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1893―1980年)，本名诵坤，字铭坚，号颉刚，江苏苏州人。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古史考辨学派创始人，同时也是现代神话学、民俗学的奠基人。本文主要针对顾颉刚疑古辨伪思想起源进行了一些研究，文章是一篇《东方教育》杂志投稿的论文范文。
摘 要：顾颉刚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神话学家和民俗学家，是古史辨派的领军人物，对于古史的考辨成就卓著。他之所以走疑古辨伪的道路，主要是受到郑樵、姚际恒、崔述、胡适、钱玄同、康有为和王国维等人的影响，当然也和他自身的学术性格有着莫大的关系。
关键词：顾颉刚,疑古,辨伪
作者简介：李正辉(1980―)，郑州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众所周知，顾颉刚的主要学术成就是对于古史的考辨，学界对此研究极多，至于顾颉刚如何走上疑古辨伪的道路，鲜有见到专门研究。
顾颉刚曾说：“我的学术工作，开始就是从郑樵和姚、崔两人来的。崔东壁的书启发我‘传、记’不可信，姚际恒的书则启发我不但‘传、记’不可信，连‘经’也不可尽信。郑樵的书启发我做学问要融会贯通，并引起我对《诗经》的怀疑。所以我的胆子越来越大了，敢于打倒‘经’和‘传、记’中的一切偶像。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二人的启发和帮助。”[1]其实除此五人外，顾颉刚的疑古辨伪思想也颇受康有为和王国维的影响。
1 郑樵的影响
1913年顾颉刚进入北大，逐渐走上专门研究的道路。他在读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刘知几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之后，认为文学、史学都应该走批评的路子，于是他又找到郑樵的《通志》来读。顾颉刚是这样评价《通志》的：“这部书不仅涉及的范围非常广阔，而且很有批判精神，所以在过去的封建社会里一直给人们斥骂，只有章学诚替他辩护。章学诚认为著书有两种方向：一种是钞集资料加以编排的，这种书不能启发人们的思想;能启发思想的书一定是要有独创见解的，而郑樵就是有独创性的一个，所以他说《通志》这部书好。”[2]顾颉刚北大毕业后，最先开展的就是对郑樵的研究。他发现，郑樵对前人著述多有不满，并且做过一部《诗辨妄》，对齐、鲁、韩、毛、郑五家的《诗经》传注都有批评。然而《诗辨妄》散佚，顾颉刚专门从周孚的《非诗辨妄》和《图书集成》中钩稽出来，评价道：“他的说法很对，他胆子大，敢于批评前人，和清朝人的全盘接受前人的做法不同。”又说：“郑樵启发了我对《诗经》的怀疑，我一方面研究郑樵的思想，一方面研究《诗经》，我要离开了齐、鲁、韩、毛、郑五家的传统说法自己来找寻《诗》的真正意义。”[3]后来在1922――1924年间，顾颉刚陆续撰写了《郑樵传》《郑樵著述考》《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等文章并发表。
宋儒中顾颉刚受郑樵的影响最大，而他对于欧阳修、赵汝谈等人也甚是膺服。如他在《景西杂记(六)》中说：“欧阳修真是一个勇于疑古的人，有《易童子问》疑《十翼》，有《诗本义》疑《诗序》及《传》《笺》，有《泰誓论》疑《尚书》，有《请删定正义疏》疑唐人《正义》，于《石鼓文》等亦皆有辩难之作。乃为文名所掩，使人不能见其学问精神。”[4]在《琼东杂记(二)》中言道：“宋赵汝谈《南塘易说》，专辨《十翼》非夫子作;《南塘书说》疑古文，而于伏生所传诸篇，亦多所掊击�h排(均见《直斋解题》);洵为勇士。惜今不可见矣!”[5]在《中国辨伪史略》中别言道：“(赵汝谈)不仅目光犀利，看问题深透，勇于说出别人不敢说的话，而且考辨的范围很广。”[6]
2 姚际恒的影响
顾颉刚十四岁考入地方高等小学，卧病在家，期间翻看了王谟编刻的《汉魏丛书》。他十七岁时又读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知《汉魏丛书》中所收汉、魏、六朝著作多为伪书，其中不少乃是宋、明人的赝作。后来他感叹道：“我在二十岁以前，所受的学术上的洪大的震荡只有两次。第一次是读了一部监本《书经》，又读了一篇《先正事略》中的《阎若璩传》。第二次就是这一回，翻看了一部《汉魏丛书》，又读了一本《古今伪书考》。我深信这两次给予我的刺戟深深地注定了我的毕生的治学的命运，我再也离不开他们的道路了!”[7]后来顾颉刚进入北大，1918年11月，胡适向他询问关于姚际恒的著作，并嘱他标点《古今伪书考》已出版。顾颉刚认为标点是很容易的事情，希望能加上一些注解。随即他开始工作，将古往今来造伪、辨伪的人物事迹梳理得很清楚，知道在历史上有很多次攻击伪书的运动，但前人信古的观念太强，不是置之不理，就是强力压服，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他便想把前人辨伪的成绩进行一次总结，除注释《古今伪书考》外，要编辑《辨伪丛刊》，从辨别伪书过渡到辨别伪史。他谈到：“有许多伪史是用伪书作基础的，如《帝王世纪》《通鉴外纪》《路史》《绎史》所录;有许多伪书是用伪史作基础的，如《伪古文尚书》《古三坟书》《今本竹书纪年》等。中国的历史，普通都知道有五千年(依了纬书所说已有二百二十七万六千年了)，但把伪史和依据了伪书而成立的伪史除去，实在只有两千余年。想到这里，不由得不激起了我的推翻伪史的壮志。起先仅想推翻伪书中的伪史，到这时连真书中的伪史也要推翻了。”[8]1920年，顾颉刚北大毕业就职于北大图书馆，他在杭世骏所编乾隆《浙江通志・经籍门》中得知：“《九经通论》一百七十卷，仁和姚际恒(立方)撰：存真类一百三十五卷、别伪类二十八卷。”顾颉刚叹言：“《古今伪书考》里提起的《易传》(即《十翼》)《古文尚书》，以及《周礼》，全部都在他的‘别伪类’中判定为‘伪书’。这是多么伟大而勇敢的一部著作呀!然而姚家不敢刻，《四库》不愿收，使他一世的苦心孤诣都湮没在汪洋大海了，这是多么地受着严重的压迫呀!”[9]后来顾颉刚陆续借抄了《诗经通论》《礼记通论》《春秋通论》《仪礼通论》，最后一部《仪礼通论》抄毕于1935年。这几部书的抄写前后经历了十余年，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顾颉刚对于姚际恒的著作的重视程度。 3 崔述的影响
顾颉刚十二三岁时在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中读到《崔东壁先生事略》，知其著有《补上古考信录》《唐虞考信录》《夏考信录》《商考信录》《丰镐考信录》《洙泗考信录》等，把西周以前的历史和孔子个人的历史作了细密的考辨，传、记中许多失真的记载被崔述一一指出。而顾颉刚见到这部书则是1921年的事情了，“五四运动”后他常与胡适、钱玄同讨论如何审理古史和古书中的真伪问题，胡适即从书店购得一部《崔东壁遗书》，顾颉刚读后说：“崔述的《东壁遗书》整理古代史实，列落百家谬妄，这是我以前读《先正史略》时知道的。我弄了几时辨伪的工作，很有许多是自以为创获的，但他的书里已经辨证得明明白白了，我真想不到有这样一部规模宠大而议论精锐的辨伪的大著作已先我而存在!”[10]顾颉刚兴奋于同崔述学术上的众多不谋而合，随后他用了数年时间标点这部书，1936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顾颉刚的“古史层累说”导源于崔述。崔述在《考信录提要・释例》中云：“大抵古人多贵精，后人多尚博;世益古则其取舍愈慎，世愈晚则其采择益杂。”[11]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前记中说：“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时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12]他还说道：“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13]从中可以看出二人的古史理论是何等的相似。
4 胡适和钱玄同的影响
4.1 胡适的影响
郑樵、姚际恒、崔述等人的治学精神，顾颉刚只能从他们的著作中领会，而亦师亦友的胡适(顾颉刚小胡适两岁)对于顾颉刚的影响则是最直接的言传身教。1919年5月《新潮》杂志针对国故、国粹的研究提出了“整理国故”的主张。胡适在1919年8月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4]同年12月他又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对于什么是整理国故，他解释说：“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至于为什么要整理国故，他继续言道：“因为古代的学术思想向来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故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因为前人研究古书，很少有历史进化眼光的，故从来不讲究一种学术的渊源，一种思想的前因后果，所以，第二步是要寻出每种学术思想怎样发生，发生之后有什么影响效果。第三步是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第四步是综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15]至于疑古应该具备的态度，胡适在《研究国故的方法》(1921年7月南京东南大学演讲稿)中归纳为“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十个字。这是胡适当时的治学思想和方法。顾颉刚回忆说：“那数年中，适之先生发表的论文很多。在这些论文中他时常给我以研究历史的方法，我都能深挚地了解而承受。”[16]顾颉刚对于胡适在北大的授课这般评价：“适之先生带了西洋的史学方法回来，把传说中的古代制度和小说中的故事列举了几个演变的事例，使人读了不但要去辨伪，要去研究伪史的背景，而且要去寻出他的渐渐演变的线索，就从演变的线索上去研究。我固然说不上有什么学问，但我敢说我有了新方法了。”[17]又说：“后来听了适之先生的课，知道研究历史的方法在于寻求一件事情的前后左右的关系，不把它看作突然出现的。老实说，我的脑筋中印象最深的科学方法不过如此而已。”[18]在这个阶段，顾颉刚对于胡适的学术是深为折服的，即使说是膜拜也毫不为过。
4.2 钱玄同的影响
顾颉刚曾经说过：“适之、玄同两先生固是我最企服的师，但我正因为没有崇拜偶像的成见，所以能真实地企服他们。”[19]虽是短短数语，也足以彰显钱氏在他心中的学术地位。钱玄同在日本留学时曾师从章太炎(古文经学家)，回国后又接受了崔适(今文经学家)的思想，章、崔二人的学术观点自然是对立的，钱玄同虽然学兼今古文，但他对两者皆不满意，常常对顾颉刚说这两派对于古籍的整理都不够实事求是，都犯了先入为主的错误。钱玄同曾经借《聊斋志异》中的一个故事，以喻今古文家：桑生在郊外读书，遇到狐女莲香和李姓鬼女。李女因夜夜来，导致桑生生病，莲香则隔几天来一次为之医治。桑生最终得知，一者狐女，一者鬼女。并言：“我们对于今古文问题，也当作如是观。今文家好像莲香，古文家好像李女看，我们千万不要上她们的当!”[20]顾颉刚在这番话的启发下，写出了《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和《秦汉的方士与儒生》。
5 康有为和王国维的影响
5.1 康有为的影响
1913年章太炎开国学会讲学，顾颉刚从学，对章太炎极为心折，立志在经学上要做一个古文家，认为今文家都是一些妄人。而顾颉刚又想了解一下今文家是如何妄法，就读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可是他发现康有为的论辩基础完全是建立在证据之上的，因此，他对今文家的看法也转变不少。后来他又读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可以说此书指明了顾颉刚如何去辨伪古史的方向。顾颉刚说：“自从读了《孔子改制考》的第一篇之后，经过了五六年的酝酿，到这时始有推翻古史的明了的意识和清楚的计划。计划如何?是分了三项事情着手做去。第一，要一件一件地去考伪史中的事实是从哪里起来的，又是怎样地变迁的。第二，要一件一件地去考伪史中的事实，这人怎样说，那人又怎样说，把他们的话条列出来比较。第三，寻出他们的造伪的义例来。我为要做这三项工作，所以立了三册笔记簿，标题《伪史源》《伪史对鞫》《伪史例》，总题为《伪史考》，下手搜集材料。我的推翻古史的动机固是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明白指出上古茫昧无稽的启发，到这时而更倾心于长素先生的卓识。”[21]
5.2 王国维的影响
顾颉刚在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后，撰《悼王静安先生》一文：“我对于他虽向少来往，但是恋慕之情十年来如一日。三年前，曾给他一信，大意是说：颉刚现在困于人事，未得专心向学，待将来事务较简，学业稍进，便当追随杖履，为始终受学之一人。”又说道：“我那时引为学术上的导师的是王国维，而不是胡适。数十年来，大家都只知道我和胡适来往甚密，受胡适的影响很大，而不知我内心对王国维的钦敬和治学上所受的影响尤为深刻。”[22]
6 自身的学术性格
综上所述，对于一位学者、一位大师来说都是外因，缺少了主体的主动接受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再从顾颉刚的学术性格上，来考察一下他是怎么走上疑古辨伪的道路的。至于自己的学术性格，顾颉刚曾归纳了四点：第一，绝不人云亦云，绝不盲从。第二，历史兴趣极浓，喜欢搞清事情的来龙去脉。第三，善于发现问题，并且又尽力去解决问题。第四，具有推翻学术权威、学术偶像的勇气。他所谈到的四点，对于任何一个从事研究工作的人来说，都是应该具备的品质，都是难能可贵的。综上，顾颉刚成为疑古辨伪的大师实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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