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贵州之地，早在秦代即纳入行政建置，明朝建立以后，为加强对西南各省的统治，特别着眼于云南的开发和边防的巩固，因而逐渐重视在区位上与云南相连的贵州，设立贵州行省，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其社会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社科类期刊论文,明朝,贵州行省,治黔措施
明王朝建立以后，积极经营西南、图谋云南边防的巩固。在平定云南、加强西南民族地区统治的过程中，贵州的战略地位不断提高。为加强对贵州的统治和经营，政治上明王朝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单独设立了贵州行省，继承并发展了元代的土司土官制度且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改土归流。经济上，大力开展军屯，开发矿产资源，重视交通的建设。文化上，十分重视儒学教育的教化作用，大力推行儒学教育。明代是贵州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其后的几百年间中，贵州的社会及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一、明代治理贵州的政治措施
(一)建立贵州行省
明朝建立后，云南被元梁王统治且拒绝投降。于是，武力平定云南成为了明初统治者惟一的选择。贵州与云南相邻一方面成为云南地方割据势力进攻中原的前沿阵地，另一方面成为中央政府收复云南的最大障碍。贵州作为进入云南的重要通道，其战略地位骤然上升，“云南、湖广之间，惟恃贵阳一线;有云南，不得不重贵阳”。(1)基于此，为有效统治云南，明王朝从洪武年间就加强了对今天贵州地区的经营。洪武四年(1371年)设立了贵州卫，开始招抚播州等地的民族上层势力。对于来归的各土司，明太祖“皆以原官世袭”。(2)此后又将水西、水东合并为贵州宣慰司，设司署于贵州(今贵阳)，与贵州卫同城。洪武九年(1376年)，明太祖将思州、思南二宣慰司划属湖广布政司，播州和贵州二宣慰司等属四川布政司。至此，今贵州省的大部分地区都纳入了明朝的统治。
虽然明初在贵州设置了四大宣慰司，但这些土司互不统属，各雄踞一方，不利于明朝的统治。因而，削弱地方民族上层的势力，成为了明王朝统治贵州的政治取向。永乐十一年(1413年)思南宣慰司田宗鼎和思州宣慰司田琛为了争夺土地酿成叛乱，此事最终导致明王朝决定单独设立贵州行省并在贵州之地实行改土归流。
田氏叛乱平定后，永乐十一年(1413年)，明王朝下令设置贵州行省，废除思州、思南两个宣慰司，于思州之地分设思州、新化、黎平、石阡四府;思南之地，分设思南、镇远、铜仁、乌罗四府，并于贵州设贵州等处承宣布政司以总管八府。至此，明王朝彻底结束了田氏土司统治黔东地区几百年的历史，把原来分属云南、四川、湖广的一些轴线统一划归贵州管理。次年，又设置了贵州提刑按察使司。这样，连同洪武十五年设立的贵州都指挥使司，健全了三司机构，贵州正式成为明朝13个行省之一。
(二)承并发展土司土官制度
西南平定后，面对“唯西南之夷，地方千里，皆山林幽昧，种类庞杂，性如飞走，易惑而难化”，“诸夷杂处，威则易以怨，宽则易以纵”(3)的复杂局面，明廷迅速改变统治方式，视各地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民族情形实行有所区别的统治方式，或仍由土司管理，或废土司改设流官统治。《明史・云南土司传》对此情况有记载：“统而稽之，大理、临安以下，元江、永昌以上，皆府治也。孟艮、孟定等处则为司，新化、北胜等处则为州，或设流官，或仍土司。”(4)尽管这里说的是云南的情形，但实际上在整个西南地区情况大体都相同。明代在贵州改土设流，至万历年间已将思州、思南、播州三个宣慰司废除，崇祯年间奢安反明事件平息后，又将贵州宣威同知宋氏土司革除，而贵州宣慰司安氏虽仍保留，但其势力已大为削弱。各长官司，宣抚司，土府等，有的被废除，有的设为县，有的虽仍保留土司建制，但亦置于府州及卫所的管辖之下。与清代有计划、有目的大规模的改土归流相比，明代改流具有一定的被动性和反复性且有一些是被迫采取的应急措施。
(三)设立卫所
明朝建立后，废除了元代军事制度，自京师达于各地区遍立卫所。据成化年间的记载，在贵州地区共置20卫，有军士145，400余人，连同军户的家眷，驻守贵州的军人及其家属约有60万人(5)。为解决军粮供应，确保军心稳定，驻守贵州的军队及其家属，被组织起来进行了大规模的屯田。这一举措为后来汉民的移入，贵州以及西南地区的开发，西南边疆形势的稳定，确保西南与内地的统一发展，起到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明朝治理贵州的经济措施
(一)推行屯田制
在对贵州的农业活动开发中，屯田制度特别是军屯制度尤为值得重视。军屯的推行与卫所制度相关。明初即在贵州驻守有数十万大军，而贵州之地地处偏远，粮食运输困难，因而粮食供应最好的办法就是“屯田自种”。在给征南将军傅友德等的上谕中朱元璋曾说：“有粮军回，云南无后患;若守军无粮，大军既回，其守军必逃。军逃日久，城中必虚，蛮人知其所以，其患复作，事难制矣。”(6)事实亦证明，解决粮饷问题，已成为巩固在西南地区统治刻不容缓的事情。洪武十九年，沐英奏：“云南土地甚广，而荒芜居多，宜置屯令军士开耕，以备储待。”此建议得到朱元璋的认同与赞赏，并曰：“屯田之政，可以纾民力足兵食，边防之计莫善于此。……英之是谋，可谓尽心，有志古人，宜如所言。”(7)洪武十五年(1382年)开始在贵州实行军屯。云南平定后，便积极经理屯田。正统六年六月，据王骥报告，贵州地区20卫屯田有95万余亩，“所收子粒足给军实”(8)。军屯的推行不仅解决了军队对于粮食的需求，而且因为许多军户多为中原迁入之人，在与当地人相处之时，也传播了先进的生产技术。
除了军屯之外，还有民屯和商屯。但民屯和商屯却不像军屯那样有严密的组织和条规，而且相当分散，因而有关记载多不明确。商屯与“开中”关系密切。贵州卫所驻军极多，虽有军屯，而粮食不敷军用，所以招募商人来贵州纳米换取盐引，分销各地，贵州缺粮、缺盐，所以“开中”很盛。当然，“开中”并不等于商屯，但在当时贵州的交通条件下，凭个人之力要从省外将大量粮食运到贵州市相当困难的，所以最经济的办法还是招民屯种，收粮以换盐引。商屯补充了军屯的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商品粮的发展，促进了食盐的开发和边疆地区的发展。 (二)开发矿产等资源
贵州矿产资源丰富，明代以前，有些矿产如汞、铁等，已有一定程度的开发。到了明代，原先已开发的矿产规模扩大，另有许多矿产如煤、石英等也逐步得到开发。明代贵州朱砂、水银的生产规模扩大且成为全国之冠。水银的提炼，颇有专门技术。有明一代，因取云南的铜、贵州的铅鼓铸铜钱，所以，明代贵州铅锌的开采盛极一时。此外，铁、金银、锡的开采也不断扩大。贵州煤矿分布广，储量大，种类多，易于开采。但在明代以前不见有开采的记载，明代所记贵州各地土产中也没有煤。关于煤的记载，最早见于文献的是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刊行的《普安州志》。书中有一诗，诗云“窗映松脂火，炉飞石炭煤”。明代在贵州大兴土木，建筑需用大量石料和石灰，所以对石灰石的开采与煅烧相当普遍。明朝对矿产等资源的开发利用比元代更为扩大，对贵州各地的资源如金、银、铁、铜、锡以及木材等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开采。
(三)完善交通设施
明代十分重视贵州的交通，在取得对贵州的统治后，即于各地修整道路广设驿站。洪武十五年，明军进入云南，朱元璋在对水西、乌撒、乌蒙、东川、芒部、沾益诸土酋长的手谕中曰：“今遣人置邮驿通云南，宜率土人随其疆界远迩开筑道路，其广十丈，准古法，以六十里为一驿。符至奉行。”(9)明代，经贵州入湖广的道路最终成为云南、贵州通往内地的首要交通干线。明朝十分重视对这条交通干线的保护，明代贵州省辖府一级政区治所和军队卫所大多沿着这条交通线展开。明代，贵州通往省外的驿道主要有五条，分别是湘黔驿道、滇黔驿道、川滇黔驿道、黔桂驿道和川黔驿道。此外，由奢香组织开辟龙场九驿意义也非常重大。它虽是一条省内的驿道，但它把驿道修进了水西地区，促进了水西的开发，同时也沟通了川滇黔驿道和其他四条驿道干线，在贵州交通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交通线的伸展还对所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镇的兴起予以重要的影响。贵阳的兴起就很具代表性。洪武、天启间贵阳先后建成内城和外城，逐渐发展为人口稠密、商贾集中的城市。郡内多汉人，其贸易以十二生肖为场市，“及期则汉夷不问远近，各负货聚场贸易”;场内还设有“场主”维持秩序，以防止争夺欺诈之类情形发生。(10)贵阳由于地处滇、川、湘、桂诸省通道相会要冲，来往官民客商繁多，战略地位重要，因而成为贵州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
三、明代治理贵州的文化措施
明朝统治者很重视儒学教育的教化作用，在贵州大力推进以儒学教育为中心的文化教育活动。随着统治力度的加强，大量内地汉民进入西南，明朝在思想上也加强了对贵州多民族地区的儒学渗透。
儒学教育在贵州兴起的根本原因与明统治者对西南民族地区施行的政策有关。洪武十五年(1382年)，云贵初定，普定军民府土官者额入朝，辞归之时，明太祖朱元璋特下诏谕：“王者以天下为家，生教所暨，无间远迩，况普定诸郡，密迩中国(指中原，下同)，慕义来朝，深可嘉也。今尔既还，当谕诸酋长，凡有子弟，皆令入国学授业，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礼乐教化之事，他日学成而归，可以使土俗同于中国，岂不美哉!”(11)自此之后，明朝各代皇帝莫不遵循这一祖训，把推行儒学教育作为巩固边疆的“长治久安”之策。并按照“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方针，要求地方各级官吏重视教育，努力办学。儒学教育在贵州勃然兴起，创办了一批卫学，司学，府州县学，书院及社学，并不断向国子监输送生员，同时开科取士，教育状况大为改观。
与此相呼应的是，贵州的科举人数增多且最终使得贵州单独开科取士。科举取士，虽然隋唐时已在全国推行，但在明代以前，贵州并未开科。贵州设科始于洪熙元年(1425年)，诏令“贵州所属，有愿试者，湖广就试。”(12)宣德二年(1427年)，贵州布政使司奏：“缘去湖广路远，于云南为近，宜就近为便。”(13)于是，从四年(1429年)起，改为云南、贵州合试。普安州刘�，是贵州有举人之始，赤水卫人张谏中，是贵州有进士之始(14)。嘉靖九年(1530年)，给事中思南人田秋题奏：贵州一省远在西南，科场附于云南，生儒复试最苦，为了激励远人，恳请单独开科。经巡抚御史王杏勘议上奏，遂于嘉靖十四年(1535年)，准许云南、贵州各自设科。乌撒卫浦仲良，为贵州有解元之始。(15)后贵州应试之人名额日渐增多，反映出贵州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自贵州建学开科以来，人才联袂而起，俊秀之士，比之中州，各方面都涌现出一批英才。科甲出身而任教职者达数十百人，其中不少人为贵州教育作出了贡献。
四、结论
尽管贵州行省的建立，是出于军事和政治原因，但不管怎样，贵州建省仍是贵州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自此之后，贵州不断得到开发，各方面都起来显著的变化，而且也加强了贵州乃至整个西南地区与中原各地的联系。政治上，改土归流的实行逐步奠定了今贵州省的版图和疆域。自建省以来，明代贵州经济与前代相比有了较大发展。农业发展尤为显著。引进了许多农作物品种和栽培技术，兴修水利，推广牛耕，并发展了各种养殖业和园艺业。因矿产资源不断得到开发，手工业和矿业也发展明显。随着交通要道的建立，城市商业和贸易也日渐兴起。文化方面，出于统治者的统治策略和重视，文教渐兴。设立了许多府、州、县学和卫学，又发展了书院。王阳明贬谪贵州龙场后悟道，王学兴起并从此走向天下，在贵州则出现了“黔中王学”。总之，自明代起，贵州才渐渐成为统治者统治的版图之地而非边缘地区，贵州的发展自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逐渐与中原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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