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导读：早在1918年，他就开始在自己创办的《京报》上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我国爱国群众的热情，热情歌颂马列主义，积极参与马列主义的宣传。可以说他不仅在新闻工作和爱国群众运动中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他也起到了促进作用。本文选自《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创办于1983年，由邓小平同志题写刊名，是着力推动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研究型和工作参考型刊物，被新闻出版署列入国家“双奖”期刊方阵，是全国重点社科期刊。本刊着眼于不断壮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注重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达中央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精神、研究思想政治工作领域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探讨社会热点焦点背后的价值标准、介绍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经验、报道各地区各行业各领域思想政治工作前沿动态、展示研究成果和思想政治工作者风采，积极为宣传思想文化领域的中心工作服务，为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实践服务，为广大思想政治工作者服务。
关键词：马列主义,十月革命,实践者,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一、为马列主义走上断头台的中国第一人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京报》被政府封锁，他也险些遭到军阀的迫害。但他从没表现出一丝丝的怯懦，甚至在各类爱国运动中，他表现得更加积极。1923年，他怒斥在二七大罢工中军阀枪杀工人的暴行，积极奔走于工人的斗争活动中；1925年，他不仅在《京报》上通过各种形式，刊登革命群众反帝爱国活动的消息，还多方奔走鼓吹爱国反帝的热情，他用文字表达在他心中燃烧的怒火，几乎每天都有署名“飘萍”的评论及文章见于《京报》报端，这些文字一方面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丑恶嘴脸，严厉斥责了其侵略的狼子野心，另一方面也直接抨击了军阀政府的软弱与无能；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邵飘萍的革命热情更加强烈，在反帝反军阀的宣传发挥的作用更加显著。他赤裸裸的批判使得军阀迫不及待地想要将他杀害，在1926年4月26日凌晨4点多，仅仅距三一八惨案一个多月的时间，被他揭露丑恶罪行的奉系军阀就用“宣传赤化”“、勾结赤俄”等莫须有的罪名将邵飘萍先生逮捕，并残忍谋害在北京天桥。
二、系统研究十月革命的中国思想先驱
邵飘萍的一生中，不仅对国内新闻事业有着突出贡献，更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的十月革命运动宣传起到了推动作用[2]309，1920年，改变人类历史纪元的十月革命爆发了，但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是不被人们信服的，所以各国反动当权者就借机诽谤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在邵飘萍的《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和《新俄国之研究》两本书中，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还有十月革命后世界上新生的第一个工农苏维埃国家，进行了热情的宣扬，歌颂了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成果。直到现在，这两本书都是对当时十月革命胜利成果歌颂的好作品，尤其是《新俄国之研究》，深刻地体现了十月革命对当时社会造成的良好影响。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由于国内军阀对邵飘萍的追捕，邵飘萍被迫离开上海，后前往日本任日本大阪《朝日新闻》的特约记者。到了日本后，邵飘萍先生没有忘记中国饱受的苦难，仍然急切地寻找着救国之路。当时的日本也是亚洲国家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传播较早的国家之一。因此在邵飘萍工作之余，他在研究最新的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上投入了更大的精力。在其所著的《新俄国之研究》和《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中，均详细展示了其对马列主义的研究成果。其中《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着重介绍了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并对当时西方流行的各种政治学说也作了简单地介绍。而《新俄国之研究》，则是介绍了十月革命后苏俄在各方面的制度和政策的改变。十月革命不仅造就了第一个苏维埃国家，也让各国反动派产生了恐慌，他们急切地想要扼杀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成长，他们将关于苏俄当时的消息封锁了起来。邵飘萍《新俄国研究》一书的出现，及时解决了当时各国人民对于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状况知之甚少的状况。他在此书中以高度的政治敏感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新生的苏联进行观察、研究和介绍，这本书也成为了当时关于介绍苏联的专著。他的这本书，使得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苏联十月革命和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的真相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所以当此书一出现，就被抢购一空。邵飘萍创办的《京报》在宣传马列和介绍苏俄过程中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被认为是当时北方独一无二的公开宣传革命、传播马列的重要阵地。在面对1924年国共合作成立后，北京政府在北方大肆逮捕革命党人致使各大报行对国民党、共产党和国际活动的消息都不敢再作报道的情况下，《京报》仍然尽忠职守的发表“莫斯科特约通讯”。
三、中国传播马列主义的实践者
“二十一条”是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早在当时，邵飘萍就已经敏锐地观察到“所谓世界和平会议乃一兵力之比赛场也，和平云者，乃强权得势之代名词也”。在全国上下依然沉浸在战后“公理战胜”的幻想当中时，邵飘萍就以“尤望我国国民，勿存依赖他人之心，对于世界和平会议之进行时时加以注意”的言论警戒过国人。对于外交问题，邵飘萍更是格外关心，对于日本侵华的野心，更是有着敏锐的观察和警惕心，“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及“二十一条”等卖国条约，均是邵飘萍等爱国志士向社会所揭露的。早年在日本的时候，邵飘萍与李大钊等人就已成为了文字之交，他们曾共同为揭露北洋政府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奔走疾呼，回国后，他们又相继主笔于《甲寅日刊》，都以肩负祖国重任，揭露政府恶行，呼吁爱国热情为人生追求，尤其是在五四前后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运动中，邵飘萍对中国共产党系统思想的形成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中共成立后邵飘萍和李大钊更是经常往来，交流爱国思想。这也是邵飘萍“实为后日加人政治活动之媒介”一说的由来。邵飘萍的思想和热情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当时他是1918年成立的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主讲导师，像毛泽东、高君宇、罗章龙等早期中共领导骨干都曾是这一研究会的学员。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任管理员的时候，就曾得到过邵飘萍的热情帮助。当时，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均对报刊工作具有较高的热情，也曾经常为自办刊物及各类其他报刊进行稿件撰写，对新闻工作的热爱和对新闻理论的热情，使很多早期共产党员均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邵飘萍授课的思想观点、言谈举止，热情高涨等都给毛泽东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后毛泽东在回忆其与邵飘萍密切接触的岁月时，仍然充满敬意评价邵飘萍先生“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在1949年4月21日，新中国诞生前夕，毛泽东同志亲自将邵飘萍先生评定为“革命烈士”。邵飘萍在传授新闻学方面也具有较高建树，先生授课十分讲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强调“新闻之学，期于应用，尤贵在多所经验，对于原理及方法，各有心得与发明，故书者死物也，只能助初学者开道以前进，不宜于纸面士求剑刻舟”。他对采访方面也有其独特的见解，他说采访要着重于政治、经济、劳工问题等方面，还传授给学生们如何向社会下层调查采访的方法，这些见解都对学生们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对新闻学的研究成果不仅使他的学生获益匪浅，更对毛泽东等人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在工人运动爆发后，邵飘萍还要求采访者在访问时要注意采访工矿黑暗、工头制度、工人待遇、徒弟生活、工人工资、罢工酝酿、工人团体等问题，他曾细致入微地分析了如何采访罢工，并且列举了29条之多的内容，他所传授的知识不仅对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更成为了五四后期推动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的重要催化剂，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道路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邵飘萍积极与中共北方党组织取得联系，由于他曾经为还是在地下状态的北方党组织的活动中提供过帮助，同时他的言论和思想都与党的政策相吻合，所以在很多运动中，都能够看到他的身影出现，在大革命中，无论是共产党领导的非宗教运动、还是反帝废约运动、又或者是三一八运动以及各种革命运动中，都能看到邵飘萍主持正义的伟岸身姿，可以说，邵飘萍与北方革命运动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他也由此被人们认为“北方新闻界最早和地下党组织有联系的人”。在反革命力量强大于革命力量的北方，他高举着他的贴身利器———《京报》给革命注入了一份巨大的力量，同时《京报》以及他所主持的其他副刊等都成为了中国革命史上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重要资料的渊薮。作为主持正义的舆论代表，他也同样为促成《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签订和中苏邦交做着不懈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