俄国的农村公社制度及俄国进入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谈到俄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时说：“我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失去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19]143“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就会和尘世间的一切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因此，俄国可以充分利用“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而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19]145这就是马克思关于跨越论的设想。当然，这种跨越发展是在“一定条件”下才有可能发生。“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19]478俄国农村公社“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19]461当然，“跨越”的首要条件是与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充分交往，以人类的最新文明成果为起点去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是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特殊表现形式，说明社会形态的演变是可以跨越的。以此为理论参照，既然社会形态的演变可以不遵循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实现跨越式的发展，那么，人类文明形态的演变能否跨越式发展呢?这是当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必须做出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回应。
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而社会主义和生态文明是对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的超越，是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高度发展的必然产物。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创造了丰硕的经济成果，工业文明及后工业文明进入了历史的顶端，但是，生态文明并没有在西方国家率先兴起。根据文明转型的规律，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工业文明的先声，理应率先建设生态文明。这是因为工业文明率先在发达国家兴起，也达到了最高成就和最完善的程度;西方国家也出现了生态危机，并爆发了环境保护运动，况且“只有一个地球”的呼吁、《人类环境宣言》《生物多样性公约》等世界环境保护文件和相关协定，也是由西方国家制定的。应该说，20世纪中叶，西方发达国家具备了生态文明兴起的外在环境。但是，世界发展历史进程表明，西方发达国家并没有率先建设生态文明，发达国家的领导人也没有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治国策略，没有走向建设生态文明的道路。究其原因，也许是由“道路惯性”，即工业文明模式的历史和文化惯性决定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加强了环境治理，并转嫁环境污染，把污染企业和有毒垃圾转向发展中国家，从而使得自身的环境质量得到一定改善。而环境质量的改善，就使得发达国家丧失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动力。另外，西方发达国家沿用线性思维，运用传统工业模式发展经济和对待环境问题，这种由历史和文化形成的惯性，形成强大的历史定势，使得他们失去了向新的文明形态转变的机会。[20]
既然西方发达国家失去了向新的文明形态转变的动力，而人类文明的发展总是向前的，后发国家可以实现弯道超越，实现文明形态转型的跨越发展。中国是工业文明的迟到者，作为现代化的后发国家，肩负着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双重任务。西方国家“征服自然”的工业化进程已经造成了大量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因而，中国不能再走西方国家所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必须自觉地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路，促进传统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换，从而跨越工业文明的卡夫丁峡谷。中国实现文明形态跨越设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经过工业文明黑色发展与苦难，直接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创建生态文明的社会形态。这适合于我国欠发达地区迈向生态文明形态的跨越发展;二是缩短工业文明黑色发展与苦难的历程，在工业化进程中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发展道路。①
那么，如何才能使文明形态跨越发展在中国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呢?关键是要发挥“三大优势”。一是发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丰富的生态智慧理念优势。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1]在人类历史上，中华文化曾经达到农业文明的最高峰，沉淀着丰富的生态文明精神基因，“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学，“以人为本”的政治传统，为文明形态的跨越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哲学基础与思想源泉。二是发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势。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建设成就显著、工业文明的物质成果丰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这为文明形态的跨越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三是发挥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势。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最为重要的考量指标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能力与政治意愿。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承诺及其实践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支撑，也是实现文明形态跨越的政治保障。党的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不仅彰显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意识形态意蕴，而且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自觉和政治追求，建设生态文明已经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建设生态文明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是把握国际竞争主动权的战略选择。中华民族建设生态文明的“中国实践”已经起航，打造“源于中国属于世界”的生态文明话语体系，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是“中国实践”的历史责任。
注释：
①此论是刘思华先生跨越工业文明“卡夫丁峡谷”理论的核心观点，他在“2014年中国生态经济建设・狮子山论坛”开幕式讲话中对此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阐述。
[HT5"H]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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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思华企业生态环境优化技巧[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477[ZK]
[6]卢风生态文明新论[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2-3[ZK]
[7]刘思华生态文明研究要警惕“五化”[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ZK]
[8]郇庆治“包容互鉴”：全球视野下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2[ZK]
[9]王学东，陈琳九十年代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变革[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142-143[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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