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反映了近年来中美关系发展的新趋势。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极端重要性，也具有现实可能性。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要应对双方战略互疑，建立危机管控机制，拓展双方共同利益。
关键词：核心期刊发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大国冲突,战略互疑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领导人主动提出，而后得到美国领导人回应的一个重大命题。该命题的提出反映了近年来中美关系发展的新趋势。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能否成功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直接关乎两国、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状况。新型大国关系是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内容的大国关系，是崛起国和霸权国之间处理冲突和矛盾的一种新方式。尽管目前中美两国领导人对新型大国关系没有使用相同的概念，两国学术界尚未对其进行系统的理论阐释，双方对其理解和期待不尽相同，但两国有关方面已经形成基本共识。21世纪的中美关系必须避免大国对抗与零和博弈的历史覆辙，超越大国冲突的历史宿命，切实走出一条新路，为大国关系的良性发展提供崭新实践。研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性
大国关系是指大国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是国际关系格局和国际秩序规则的决定性因素[1]。在国际政治中，大国的担当是推动国际体系良性发展的重要动力。中美是当今国际舞台上有着重要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传统大国关系以对抗冲突、敌我分明、零和博弈为主要特征，已经不符合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极端重要性。
(一)超越大国冲突历史宿命论的需要。17世纪上半叶，欧洲大陆发生了长达30年的宗教战争。本轮战争以有关各方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结束。国际社会由此形成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即主权国家体系。自此以后，世界舞台开始上演大国兴衰、霸权纷争的历史。无论是近代史上的法英俄德，还是冷战时期的美苏，大国之间无不充斥着冲突对抗、扩张战争。新老大国之间的冲突和对抗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因经济利益冲突白热化所致，如英德之争;二是缘于政治立场水火不容，如美苏冷战[2]。英德冲突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德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机遇，不仅在经济总量上超越英国，而且在人均GDP上与英国非常接近。这意味着当时英德双方的经济结构趋同，竞争性大于互补性。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对殖民地的瓜分在当时已经完成。殖民体系的固化限制了世界统一市场的发育和原料产地的开放。德国作为后起大国，占有的殖民地少，“生存空间”有限。为了争夺“生存空间”，改变自身在国际竞争中的不利地位，德国要求对世界殖民体系格局进行重新洗牌。这就导致它与老牌殖民帝国英国的冲突不可避免。美苏矛盾由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尖锐对立引起，然后发展为两个政治阵营和军事集团之间的殊死较量与恶性竞争。美苏对抗是政治对立的产物。双方的发展进程与经济结构始终存在较大差异，经济因素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有限。可见，传统大国关系容易引起大国之间特别是崛起国和霸权国之间的冲突对抗，其结果只能是零和博弈和两败俱伤。这成为一些现实主义者的政治信条。他们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保障国家安全的最佳途径是权力的最大化，也就是拥有霸权;崛起国不可避免地会挑战霸权国的国际地位和现存国际秩序。然而，这个政治信条不仅忽视了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而且忽视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演进。国际关系理论的谱系已经由现实主义发展到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从强调循环向强调进化发展”[3]。大国冲突的历史宿命论已经在理论上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能够为超越大国冲突的历史宿命论提供事实支撑。
(二)引导美国理性看待中美两国国际地位变化的需要。进入新世纪以来，中美两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显著变化，即“中升美降”。这种变化是中美两国自身及国际体系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在现实主义者看来，这种变化很有可能导致中美两国重蹈历史上大国冲突的覆辙。中美两国国际地位的变化触发美国社会形成这种认识：中国正在崛起，美国却在衰落，美国有被中国赶超的危机。在政策层面，奥巴马在其第一个任期就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把战略重心东移到亚太地区。美国的战略东移使亚太地区尤其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变得更加微妙。实际上，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是在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的大背景下出现的，是全球财富和权力从西方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国家转移的体现。这种变化使国际社会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更加均衡，符合历史趋势和时代潮流。然而，这种转移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所不愿意看到的。财富和权力转移引起的美国非理性战略焦虑，对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中国主动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是希望美国能够正确理性地看待两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减少其非理性焦虑情绪对两国关系的冲击，避免两国关系发展偏离正确轨道。
(三)防止中美冲突变成现实的需要。2400多年前，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阐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他指出，战争不可避免的根本原因在于雅典实力的上升及由此在斯巴达人心中引起的恐惧。修昔底德所揭示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起源，其实就是大国冲突历史宿命论的立论基础。当前，中美两国实力的变化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客观条件非常相似。问题的关键在于，中美实力的变化是否会促成战争爆发的主观条件，即中国实力上升引起美国的恐慌。就目前来看，美国已经对中国的崛起产生了危机感和非理性战略焦虑情绪，只不过还没有达到战争爆发所需要的那种程度。近代以来，大国之间权力的转移是伴随战争而完成的。但是，时代在进步，人们的观念也在发展。“历史昭示我们，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无法带来美好世界。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4]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中国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两国已经迈出任重道远的第一步。中美双方需要共同努力，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克服各种风险和挑战，防止中美冲突变成现实。 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能性
中国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顺应时代潮流的理性选择，是以中美建交30多年来两国关系的实践和各自国内发展背景为基础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现实可能性。
(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外因。当前，中美两国所处的时代同欧洲殖民扩张、列强争锋和美苏争霸的历史时期截然不同。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中美两国要实现共同发展，必须顺应当今时代潮流。时代的发展使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越来越广、越来越深。这种相互依存包括在拓展共同利益上相互合作和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时同舟共济。拓展共同利益从主观上促使中美之间进行合作。合作能够提供交流机会，增进了解，减少冲突。中美已经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是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高度相互依存使中美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当然，由于国家利益的不同，合作不等于和谐，摩擦也会伴随着合作。从总体上看，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是稳定的。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从客观上促使中美不得不进行合作。随着全球日益融为一体，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严峻。在反恐、气候变化、能源短缺、网络安全等问题面前，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置身事外，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国际合作。仅有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中国和美国，任何全球性问题都无法解决。
(二)中美双方顺应时代潮流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因。中美双边关系的良好发展为破解大国冲突的历史宿命奠定了基础。自建交以来，中美两国高层一直保持默契，维护中美关系的整体稳定。继1997年和1998年江泽民和克林顿成功实现互访之后，中美高层交流在21世纪变得更加频繁。两国高层的积极互动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能够避免两国在重大问题上相互产生误判。中美两国之间已经建立起不同级别、不同领域的60多个双边对话机制。日益完善的双边对话机制对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造就了两国合作的良好势头。从经贸到反恐，从军事关系到防止核扩散，从能源到司法，从科技到教育，从文艺体育到疾病防治，从政府到民间，中美合作不断扩大和深化。中美两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已经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大国之间的互动，而且这种积极趋势在进一步发展。
(三)中美均以国内发展为重点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条件。中美两国都将发展重点放在国内，相互对抗只会妨碍各自国内中心任务的实现。从1978年开始，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从历史经验出发，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强调外交要为国内发展创造良好国际环境。这一思路为之后党的几代领导集体所继承发展。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实践表明，中国同威廉时代、希特勒时代的德国和军国主义的日本及与美国争霸的苏联不同，中国不寻求“生存空间” 和领土扩张，也不输出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相反，中国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地区和全球事务，努力做负责任的大国;在重大问题上与美国积极沟通，努力减少双方之间的误解，增加双方之间的信任。这一切都表明，中国无意挑战美国“领导”下的国际秩序。美国是世界超级大国，是具有全球利益的国家。美国对于发生在世界任何角落、危及其国家利益的事情都会给予关注。美国对中国这样一个地区性大国的崛起尤为敏感，对中国进行遏制也就理所当然。但是，当前美国发展面临巨额赤字、金融动荡、经济复苏乏力、高失业率及国内政治极化等困境。中美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是美国走出这些困境的一个重要推动力。美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时会更加理性，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更有保障。
三、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应注意的问题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重要性和可能性，但不意味着能够一帆风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妥善处理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一)应对双方战略互疑。“战略互疑”指的是这样一种观念：认为对方国家实现其主要长期目标，要以本国的发展前景和核心利益为综合代价[5]。战略互疑同样存在于中美之间，且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来在两国均有所增长。一旦这种观念无限度发酵，就可能导致中美关系呈现全面对抗的状态。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最微妙的双边关系。一方面，两国关系相对比较成熟。两国领导人都很务实，清楚哪些问题可能带来分歧，充分认识到要在重要问题上开展合作。另一方面，中美关系存在不确定性。这主要体现在涉及中美两国双边和多边领域的诸多问题上。比如，经贸摩擦、国家安全问题、人权问题、涉藏问题、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台湾问题、朝鲜半岛问题等。这种不确定性的根源在于中美战略互疑。因此，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最为紧迫的任务是有效应对中美战略互疑。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是相互信任。如果没有信任，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只能是空想。有效应对战略互疑虽是困难的，但并非不可能。现实的做法是增进相互认识，实现双边及与其他国家之间更有效的国际合作。
(二)建立危机管控机制。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必须有效管控双方之间发生的可能引起两国关系高度紧张的危机。一般而言，国家之间发生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关键在于如何管理和控制好危机。大国是国际体系中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行为体。大国之间建立危机管控机制尤为必要。中美两国之间存在战略互疑，意味着一个小事件就可能在两国之间引发危机。即使两国都能够以大局为重，战略互信缺乏所造成的危机也足以让两国蒙受巨大损失。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并让这种关系能够经受住历史考验，中美之间必须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防止两国关系发生大的波动。
(三)拓展双方共同利益。中美关系是由利益驱动的。共同利益是两国合作的基础，是联系两国关系最坚实的纽带。在拓展共同利益过程中，中美要善于挖掘合作潜力、积累正能量，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奠定坚实基础。20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的外部因素是中美共同面临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不断得到拓展。当然，拓展共同利益不必要也不可能否定各自的核心利益。尊重对方核心利益是中美进行交往的基础。中国高度关注自身的主权、安全和发展，美国高度关注其国土安全和全球领导权。但是，双方都向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繁荣的全球经济。只不过，双方是从不同的立场出发来推动这些目标的实现。处理好各自核心利益之间的关系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重视的一个方面。
中美关系从建交到现在，其战略定位和框架几经调整，已经进入成熟阶段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美关系之间还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更加凸显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性。中美两国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大势，积极行动，厚植友谊，推动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为国际社会树立典范，为世界进步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李海龙，毕颖.剖析"新型大国关系"[J].党政论坛， 2013，(7)：15-18.
[2] 徐坚.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条件与主要问题[J].国际问题研究，2013，(2)：8-19.
[3] 秦亚青.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J].教学与研究， 2004，(7)：56-63.
[4]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46-49.
[5] 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