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水浒传》到《荡寇志》看宋江性格的演变

所属栏目:文学论文 发布日期:2012-08-20 08:56 热度:

  摘要:宋江是北宋时期真实的历史人物。施耐庵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写成《水浒传》,把宋江演绎成“忠义”两全、讲“孝道”的英雄人物,一个理想式的道德楷模,但其结局却是悲剧性的。《水浒传》续书——俞万春的《荡寇志》则一反原著,把宋江刻画成不忠不义的贼寇,自私自利的虚伪小人,给宋江安排被荡除的结局。本文通过《水浒传》和《荡寇志》的比较,力图从统观历史的角度和发展的观点看待宋江性格变化,并从成书过程、时代背景、作者的文化观念等方面,探索宋江性格的演变的原因。指出宋江形象无论在传播过程还是读者的接受上《水浒传》都比《荡寇志》都有着更强的广泛性。

       关键词:水浒传;荡寇志;宋江性格;演变
  
  黑格尔说:“每种艺术作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的环境,依存于特殊的历史和其它的观念和目的。”①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环境必然会对宋江这一文学形象造成不同的影响,所以在不同文学作品中的宋江个性也是迥然不同的。在《水浒》续书《荡寇志》中,宋江性格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宋江性格发生变化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从成书过程来看
  《水浒传》的成书首先经历了民间的集体创作,从北宋宣和年间宋江起事到《水浒传》成书的元末明初,历经宋、元、明三个朝代200余年。这段时间中,在民间已经出现了大量“水浒”的故事。在宋、元之间,仅仅通过各种文艺形式传播水浒故事的,就有说话艺人的话本、文人的绘画和诗歌等。到了元代,水浒故事不仅被说话艺人搬上讲台,而且也被剧作家和演员搬上舞台。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水浒故事不断丰富发展,英雄人物形象也更加鲜明突出。
  特别是元代水浒戏,它对《水浒传》的表现主题和塑造人物方面有着极大的贡献。首先,第一次大规地把水浒故事搬上舞台。元代水浒戏作品繁多,大约有三十余种,流传至今的有六种。故事情节十分丰富。旨在颂扬水浒英雄的义气和壮举。其次,发展了人物形象。例如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康进之的《梁山泊黑旋风负荆》讲的就是李逵的故事;李文蔚的《同乐院燕青博鱼》讲的是燕青;《鲁智深喜赏黄花峪》写的是鲁智深;还有以武松为主要人物的,如《武松大报仇》、《折担儿武松》等等。现存的六种元代水浒戏,共有十多个英雄人物出场,他们是宋江、吴用、李逵、燕青、鲁智深、刘唐、史进、阮小五、关胜、徐宁、花荣、杨雄等。这些人物中李逵、鲁智深、杨雄等形象比较有特色,尤其李逵最为突出。李逵不仅鲁莽粗直、智勇双全,而且蔑视封建社会秩序,敢于向不合的黑暗现实挑战;鲁智深被描写的快人快语富有风趣;杨雄则是一个肝胆照人的英雄。宋江形象虽然不及李逵鲜明,但也对《水浒传》的成书产生深远影响。
  这样水浒故事不断丰富起来。施耐庵吸收了民间口头传说、说书艺人和戏剧艺人的创造成果,根据他个人的生活体验与感受,创作了《水浒传》。所以经由施耐庵创作后的《水浒传》不再是简单现实生活材料复制,而是一种在集体创作的基础上进行加工改造后的文学艺术上的真实。这种真实更具有感染力,更加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也最能够体现作者对水浒英雄的赞扬之情。
  而《荡寇志》则是封建正统文人仿照《水浒传》独立创作成书。体现的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和作者俞万春自己价值观和封建道德标准。
  二、从成书时代背景来看
  《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元朝施行的是不平等的种族制度。在科举、社会地位上对汉族人、特别是南宋统治地区的汉族人“南人”实施歧视性政策。这种高压得民族政策引起了汉民族的极大仇视,并最终引起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各路义军中,朱元璋最后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建立大明王朝。而《水浒传》也正成书于这一时期,元末农民斗争风起云涌,汉民族的民族情绪极其高涨。因此像宋江这种报效朝廷、抵御外敌、为君主分忧的忠君思想被广为接受。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中所载龚圣与“宋江三十六赞”中云“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又《宋史志第一百二十一》说“忠训、忠翊、成忠、保义郎,……为正九品”。保义乃是宋朝正九品的一个官位。我们且不论这官位大小,但以不称王而呼“保义”,即使自己落草为寇作了山中的大王,也念念不忘过去朝廷对自己的恩泽——保义郎。从中我们便不难看出宋江的忠君思想。宋朝一直倍受外夷所扰,与辽、金、西夏小国战争的失败,最终被蒙古所灭。这种欺辱史又使得一向自大的大汉民族在心里受到极大的打击,汉民族希望摆脱这样一个受外族统治和压迫的一个局面。在当时候的社会背景下,这种带有民族主义的忠君思想备受士大夫阶层追捧,同时也为广大劳动人民所认可。所以在这种集体意识之下创造的呼保义宋江,也必然会与生俱来的带有一种忠于君主思想。
  《荡寇志》成书之前,士人对《水浒传》及其核心人物宋江的非议就一直存在。明代嘉靖时的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五》中说:“……《水浒传》宋江等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然变诈百端,坏人术,其子孙三代皆哑,天道好坏之报如此!”后来陈继儒在《晚香堂小品》中也说:“《水浒》乱行肆中,故衣冠窃有猖狂之念。”大涤余人《刻忠义水浒传缘起》中提到“人乱则盗贼繁兴,文乱则邪说横恣,识者有忧之。”
  到了清代,思想文化统治都有强化。清统治者实行民族矛盾缓和政策,提倡满汉一家。对封建文人一方面以科举加以笼络,另方面又实行“文字狱”禁锢他们的思想。曾经极度排斥外族统治的汉族人,也认可了满清的统治地位,封建的忠君思想再次得到升。按照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犯上作乱者即为不忠不义。清金圣叹评《水浒传》中的宋江说“既是忠义,必不作强盗,既是强盗,必不是忠义。”清朝统治者还依靠文人宣传封建忠君思想,巩固自己的统治,实行精神奴化,以文助政,一些有利维护清朝统治者封建统治地位的文学作品便得到了认可,《荡寇志》便在其列。经历了康乾盛世,清朝的封建统治达到了顶峰,而《荡寇志》成书于清道光年间,又正值清朝由全盛转为败落,各地匪患不断。因此在俞万春的《荡寇志》中,宋江的这一人物从形象到性格都被进行了大量的翻改。
  三、从作者文化观念来看
  明王道生《施耐庵墓志》中有这样的记载“施耐庵生于元贞丙申,为至顺辛未进士。曾官钱塘二载”在杨新的《故处士施工墓志铭》中也有同样的记载。施耐庵曾幻想通过仕途来实现自己的价值。他参加科考试并中了进士,在钱塘为官。但元末统治阶层严重腐化,元又实行民族歧视制度,施耐庵空有一腔为民为政的政治抱负却难以实现,只能“以不合当道权贵,遗官归里,闭门著述。”也有传说说他曾参加过元朝末年的张士诚起义军,和张士诚的部将卞元亨是好朋友。张士诚失败后,他逃回兴化,隐居著书。但不管怎么说,仕途曾经确实是施耐庵为自己人生设计的一条出路。但随着自己理想抱负的破灭,施耐庵对世事的看法也产生了巨大的改变。他不再妄图通过政治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志士不能展其所负,……遂闭门著书”。施耐庵的“不能展其所负”,与水浒中的宋江何其相似。梁山上聚集一百单八之众,……皆非等闲之辈。众人不但拥护爱戴这位宋江哥哥,甚至可以为其牺牲自己的生命。如说宋江无用人之能,必然不对。再看宋江带领梁山好汉打的一番基业,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的故事。其军事才能足可以彰显。如此治国安邦的良将,居然最后仍为奸臣所害,实在叫人惋惜悲愤。可以说从宋江身上随处可以见到施耐庵的影子。我们很难要求施耐庵能超越几百年的历史具有现代的思维方法,因此在宋江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愚忠以及宋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命运就是必然的。但这其中我们仍能够看到不畏强暴,不断追寻自己人生价值的的反抗精神。
  俞万春出身于一个地方官吏的家庭,一生并没有正式任官,科举功名也不过是秀才,但却长期追随其父在广东的任所,亲身参与了对人民武装反抗的镇压或者说对乱匪的平叛。因此俞万春对匪患有着最直接的认识。加之受清朝的文化专制影响,“宋江为盗”这一类观点被当时的知识分子广为接受。在外受西方殖民侵略,内有匪患横行的情形下,士大夫阶层想要的是回到过去天朝上国的历史状态,怀念的是曾经的“康乾盛世”。而在对外无力斗争的情况下,只能把希望寄托于内部矛盾的缓和上。宋江在这个时候便被不满的文人提了出来。他们视农民的起义造反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本原因,把希望单纯的寄托于统治者。因此一个具有反抗意识,具有“忠义”双全形象的宋江是不被认可的。
  正是这些原因造成了《荡寇志》中宋江性格的变化。但人物形象的魅力与作品的传播,不依作家的主观意愿为转移,《水浒传》和《荡寇志》,孰优孰劣,读者自有评判。
  注释:
  ①黑格尔•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参考文献:
  1.施耐庵,罗贯中.《水浒全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2.俞万春.《荡寇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3.朱一玄,刘毓忱.《水浒资料汇编》[M].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
  4.李修生,李真渝.《元杂剧论集》(下)[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
  5.龚维英.简析《水浒》两种续书——《水浒后传》和《荡寇志》比较研究[J].贵州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
  6.杨文胜.《荡寇志》作者的道教思想[J].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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