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国家管理思想的现代意义及其启示

所属栏目:城市管理论文 发布日期:2010-08-13 14:39 热度:

  摘要:在古代中国,管理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政治家们所倡导的国家管理思想。如慎到的《十二论》、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治安策》等,此后历朝历代皆有佳作。宋代《李觏集》便其中代表作之一。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分析《李觏集》所论述的国家管理思想,从中可汲取政治智慧和历史经验,达到资政育人、古为今用的目的。文章以翔实的资料为基础,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全面介绍和评价李觏的一系列国家管理思想,并阐发其丰富内容、深刻蕴义、进步作用、历史贡献以及当代价值。
  关键词:李觏;国家管理思想;现代意义
  
  李觏(1009-1059),字泰伯,北宋建昌南城(今江西省资溪县)人,是中国十一世纪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关心生民实际经济利益和物质生活状况的进步的思想家,十分注意研究经济领域的各种问题及民众衣食住行的具体问题。在李觏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国家经济管理思想内容十分丰富,脉络清晰,影响深远,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结晶,对于如何管理和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具有其不容置疑的成就和价值,它重道、明德、信义、崇礼,与当代某些科学管理思想十分相近,特别是在其国家管理方面阐发出的一些民本思想,仍可让我们“古为今用”。尤其是对于从事管理工作的领导者来说,在提倡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上不失为一部多得的教科书。本文就李觏中的一些人本思想和观点,试提出自己一些粗浅看法。
  一、李觏的国家管理主张和思想
  1.提出了“量入以为出,节用以爱民”的思想,主张强本节用的理财思想。国家管理的最为重要的方面就是理财,利益是社会生存的基础。即使是出家人,也离不开“衣食住用”四事,正如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所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基于对当时冗费日益严重、国库日益枯竭的忧虑,李觏认为:“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贤圣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焉。所谓富国者,非曰巧筹算,析毫末,厚取于民以媒怨也,在乎强本节用,下无不足而上则有余也”(《李觏集•富国策第一》)。
  2.李觏提出了集权、限田、禁厚敛等安民之策。北宋时期,由于大地主阶级疯狂兼并土地,造成“贫民无立锥之地,而富者田连阡陌”的状况。老百姓由于失去土地,生活十分艰难。“饥寒之忧,不远而至矣。”(《李觏集•安民策第九》)为此,他主张“平土”,说:“土地本也;耕获末也。无地而责之耕,犹徒手而使战也。法制不立,土田不均,富者日长,贫者日削,虽有耒耜,谷不可得而食也。……尧舜复起,未如之何矣!故平土之法,圣人先之”(《李觏集•平土书》),论证了“平土”的必要性。同时,李觏积极主张减轻农民贡赋负担。李觏在《潜书》中提出“田均则耕者得食,食足则蚕者得衣,不耕不,不饥寒者希矣。”赋役繁重是导致民生艰难的重要原因,为此,李觏在《安民策》中提出了“薄税敛以富民”的思想。在《平土书》中又专门论述了“赋税之法”,认为古代以来,“税轻者不减二十而一,重者不逾十二。皆以役多少参折之也,此赋税之定令也”。在《周礼致太平论》中进一步提出了均平徭役的问题,“谓平其徭役,不专取也”。就是说不能把一切徭役负担都强加在一般农民身上,使之“任之重,求之多,劳必于是,费必于是”。与此同时还应禁厚敛,做到“以岁之丰凶,得税物多少”,而“计邦国之用”。按“敛法”原则制定赋税数额。“敛法者,丰年从正,凶年则损也”,以此减轻农民的负担。
  3.主张拯危救弊的政治改革思想。李觏对宋初以来的政治弊端的积聚有着较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在其一系列的论著中,对当时的政治弊端进行了无畏的批判与揭露,并针对这些时弊提出了一整套的改革主张。这些改革主张涉及朝政、吏治、军政、财政、教育、文化以及广大城乡民众所面临的土地、商业、货币、市场、赋税、徭役等等方面。李觏的15篇“潜书”,是表达他政治主张的代表作。
  4.强调安民“必先于教化”,坚持教育是立国之本。基于对宋朝政治统治日益昏暗、“盗贼”丛生以及不断发生农民反抗斗争的忧虑,李觏认为“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也”。李觏十分重视“教化”,“所谓安(民)者,非徒饮之、食之、治之、令之而已也,必先于教化焉。”(《李觏集•安民策第一》)这是说,“安民”不仅是让老百姓得到必须的生活资料,让他们服从治理、听从命令,更重要的是要首先对他们进行教化。他特别强调“教化”在“安民”中的社会作用,认为:“教则易为善,善而从正,国之所以冶也。”“不教则易为恶,恶而得位,民之所以殃也。”李觏反复强调教化的社会价值,突出教化在安民中的重要作用,这对于帮助我们今天正确认识思想道德教育的社会价值,认识加强公民道德教育的紧迫性,有不可忽略的重要启迪意义。
  二、李觏国家管理思想的现代意义
  1.管理者要广开言路,以消除郁结。李觏认为,“礼”不是指“节制文章,献酬揖让,登降俯仰”等规则与规范,而是人类生活生存的总则,它关系到国计民生,亦是天下安危之所系,因此成为圣人教化百姓的根本所在。如此崇高之“礼”,在李觏看来,亦是起于人之求利足欲的“节文”:“夫礼之初,顺人之性欲而为之节文者也”(《李觏集•前言》)。其又言:“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言而不以礼,是贪与淫,罪矣。不贪不淫而曰不可言,无乃贼人之生,反人之情,世俗之不喜儒以此。”(《李觏集•杂文》)人之生就是内在之欲望的现实化,“礼”之产生与作用决非窒人之欲利,相反,恰恰在使人之欲与利能得到更好地实现。当人们都意识到了只有在循礼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满足人生欲望,达到生活中的追求,自然而然地就可以把外在的“礼”化为出于内在自觉的行为;将那对自由生活、自在的生存有所束缚的“礼”亦当作必须要接受的限制而遵循之。这即实现了李觏之“礼论”所欲达到的最高境界——“大和”。此“大和”实际上即是:人人都能在其一生中遵循礼仪,社会有秩有序,国家有规有矩,而人人又都不会以之为束缚,身心皆能达至自由之境,国家社会也能臻于和谐安宁之态,于是,这就由“和”而至于“乐”之境了。李觏所阐述的以人为本的礼学思想,应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中,就是要求企业领导人要有一颗真诚的爱心。
  2.主张经世致用。李觏在他的读经、著书、讲学一系列言行中,特别注重学用结合,强调以人事解经义,明卦象。目的在于“急乎天下国家之用”,以达到“人事修而王道明”。《易论》13篇的中心议题和内容,所着眼的都在人事。他的《易论》中充满着治国方略和对人的行为规范。李觏丰富、多彩、精湛的经济论述,大到《平土书》、《富国策》,反对只讲“义”不讲“利”、讳言财利的观点,提出“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李觏集•富国策第一》),“人各有事,事各有功”,“人无遗力,地无遗利”,“无事而食是众之殃,政之害”等名言,得出了茶盐专卖之弊,重农下的广开通商之利,可谓是一反古代儒者极少论述经济或论而不细的学风。也正是这些言行,实践了他为“文”不光是“笔扎章句”,必须是经世致用的“治物之器”,要有益于“兴国家,靖生民”的学术宗旨和创作原则。
  3.管理者有“忧患”、前瞻意识。“苟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号召人们不以主观好恶、面对客观现实。他以彭祖传说、秦朝政权被更替为例说,“身莫不恶死,而未尝有不死;国莫不恶亡,而未尝有不亡”。“寿虽高而归之死,世虽永而归之亡。然而以死亡为讳者,是不智也。”(《李觏集•庆历民言》)智者的正确态度,不应“闻死亡而愠怒”,必须“有疾则治,有失则改”。只有这样才能使矛盾朝有利方向转化,否则适得其反。他还说:“治之民思乱,乱之民思治。智者虑乱于治,愚者谓治不复乱。”(《李觏集•庆历民言》)提示太平盛世,要看到困难和不足;在多难之秋更要关心民众疾苦,为民兴利除害。
  4.理财为先,坚持量入以为出,取用有定制为重要原则。李觏认为,一个国家要做到人足食,国足用,除要发展生产之外,还要注意节俭,爱惜人力,珍惜物力。为此,国家的费用要有一定的制度,一定的式法,不能随意开支,耗费人力,浪费财力,挥霍财物。这样可以做到“国安财阜”,方为“治世之政”。相反,当权者随意浪费财物,消耗人力,积怨甚多,这便是“乱世之政”。他说:“人所以为人,足食也;国所以为国,足用也。……一谷之税,一钱之赋,给公上者,各有定制。苟不量入以为出,节用而爱人,则哀公云‘二犹不足’,《公羊》谓‘大桀小桀,诛求无已’,怨刺并兴,乱世之政也。”(《李觏集•国用策第一》))李觏主张国家要立法制,定制度,一式法,规定节用聚财的具体措施,做到量入为出,取民有制,绝对不得“伤财害民”。这是国家的大事,万万不可忽视。李觏明确指出,君主理财的目的是为了利于民,不是为了害于民。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物实厚”,不能使“物行苦”,即要讲求物品的实用、实惠,不准弄虚作假,伪装诈利,更不准用假冒伪劣商品欺民取利。李觏把“去伪”作为理财利民的第一要务。他说:“利,利于民,谓物实厚者;害,害于民,谓物行苦者。使有、使阜,起其贾以召之也;使亡、使微,抑其贾以却之也。……夫理财之道,去伪为先。”(《李觏集•安用策第十二》)国家理财要为民着想,因此要注重货真价实,物实有用,市场要起到调节货物,便利万民的作用,不得过于侈靡,更不得伪诈取利。只有既利于国,又利于民者,才是真正的为国、为民者。否则让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以“杂乱欺人以取利”,不仅扰乱市场,滋生歪风,而且“废业以作无用之物”,因而会造成“下去本而上失实”,最终招致祸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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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赖功欧.一代通儒李觏论.抚州师专学报,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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