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问题始终是各国最基本的民生问题，也是维护一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战略性问题，本文主要对粮食补贴问题进行分析与研究，并对粮食补贴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提出一些看法。
《粮食科技与经济》由原全国米糠油科技情报中心等单位主办的《糠油科技》经《粮油科技》等更名为《粮食科技与经济》，多年来一直由袁隆平院士和王瑞元研究员等著名专家担任顾问，是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统计源期刊、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台湾华艺 CEPS 中文电子期刊。
2004年开始实行的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引起了学者对该政策效果的普遍关注。本研究使用1994～2011年我国粮食生产相关数据，采用C-D生产函数法实证分析了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粮食直接补贴数额、播种面积、物质与服务费用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均为正向显著，其中播种面积和物质与服务费用对粮食产量的正向影响程度较高，而目前的粮食直接补贴数额对粮食产量的正向影响程度较弱，单位面积用工数量对粮食产量的正向影响不显著。
尽管在不同国家补贴形式和补贴力度不尽相同，但是粮食补贴政策是各国政府保护与支持农业发展、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的最主要的政策工具。
1999年至2003年我国粮食产量不断下滑，自2004年，国家每年出台的“一号文件”均以解决农民问题、促进农民增收为主要目标。同时，政府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借鉴了世界各国粮食补贴政策的经验做法，从2004年起开始在我国全面实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经过几年的不断发展完善，已初步形成了以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收入补贴、以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为主要内容的专项性生产补贴相结合的粮食直接补贴(简称“四补贴”)政策体系，而且补贴力度逐年增大(图1)，我国粮食产量在经历了从1999年至2003年连续四年下降之后，从2004至2012年实
现了“九连增”。但是我国粮食生产由于受到土地面积、水资源匮乏等自然条件的制约以及人口持续增长的压力，粮食供给与需求仍处于紧平衡状态，研究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虽然已有许多学者采用不同的方法对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进行了相关研究，但由于研究方法和研究样本的不同，研究结论也存在较大争议。部分学者认为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粮食产量、农民收入和农民种粮积极性影响甚微[1～5];另一部分学者通过经济学理论分析或者实证研究认为当前的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在影响粮食生产、提高粮食产量、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6～8]。上述学者在进行实证分析时是使用2004年以后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结论，而未与2004年之前相关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基于1994年至2011年我国粮食生产和粮食直接补贴相关数据，分析后者对前者是否存在显著影响关系以及影响的程度强弱，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1材料与方法
1.1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用于研究生产要素投入与产出之间关系且使用非常广泛的生产函数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生产函数)。其基本形式为：
式中，Y代表产出，A代表技术水平，L代表劳动力投入，K代表物质费用投入。α、β分别代表劳动力与资本的产出弹性，μ为随机扰动项。
为了测算粮食直接补贴等各种农业投入与粮食产出的关系，本文采用上述C-D生产函数形式，以粮食产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从理论上来讲，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很多，结合前人的研究本文主要涉及如下解释变量。
1.1.1粮食播种面积粮食播种面积是粮食产量变化的一个关键变量，预期其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是正向的，即粮食播种面积越大，粮食产量越大。
1.1.2三种粮食单位面积物质与服务费用包括种子费、化肥费、农药费、农膜费等直接费用，也包括固定资产折旧、保险费、管理费、销售费等间接费用。预期三种粮食单位面积物质与服务费用变量在剔除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后对粮食产量的影响也是正向的，即单位面积粮食生产中投入的物质与服务费用越高，粮食产量越大。
1.1.3三种粮食单位面积用工数量由于中国农村拥有大量剩余劳动力，而且国内现有公开出版的统计资料中并没有关于投入粮食生产劳动力人数的数据，所以本文用《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三种粮食生产中每666.7m2用工数量(日)作为反映粮食生产函数中劳动力投入数量的指标。预期三种粮食单位面积用工数量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是正向的，即单位面积用工数量投入越多，粮食产量越高。
1.1.4粮食直接补贴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出台就是为了保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和保障种粮农民的收益，预期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实施会对粮食产量产生正向影响。
本文具体采用如下函数形式：
Y=AX1β1X2β2X3β3X4β4eμ (2)
式中，Y代表粮食产量;A代表综合技术水平;X1代表粮食播种面积;X2代表剔除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定基指数的三种粮食单位面积物质与服务费用;X3 代表剔除了CPI定基指数的粮食直接补贴数额;X4代表三种粮食单位面积用工数量;eμ为随机扰动项。在实际估计中对式(2)两边同时取自然对数(粮食直接补贴数额在2004年以前为0，为了保证该变量取对数值有效，对2004年以前粮食直接补贴数额给予一个极小的赋值，本文赋值为1，取对数后恰好等于0，并不会影响估计结果)，可变换为线性回归模型：
lnY=lnA+β1lnX1+β2lnX2+β3lnX3+β4lnX4+μ (3)
β1、β2、β3、β4为待估系数，其中β2、β3、β4分别表示三种粮食单位面积物质与服务费用、粮食直接补贴数额和三种粮食单位面积用工数量的生产弹性系数，由于三种粮食单位面积物质与服务费用和三种粮食单位面积用工数量都是666.7m2平均投入，所以粮食播种面积的生产弹性系数应为β1-β2-β4。
1.2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1994～2011年共1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粮食产量、粮食播种面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和CPI价格指数数据来自1995～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三种粮食单位面积物质与服务费用、三种粮食单位面积用工数量数据来自1994～2011年各年度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粮食直接补贴数额数据来自2005～201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 2结果与分析
借助于STATA11.0计量软件，运用最小二乘法对式(3)进行回归，得到如下结果：
DW检验结果落在不能确定区域，进一步用游程检验是否存在自相关。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游程的临界值为5和15，游程检验结果发现游程个数为12，处于上下临界值之间，所以不存在序列相关问题。对所有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所有时间序列数据都是非平稳的，对所有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一阶差分和二阶差分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变量都是二阶单整序列I(2)。在此基础上对回归方程式(4)的残差e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时间序列e是平稳的，所以方程式(4)中的时间序列数据之间是协整的，即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或均衡的关系，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从总体回归结果来看，各回归系数符号与理论预期相同，粮食播种面积、三种粮食单位面积物质与服务费用以及粮食直接补贴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正向显著的，单位面积用工数量对粮食产量的影响也是正向的但不显著。模型拟合优度达到92%，F(4，13) =53.35，伴随概率为0.000。各个参数的解释如下。
2.1粮食播种面积对数前的回归系数β1为1.07，因此粮食播种面积的生产弹性系数应为0.40(由于X2代表剔除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定基指数的三种粮食亩均物质与服务费用投入，X3代表三种粮食单位面积用工数量，但是因为该变量系数不显著，因此播种面积对产量的真正影响就成为β1-β2)，即粮食播种面积每增加1%，粮食总产量提高0.40%，表明粮食播种面积对粮食产量起着比较大的促进作用。
2.2剔除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定基指数的三种粮食单位面积生产物质与服务费用对数前的回归系数β2为0.67，即三种粮食单位面积物质与服务费用每增加1%，粮食总产量提高0.67%，表明单位面积物质与服务投入对粮食生产起到了非常明显的促进作用。
2.3三种粮食单位面积用工数量系数是正值，符合预期，但是t统计量不显著，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单位面积粮食生产的用工数量投入过剩，在此基础上再增加用工数量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用工数量并不会显著影响粮食产量。
2.4剔除CPI定基指数的粮食直接补贴数额的回归系数β3为0.02，表明粮食直接补贴数额每增加1%，粮食产量提高0.02%。这说明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于粮食生产起到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这种正向影响的程度并不是很高。
3结论与讨论
本文使用1994～2011年我国粮食生产相关数据采用C-D生产函数法实证分析了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粮食直接补贴数额、播种面积、物质与服务费用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均是正向显著的。其中，播种面积和物质与服务费用对粮食产量的正向影响程度较高，而目前的粮食直接补贴数额对粮食产量的正向影响程度较弱。单位面积用工数量对粮食产量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结合本文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保护耕地面积，同时采用适当补贴方式扩大粮食播种面积。粮食播种面积的生产弹性系数应为0.40，说明播种面积是粮食生产中对产量制约性较强的因素，扩大粮食播种面积是提高粮食产量的有效途径。但是近些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耕地被不断地占用(图2)，已经占用的耕地被复耕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国家应加快完善征地制度，采取相应措施对征地进行严格管控。在保护耕地的同时，还要采取适当的补贴方式促进农民增加粮食种植面积。按照种粮面积补贴在实际操作中被简化为按照农田计税面积补贴。从不同补贴方式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来看，按计税面积补贴对农户粮食产量没有任何影响[3]，如果按照农田计税面积补贴，随着种植结构的调整，农民很可能会减少粮食生产[9]，我国目前仅有内蒙古、江西和安徽等省按农业税计税常产计算粮食直接补贴。今后应从国家层面统一规范补贴方式以切实保证补贴的实际效果。
第二，要进一步提高粮食直接补贴的标准。根据回归结果，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粮食生产的激励效果不是很明显，这主要是因为粮食相对于其他经济作物收益较低。以2011年为例，三种粮食平均每666.7m2现金收益642.24元，常见经济作物如花生和棉花平均分别为1 261.77元和1 121.44元，蔬菜水果类经济作物每666.7m2现金收益是粮食的6倍以上(根据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得出)。而同年，粮食直接补贴平均每666.7m2仅98.98元(根据《2011～201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中“四补贴”数额计算得出)，根本无法弥补三种粮食生产的比较劣势，说明靠提高粮食直接补贴标准来促进粮食生产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今后应保证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增长。
第三，加大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力度，提高粮食单产水平。按照粮食实际播种面积进行补贴的方式可以激励农民扩大谷物播种面积，但难以保证农民将补贴用于增加粮食生产的物质与服务费用投入以提高单产水平。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可以确保农民将补贴切实用于粮食生产投入中，有利于提高粮食单产水平。
第四，提高农资综合补贴标准。进入21世纪以来，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定基指数(1994年为基期)不断攀升(图3)，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会抵消粮食直接补贴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农民粮食生产的投入力度，所以应继续加大农资综合补贴力度以防止通货膨胀制约农民进行生产投入。
第五，应妥善解决生产资料的供应问题。例如在提供良种补贴的同时，应同时考虑良种的生产供应问题。在良种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单方面提高良种补贴可能会虚抬良种价格，使良种补贴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
第六，完善相应的配套措施，确保粮食直接补贴的效果。一是粮食直接补贴资金要实行专款专用，各级财政部门不准截留、挤占、挪用，确保资金如数到位。二是要完善补贴机制防止农民虚报播种面积和粮食产量，确保补贴资金切实用于粮食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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