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论文发表易卜生戏剧中“地理存在”的三种形态

所属栏目:社会学论文 发布日期:2015-01-07 16:29 热度:

  摘要:以易卜生的戏剧为例,以图式的方法作为引导,探讨文学作品中地理存在的三种形态,即“显在形态”、“偶在形态”与“隐在形态”。其“隐在形态”让其部分戏剧只是停留于对自然地理平面描写的“外形”状态;“偶在形态”使自然地理以各种方式参与到表达人物内心复杂空间的建构之中来,从而使文学作品富有思想和艺术魅力;而“显在形态”让自然地理与作品中人物的心理与情感完好结合,进入到了“外形”与“内质”相结合的形态。文学地理学批评提倡文学作品对自然地理的深度关注,与自然山水进行友好和谐的对话,使其与对人类精神图景的刻画相结合,从而使文学作品达到更为完美的境界。易剧中地理因素呈现的不同的状态,表明了剧作家对于戏剧艺术的追求一直处于探索之中。

  关键词:研究生论文发表,易卜生,地理存在,地理缺失,显在形态,偶在形态,隐在形态

  对于挪威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来说,亨利克・易卜生恐怕是一个难以逾越的符号,他为人们带来了大量且具有思考价值的作品。目前,中国学者对其作品的理解与关注,主要集中在《娜拉》、《人民公敌》、《社会支柱》、《群鬼》等中期社会问题剧上,虽然后期的象征剧以及早期的诗歌与诗剧研究也相继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是,很少有学者从文学地理学批评①的角度来对其作品作出整体评价。其实,我们能够清楚地从其作品中发现剧作家在创作的三个阶段中对于自然地理②认识的发展过程,以及对自然地理和地球宇宙的关注;作品中既有对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描写,也有对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深刻的理解,形成了其独特的地理诗学观念。本文拟从文学地理学批评的角度出发,对易卜生的25部戏剧进行总体观照,以“画地图”③的方法对易卜生戏剧进行整体分析,对每一部作品所呈现的地理因素进行简要概括与统计,通过探讨其剧作中存在的“地理存在”④的形态,来说明文学作品中的“地理缺失”⑤问题。当然,并不是每一部作品中的地理因素都表现得很丰富,也不是每一部作品都能够将地理因素艺术而完美地展现出来。总体来看,易卜生戏剧的“地理存在”现象有如下三种形态:一是“显在形态”,二是“偶在形态”,三是“隐在形态”。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所谈的“地理存在”,主要针对易卜生戏剧中地理因素的艺术表现形态而言⑥,也是针对其戏剧创作的整体形态而言,着重强调地理因素在文学作品中所产生的价值与意义。

  一、易卜生戏剧地理存在的“隐在形态”

  易卜生的部分剧作中对自然地理因素的关注较少,甚至“缺失”地理因素,即便有一些相关的地理因素出现,也只是寥寥数笔而没有深刻的内涵,其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意象等只是一种写实性的描写,因而这些剧作中的地理存在呈现的是“隐在形态”。剧作家更多地关注事件发生与发展过程的艺术表现,注重人物内心的表达与客观事实的叙述,而缺少对具体时空的艺术化展现,因此剧作的情感表现不够含蓄,内涵不够丰厚,其审美体现与艺术传达有一定的欠缺。这里笔者以作品中地理空间建构的广度和艺术意蕴的深度作为划分标准,对易剧中具有“地理存在”三种形态的剧作作了相应的归类。

  易卜生戏剧“隐在形态”地理存在作品统计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 共有9部戏剧之中的地理缺失现象稍显严重,其中,第一阶段诗剧5篇,第二阶段剧作4篇,第三阶段剧作0篇;从剧情发生的“地理空间”⑦一项来看,大多数都是集中在家中、房间或者别墅等室内空间里,而很少涉及到室外大的活动场景与自然地理空间。《诺尔玛,或政治家的爱情》是易卜生早期创作的诗剧,剧本主要通过几组人物复杂而纠结的关系,揭示挪威各种政党之间相互利用的丑陋面目;剧中没有多少对于自然山水地理的描绘,以及舞台背景的设置,即使其中有少量对自然地理的描绘,如“晦暗的密林,背景是‘挪威的山岩’;在罗汉松的阴影下,白色和浅蓝色的花儿像自由的标志和帽徽一样盛开”[1],也只是为了描述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或者只是简单的地理因素的呈现,甚至有的时候直接将景物的内在意义表达出来,从而丢失了艺术作品内在的艺术想象与审美情趣。此剧可以说是一直处于人们兴趣边缘的另类作品:对政治的批判过于直白,冲淡了作品的部分艺术和审美价值,留给读者回味的空间不是太多,所以,《诺》剧是属于阅读剧,不适宜演出,“至今未发现当时上演此剧的记载”[2]。中期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在中国具有明显的时代意义,促进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对于“娜拉出走后”问题的探讨,多少年来经久而不衰;很多人认为此部作品应是易卜生最为经典的戏剧,其中人物之间的对话与心理的表白相当精彩,甚至超过了他以前创作的很多作品,最后的结局能够引起人们深深的思考。然而,笔者在此有却不同的看法,认为此部作品并不是完美无缺,甚至在艺术审美方面还存在较大缺失:从剧情发生的地理空间来看,剧中三幕都发生在一间不大的房屋里面;从艺术表现而言,剧情只是流于对事件的简要叙述,着重于几重人物关系以及对人物心理的刻画,基本上没有涉及到室外的自然地理环境,如果说有的话,也只是那一棵“圣诞树”,是人工所造而非自然之物,至于海尔茂口中称呼娜拉为“小鸟儿”、“小松鼠”,也与自然界的地理意象相差甚远。如果大千世界中丰富多彩的自然万物,能够参与到剧作的艺术建构中来,与家庭那个闭塞的小环境形成鲜明对比,那么,娜拉这个一直生活在温室里的小女人,出走之后能否适应外面的大千世界?如何在自然与社会的环境中生存下去?这样的问题可能更会引起读者的联想。如此看来,此剧作整体的审美意义应是有所欠缺的,因而其整体的艺术创新与发现也是存在疑问的。由此可见,易卜生剧作中地理存在的“隐在形态”,主要集中在第一、第二阶段,在存在缺失的作品中,其故事发生的地点主要是在室内而不是在室外,与其早期的生活经历有一定的关系,剧作家到外地游历的机会不是很多,其创作的地理视域有一定的局限性,因而,更多关注的是小环境的描写以及对于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

  二、易卜生戏剧地理存在的“偶在形态”

  易卜生有些剧作中存在部分的地理因素,即剧作中地理因素存在“缺”的现象,虽然有一些自然意象零散地分布于剧中各处,但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地理构想空间,更没有形成一个圆形的艺术结构,因而这部分作品的地理存在呈现的是“偶在形态”。不可否认的是,剧中的自然意象还是具有部分独立意义的,能够给读者自由想象的空间。易卜生戏剧“偶在形态”地理存在作品统计见表2。   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地理的因素在易卜生的剧作中分布不够均衡:有的作品可以体现得丰富多样并与世界乃至宇宙天体相连相通,有的作品只是零零星星分散点缀于其中,而有的作品则基本上没有地理因素的呈现。对其“三种形态”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主要是针对其中地理因素呈现的艺术形态以及内在意义而言;也许在地理因素呈现得不够丰富多样的作品中,其中也蕴涵有丰富的内涵与深刻的价值,只是未能挖掘出来;也许在地理因素呈现得丰富的作品中,也存在一些败笔,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但是总体而言,其地理因素处于“显在形态”的作品,那些被完好保存下来并得以展现出来的地理元素,似一幅幅隐形的地图一般镶嵌于剧作之中,如“高山”、“海洋”、“峡湾”、“雪原”、“挪威”等不同形态的地理元素,在易卜生所描绘的地理长卷中,已成为一个又一个独特而典型的“地理坐标”,分别打上了易卜生及其挪威民族所特有的烙印,代表了剧作家独具特色的艺术气质,让其作品具有不朽的主题思想与永久的艺术魅力。

  四、易卜生戏剧地理存在三种形态之间的关系

  从以上表1、表2、表3可以看出,易卜生戏剧地理存在呈现的三种形态,很难以他写作的三个时段来进行明确的划分,比如,早期作品中有地理因素呈现完好的作品,比如《布朗德》、《培尔・金特》等;中期作品中又有地理缺失相对明显的作品,比如《玩偶之家》等;就是在相对成熟的后期,也有地理缺失相对明显的作品,如《小艾友夫》等5部剧作。因此,易卜生剧作中的地理存在现象是处于波浪型与曲线性的状态,呈现出高高低低、曲曲折折、若隐若现的状态。总体而言,易卜生对自然地理的表达与关注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即从“外形”向“内质”的转变(也就是从外在的形态走向内在的形态),所以其作品中地理空间的艺术也从平面化渐渐走向立体化的表现形式。见图1。

  在图1中,三种形态基本上构成了易卜生戏剧对地理描写的总体艺术形态。其一,易卜生剧作中的地理存在现象基本上呈现出由“隐在形态→偶在形态→显在形态”的发展趋势,体现的是作家对自然地理的深情遥望,最后发展到缱绻眷恋的过程。“隐在形态”中少有对自然地理的描述,即使有也只是写实性的,是对其生活于挪威自然地理的如实记录;“偶在形态”中有较多的对自然地理的描述,是作家辗转于世界各地其激越心态之下与故国家园的“偶遇”;“显在形态”中的自然地理描述完整,是作家宁静心态下超越情怀的体现以及对客观世界的洞悉。其二,三种形态反映了易卜生的创作大体上呈现出从“外形”到“内质”的转变,也许在其早期诗剧中,自然地理仍然缺失得最为严重,其原因是自然地理只是作为实物背景而存在,没有进入到象征层面;而到了后期象征剧时,自然地理更多的是以隐喻与象征形态而存在,从而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其三, “地理缺失”的现象在其作品中大致呈现出从明显到不明显的趋势,地理因素描述的数量呈现出由少到多的趋势,地理空间的建构也从平面化的叙述渐渐转向立体化的建构。早期对自然地理的写实性描述,建构的只是一种平面化的空间,少有多重的意蕴存在;越到后来,越来越执著于对内心世界的描写,自然地理的描述也呈现了内化的形态,多半作为象征而存在,一种立体化的空间建构。

  “地理存在”在易卜生剧作中形成的三种形态,是依据其剧作客观存在的艺术现实出发,对其整体形态进行观照而形成的。“隐在形态”的剧作,是其对历史、文化、社会与政治现象与事件的直接书写,也许剧作家并没有经过认真的思考,眼中的山水就是山水,没有进入到一种见山不仅仅是山、见水不仅仅是水的哲理境界,更没有进入一种更加高远与更为深邃的思想层次。“偶在形态”的剧作往往表明剧作家从小的自然地理环境之中跳了出来,进入到另外一个较为宽广与辽阔的地理空间,其中的地理因素更为浓厚,自然意象更为多样,对人物心理的表达也更为曲折与复杂,其艺术表现不尽相同却又互补共进,剧作便上升到哲学与宗教的层面。“显在形态”则是剧作中的自然地理来源于自然的世界但又异于自然的世界,同时又带有剧作家鲜明的特色与独特的创造,表现了剧作家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特殊的艺术构思与艺术创造;剧中人物的理想往往走向地理的更高处,精神境界也时常处于不断向高处行走的状态,作家对自然地理与人间万象有着更为深刻的观察与理解,其眼光能够超越时间与空间而辐射到全世界甚至宇宙天体之中,能够在对自然世界的观察中体悟到诗情与画意,不论是剧作家还是剧中人物的内心,总是处于曲曲折折的状态。

  三种形态的发展过程只是一个大致的走向,也会出现一些“断层”现象。第一个断层出现在中期社会问题剧《青年同盟》、《社会支柱》与《玩偶之家》中,均属于地理存在的“隐在形态”。《玩偶之家》执着于人物内心活动的描写,体现了其多重尝试以及创作转向的必须发展过程,对自然世界简单的关注渐渐转向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只是从“外形”走向“内质”过程的一个阶段,相对于早期诗剧来说有所创新,但是在对自然地理的关注描写与实践上,却是不断探索的过程。第二个断层出现在后期象征剧《罗斯莫庄》、《海达・高布乐》、《建筑师》、《小艾友夫》和《约翰・盖勃吕尔・博克曼》五部作品中,属于“偶在形态”。应该说越到中老年时期的易卜生,对自然地理的认识越来越准确而到位,也会越来越关注对自然地理的描写,以及对地球人类的思考,但是为什么在后期有些作品中却对自然地理的描述越来越少了呢?这只能说明剧作家在创作不同作品时心态与情境不同,创作手法与侧重点不同,越到后来越注重于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自然地理只是作为外在的一个背景,众多人物纷纷出场并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进入到了情感与心理的层面,不断地审视剧中人物的内心与剧作家本身的灵魂。戏剧是多种多样的,有着各自不同的功能,我们应对易卜生戏剧作出辩证而科学的评价。地理存在的“隐在形态”让许多戏剧只是停留于对自然地理平面描写的“外形”状态,也不能轻看其对人物内心的挖掘以及其时代性与政治感;地理存在的“偶在形态”使自然地理以各种方式参与到表达人物内心复杂空间的建构之中来,富有思想与艺术魅力;地理存在的“显在形态”让自然地理与人物的心理与情感完好结合,进入到了“外形”与“内质”相结合的形态,也不能认为它们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文章标题:研究生论文发表易卜生戏剧中“地理存在”的三种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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