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能否正确处理和自信地应对学科借鉴与学科发展之内在逻辑关系，成为衡量思政学科有无进行自我诊断和自我发展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思政学科借鉴研究的意义生成包括学科之“根”的找寻、学科之“眼”的确证与学科自信的获得;其逻辑路径可从“移植中借鉴”与“借鉴中移植”之双重维度进行深入思考。思政学科要以成熟学科的姿态自信地屹立于众学科之林，需要实现从“移植中借鉴”到“借鉴中移植”的成功跨越。
关键词：教师论文发表刊物,思政学科,借鉴研究,意义生成,逻辑路径,学科之“根”,学科之“眼”
我国高校自1980年代设立思政专业以来，已过而立之年的思政学科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无论是从其学科点“量”的布局看――目前全国普通高校共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科点200多个，硕士点近300个，博士点近70个，还是从本学科愈发注重内涵建设以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并取得积极突破的现实情形看，都是如此。但是，相对于哲学、教育学、经济学等其他成熟学科而言，思政学科的学科建设依然任重道远，存在很大短板。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本学科在学科发展与学科借鉴关系问题的处理上还有很大不足，或者说思政学科的借鉴问题始终成为一道越不过去的“坎”。换言之，一直以来，思政学科依然很难通过积极有效的学科借鉴使其自身的学科建设充满自信与活力。客观地讲，能否正确处理和自信地应对学科借鉴与学科发展之内在逻辑关系，已然成为衡量思政学科有无进行自我诊断和自我发展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众所周知，学科借鉴是实现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任何一门学科在其学科发展的历程中都会面临如何处理学科借鉴的问题，思政学科也不例外。由于现实中的思政学科在学科借鉴上的方法处理与手段运用上还不够娴熟，其问题反而更为突出：由于学科自身的特殊性和学科“合法性”质疑的由来已久，使得该学科在应对学科借鉴问题时徘徊犹豫甚至“裹足不前”。譬如，从意义生成的角度对思政学科的借鉴研究展开深层次的哲学思考，学界的研究就普遍不足，相关共识也极为匮乏。因此，本文主要从意义生成和逻辑路径两个方面对思政学科的借鉴问题展开思考，并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
一、思政学科借鉴研究的意义生成
思政学科借鉴研究的意义生成，就是从本体论视角对思政学科借鉴研究的意义所展开的哲学沉思，这种哲学沉思主要包括学科之“根”的找寻，学科之“眼”的确证与学科自信的获得。
首先，学科之“根”的找寻。长期以来，年轻的思政学科在很多人看来都被视为“无根”之学科，“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的根在何处?”等问题一直萦绕在思政人的心中，并长期未能获得真正解决。与此相随的是，该学科在学界的认同度一直不容乐观，尴尬的学科境遇也未能获得根本改观。思政学科“之所以为”思政学科的学科“逻各斯”到底有无?有，是什么?又从何而来?无，那又何以设置该学科?这一系列深层次问题一直以来都纠缠着学界，争议不断，共识缺乏。其原因何在?据学者们的研究，不外乎以下几点：其一是学科历史“模糊不清”，即常常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历史简单地等同于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也就是说常常把思政学科史等同于党的思政史甚至等同于中共党史;其二是学科的国家政治依附色彩过浓，很多时候留给人们的印象仅仅是作为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的“传声筒”而存在。现实中很多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仅仅只是满足于或陶醉于对党的相关红头文件的“亦步亦趋”式解读和注释，其学科应有的独立性和自足性严重不足;其三是学科归属“摇摆不定”，学科边界至今仍不明晰。一直“寄人篱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很长一段时期都没有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精神归宿和学科家园，其学科成长历程真可谓“历经坎坷”：从最初的教育学归属到政治学归属，直至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归属。如今国家层面的“定论”是否意味着思政学科的归属问题已经完全得到解决，还有待于进一步商榷。
可以说，以上就是备受学者们诘诟和质疑思政学科“无根”之理由。譬如，有学者[1]不仅从“学科的本体无着落，与其他社会活动相混同;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之间的边界不清;缺乏自己的学科家园――范式”等层面形象地概括出思政学科为“无根”学科之现实表现，还尖锐地指出：“尽管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属性及归属的争论因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设立而尘埃落定，但是从1984年开设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专业以来，围绕该学科建设的一些基本问题尚未真正解决，比如学科归属问题就历经了教育学、政治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姑且不论这种学科归属迭变的动因究竟来自政治实践还是学科的自我确证，但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边界的模糊和研究对象泛化的存在依然是不争的事实……理论研究中经常出现名为学科间相互借鉴实为丧失学科立场的现象。”[2]还有学者曾以2000年至2009年10年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进行整体的研究分析为例作过广泛调查。结果发现，在此期间答辩通过的306篇博士学位论文中，有约31%(96篇)的论文明显地可以归诸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党史、伦理学、政治学等学科范围，以至于如果不注明专业名称和研究方向，根本分不清究竟是哪个学科的博士学位论文[3]。可见，思政研究的学科边界模糊现象已日趋严重。表面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归属问题”从国家层面到学术界似乎已有“定论”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属的六个二级学科之一。问题在于，此 “定论”并不完全意味着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归属的问题已经得到彻底的科学的解决，此一点愈发得到学界尤其是多年从事思政学科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有识之士的广泛认同――甚至还有不少学者在努力倡导思想政治教育学设置为一级学科――尽管这个设想就目前而言似乎并无多大可能，但目前不可能并不代表将来无可能。客观地讲，上述学者的观点实质上已触及到思政学科“根”的找寻这样的深层次问题，其不足在于未能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逻辑论证和有效揭示。
其实，思政学科“根”的成功找寻，从逻辑思维来看确实需要实现一个“超越”和“回归”：“超越”即在探讨思政学科的“根”的问题上应当超越那种简单地认为它发轫于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这个历史节点――这是一个历史造成的认知误区，因为照此逻辑推演，思政学科的“根”最多也只能追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再往前推似乎已不可能。而把思政学科的“根”简单地依附于党的思政教育活动史，也就是试图通过一种不证自明的思维逻辑把思政的学科史简单“混同”于实践史，其历史局限和现实缺陷始终都无法回避。遗憾的是，一直以来学术理论界都不乏有人(甚至一些学界泰斗)坚持采用这种不证自明的思维逻辑来对待以追求严谨、负责、科学为主要特征的学科史研究问题。可见，除了超越以往传统认知误区，真正实现学科史研究的创新突破，还需要一个逻辑思维的“回归”，即在上述基础上更进一步把真正的学科源头往前移，直至马克思主义。众所周知，具有科学真理性的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十分注重批判地继承和积极地借鉴其他任何的理论精髓，如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英法空想社会主义。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成功设置也再次表明，作为二级学科之一的思政学科之“根”就是马克思主义。任何无视或偏离马克思主义这条“主根”的论调与行径，极有可能导致思政学科发展的明天无从谈起，甚至没有“明天”。长期以来缺乏独立性和自足性的学科状态必然导致思政学科的纯粹工具性地位，使得找寻本学科的“根”变得异常艰辛和不自信。总之，思政学科借鉴研究的成功实践，的确需要更多地从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中汲取各种养分，特别是其与生俱来的，强烈的自我批判意识――这种兼具高度的自觉性与主动性的自我批判意识 [4](“证伪”品质)对当下思政学科的发展重新获得强大生命力极为重要。 其次，学科之“眼”的确证。所谓学科之“眼”，就是指不同的学科都有其自己的“眼睛”(或者说是“学科视野”)。例如，政治学的学科之眼是“权力”，哲学的学科之眼是“人类幸福”，经济学的学科之眼是“利润”。那么，进一步追问的问题便是思政学科的“学科之眼”是什么?迄今为止，关于此问题的回答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思想”一说，有“政治”一说，有“教育”一说，甚至还有“以人为本”一说。到底“什么”才是思政学科的学科之眼，恐怕不是一件轻易就能够说清楚的事情，因为这涉及到的是思政学科是否为“独立学科”的问题，或者说该“学科”在多大程度上获得“独立”的问题。有学者曾经意味深长地指出：学科之“眼”作为“学科赖以相对独立的一个首要条件”――用它来衡量，如今被列入我国学科制度框架中的许多学科――“XX教育学”之类――就很难称之为相对独立的学科了，因为这些学科并没有自己的学科之眼，其学科名称所标示的其实只是一个问题域，是对该问题的基于如何学科(如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等)的研究的总称。这些学科之所以被列入所谓的“学科目录”，被视为独立学科，主要不是根据“学科之眼”这一学科相对独立的首要条件，而是基于国家对整个学术研究队伍进行制度管理的需要，基于向在这种制度管理的作用下被激发被放大的专职研究人员配置研究资源的需要[5]。应当说，这段话的意义在于不仅道出了学科之眼与学科独立之间内在的某种必然联系，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即学科之“眼”如何确证的问题。
诚然，确证学科之“眼”的手段和方法是相当丰富的，包括学科研究对象的确立，学科方法论的研究，学科问题意识的判定，等等。笔者以为，通过对思政学科借鉴研究的反思性和批判性研究，或许能以一种崭新视角敏锐地捕捉到嵌入该问题的思路。这并非是一种不证自明的方式，而是需要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发展的轨迹通过对思政学科借鉴研究(包括历史与现状的考察、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和反思)的深入考察，才能帮助我们实现本学科之“眼”的确证。因此，思政学科在借鉴其他成熟学科的方法和理论的时候，应当反复追问的是：究竟站在什么样的研究立场，以怎样的学科姿态来审视本学科与他学科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如何提升学科认同与展示本学科自信，如何杜绝“口袋现象”与“学科殖民”等核心问题。对上述核心问题的持续思考不仅有助于确证独特的思政学科之“眼”，其学科借鉴研究的意义也会在此过程中得以不断生成。
最后，学科自信的获得。学科自信不足的问题一直伴随着思政学科发展的今天，很多研究者对此颇为纠结与困惑。“多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领域内出版的具有代表性的学科专著和研究文章都较多地沿袭了从教育学、哲学、政治学中借鉴的基本概念，近年来的研究中又从心理学、社会学、系统科学和信息传播学等学科中借用了不少概念和范畴”，思想政治教育学也由此形成一个庞大的学科概念群，“但其中很多概念是直接从其他学科借鉴而来的，存在标志性概念少，概念的工具价值弱，概念的创新度低等问题。因而，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建设需要加强对学科概念的研究，不断进行学科概念的学理化规范和创新性拓展”[6]。事实证明，思政学科在对其他学科的借鉴过程中如果仅仅是把大量的概念、范畴、原理和方法简单地移植过来，不能够有效地消化和吸收，实现借鉴与自创的结合，即使借鉴的成果再多，对思政学科建设都是无济于事。可想而知，在此情形下的思政学科要获得学科自信就早已异化，沦为奢谈了。
在笔者看来，思政学科要通过成功的学科借鉴获得学科自信，其首要之处在于培育一种强烈而忧患的学科意识，即对本学科的真正关心、认可和热爱的程度。诚然，现实中的确存在诸多因素导致许多研究者对本学科的关心、认可和热爱的程度均存在不足――但这显然不能成为思政人对待自家学科自暴自弃的理由。改变这种局面的关键在于我们自身，任何一个思政人都应当努力去培养这种强烈的学科意识，要从内心深处对本学科有信心和感情，要从内心认同本学科，关心、热爱本学科，常常关注本学科建设有什么进展，遇到什么问题，原因在什么地方。这些都需要我们倾注大量的耐心和足够的信心，因为关注学科建设的平台就是关注我们自身科研和事业发展的平台。此外，获得学科自信还与强烈而鲜明的思政学科的问题意识培养密不可分。所以，在思政学科的借鉴研究中，我们需要在敏锐的问题意识引导下，积极探寻本学科建设发展的“真、小、实”问题，抛弃一切“假、大、空”现象。问题代表差距，但也孕育着希望，向其他成熟学科借鉴中暴露出的诸多问题其实也从某种程度上“暗示”和孕育了本学科有实现追赶甚至超越其他成熟学科的可能。
当然，学科自信的获得，尤其是思政学科的学科自信的获得，并非空喊口号就可以实现的，更不是别人给予的，而是踏踏实实地干出来的!“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作为兼具基础性、理论性、综合性等特征的思政学科，只有以十年磨一剑之精神甘于坐科研“冷板凳”，才能不断地积累和沉淀出学科自信。
二、思政学科借鉴研究的逻辑路径
思政学科借鉴研究的逻辑路径可从“移植中借鉴”与“借鉴中移植”之双重维度进行思考。
“移植中借鉴”主要针对学科发展的“初级阶段”语境而言，指的是一门学科在学科建设发展之初乃至较长一段时期内可能更多地偏重于借鉴成果“量”的产出，而忽视其“质”的提高，主要特征表现为在此阶段中“移植”的简单化、低水平与随意性现象普遍突出，“借鉴”的反思性与批评性严重不足。观照当下思政学科借鉴研究的现状，“移植中借鉴”的现象屡见不鲜，层出不穷，其个中缘由极为复杂，有历史和现实相互交织之因素，有理论和实践相互脱节“两张皮”之因素，限于篇幅的缘故，本文不作过多探讨。但“移植中借鉴”之维度能够给思政学科借鉴研究带来的积极启示在于：真正明白自身“学科实情”非常重要――该“学科实情” 表明，思政学科的起点晚，底子薄，历史短，队伍庞大而水平却参差不齐，缺乏深厚的哲学积淀，等等，它们都是任何一个有“学科理智”和“学科良知”的研究者所不能忽视，也无法回避的问题。在此情形下，对现在乃至将来很长一段时期都处于“移植中借鉴”的思政学科而言，我们比自身任何时候都要对可能来自本学科制造的学术泡沫保持足够的清醒――因为学科建设经不起任何折腾;也比任何其他学科都更需要脚踏实地推动学科内涵建设，尤其在把握和应对学科借鉴与学科发展之内在逻辑关系问题上需要大胆创新，不断推出有学术分量的创新性借鉴成果。 “借鉴中移植”主要针对学科发展的“成熟阶段”语境而言，指的是一门学科在发展到成熟阶段后，其学科借鉴过程中高水平的成果层出不穷，学科的整体水平和实力与日俱增，学科话语优势得以确立与巩固，学科影响力和社会认同都得到空前提高，其主要特征是学科独立性和自足性日渐突出，自我反思意识和自我批判意识已然成熟，学科的自我发展和自我超越形成良性态势。就目前的思政学科而言，离“借鉴中移植”的学术境界仍有很大差距，尚未真正到来，但如果有学界同仁的辛勤劳作和共同努力，这一天迟早会来临的，对此我们需要有充分的自信和足够的耐心。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移植中借鉴”语境下的“移植”为低水平状态，其成功“借鉴”的高质量成果为稀缺型资源;而“借鉴中移植”语境下的“移植”则为高水平状态，其“借鉴”的批判性和针对性已转化为一种相当的理论与实践自觉，因此成功“借鉴”的高质量成果则为普及型资源。当然，就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历程而言，以上两个阶段都是必然要经历的，其间所承受的阵痛也是必然的，这是任何一门学科成长必须埋单的学费，只不过其间的阵痛期有长短之别，学费有高低之分。进言之，这两个阶段中都无法杜绝低水平的简单移植现象，所不同的是，处于前一阶段学科的整体焦虑颇为明显，由此导致的低水平移植现象危害极大，因此需要保持足够警惕并能够有所作为;而处于后一阶段学科的集体自信已相当成熟，在高水平、高质量的学科借鉴成果层出不穷之时，即便还存在个别低水平移植现象，就整体情况而言已不值一提。
行文至此，还要追问的便是，思政学科的发展要如何实现从“移植中借鉴”到“借鉴中移植”之成功跨越――这是思政学科日益走向成熟学科的必然选择。笔者以为，除需要继续注重学科内涵建设，优化学科内外发展环境外，尤其期待学界能够在学科借鉴批判精神的培育，“证伪”品质的学科发育，与成熟学科交流对话平台建设的加强，甚至学科研究队伍准入门槛的提高方面推出一系列有分量且含金量高的“组合拳”。
三、结 语
通过加强思政学科的借鉴研究来推动其学科建设，促进学科的“科学化进程”[7]，又在学科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情形下有力地带动学科借鉴水平的整体提高，此理想目标之真正达成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但倘若每一个思政人都能怀着学科良知，以高度负责的学科精神，积极运用新方法，从多角度、多层面对思政学科借鉴研究中的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新问题展开哲学反思，并把这种反思高度自觉地置身于马克思主义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与现实场景中，或许能够得到更多新的启发和收获。如此一来，思政学科才能以“有根”学科之面貌，以独特的学科之“眼”和强大的学科自信尽快实现从“移植中借鉴”到“借鉴中移植”的成功超越，进而自信地屹立于诸多学科之林，其学科借鉴研究才有可能更加专业从容，其学科建设才能迎来发展的又一春天。
[参考文献]
[1] 金林南.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范式的哲学沉思[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64.
[2] 金林南.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公共性[J].人大复印资料：思想政治教育，2013(1)：8-11.
[3] 沈壮海.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关键词[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10)：44-47.
[4] 刘五景，杨黎红.马克思主义的“证伪”品质及其当代启示[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1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