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推进市场经济不可逆转，以及需求不足与市场经济的伴生关系，因此需求不足将是中国经济未来经济运行的总趋向、大环境，在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努力扩大需求，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新战略的总特征及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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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1998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二三年，中国从过去的长期供给不足、资源短缺转入了需求不足、市场制约，并持续化、普遍化、深层化。对这种新态势，“一开始并未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和思考”，继而人们逐渐展开丁积极的研究和应对。迄今，学术界对其成因已有多种认识，笔者新近在《成因与对策：中国经济需求不足问题研究综述》一文中归纳有“供给太多说——减少供给策”、“供给太少说——增加供给策”等十余种，政府也采取了多种对策。然而，这些认识与对策，还只是从市场经济体制以外切入，尽管有一定道理，但还很不够。显然，中国经济需求不足已成为“一个值得研究和认真探索的课题”。那么，其深层根源究竟是什么?有效对策应该从何着手?我认为由于该问题出现在中国深入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中，因此，应从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关键点切入进而深入研究，才能找准其深层根源，从而为制定真正有效的对策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供需均衡说
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一书中，首先对这种建立在价值规律之上的市场经济进行丁开创性的论述。他指出：“由于每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他管理企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向，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亚当•斯密的这一论述，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经济为何无需政府的干预就可以和谐有序运行的奥秘。
1803年法国的让•巴蒂斯特•萨伊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使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达到了顶峰，特别是该书提出的“供给总能创造自己的需求”的萨伊定理，更是从交换的角度论述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完美。萨伊指出：“一个人通过劳动创造某种效用，从而把价值授予某些东西。但除非别人掌握有购买这价值的手段，便不会有人赏鉴，有人出价购买这价值。上述手段由什么东西组成呢?由其他价值组成，即同样是劳动、资本和土地的果实的其他产品组成。这个事实使我们得到一个乍看起来似乎是很离奇的结论，就是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也就是说，买就是卖，卖就是买，两者直接相等。然而，到了萨伊的年代当然已不是物—物交易时代了。那么，货币起着怎样的作用呢?萨伊进而指出：“货币就它本身而言，除了用以购买外没有什么用途……钱毕竟只是转移价值的手段。钱的全部效用，在于把你的顾客想买你的货物而卖出的货物的价值移转到你的手中……在以产品换钱、钱换产品的过程中，货币只是一瞬间起作用。”根据萨伊的“供给总能创造自己的需求”的原理，在自由市场经济下，是不会出现供给过剩乃至需求过旺的，特别是需求不足即供给过剩完全可以由生产即经济自身给与解决。
大卫•李嘉图于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不仅继承了斯密学说，而且提出了“储蓄总能等于投资”的原理，从而进一步补充了萨伊定理。大卫•李嘉图在斯密学说及萨伊定理的基础上，从社会年生产物价值分解为收入和全部年生产物都作为消费基金这两个见解出发，断言生产的扩大必然会在同等程度上增加消费，生产和消费是完全一致的，它们之间不存在矛盾，生产的扩大是无限的，不会受到消费的限制。因为生产是为了能满足需要，而需要是无限的。所以，随着生产的扩大，消费水平将相应的提高。同时，每一个资本家都是为了出售或消费去从事生产，所以“他不可能总是生产没有需求的产品”。李嘉图说：“产品总是要用产品或劳务购买的，货币只是实现交易的媒介。某一种商品可能生产过多，在市场上过剩的程度可以使其不能偿还所有资本;但就全部商品来说，这种情形是不可能有的。”李嘉图进而用“储蓄等于投资”的原理，为他的生产等于需求的论述作证。他指出：“每年有十万镑收入的人如果另外得到一万镑，他决不会把它锁在箱子里;他不是增加开支一万镑，就是自己把他用在生产上，要不然就把他借给别人用在生产上。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需求都会增加，只是目的不同而已”。李嘉图的这一“市场总能自动实现供给与需求均衡”的论述，同“供给总能为自己创造需求”的“萨伊定理”，构成了自由市场经济在“交换论”方面的两大支柱。
这就是讲，商品市场可以通过价格的自由波动找到一个供需双方都能接受的价格，使商品出清;资本市场能够通过利息率的自由波动找到一个储户与投资者双方都能接受的利息率，使储蓄总能自动等于投资，而社会生产不是作为商品用于消费，就是作为生产资料用于投资，因此供给总能等于需求。因此，自由市场经济能够自动地使供需双方的矛盾得到解决，即市场既不会出现供给过剩、需求不足，也不会出现供给短缺、需求过旺。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家就这样论证了一个完美、和谐即均衡的经济图景。
二、自由市场经济供需均衡说的破灭
然而，经济运行的实际并未像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家们所描述的那样完美、和谐，市场并未能自动出清。事实引起了西斯蒙第的注意。西斯蒙第在181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这部代表性著作的序言中写道：“自从我写了《论商业财富》以后，已经十五星霜，在这期间，我很少阅读政治经济学著作;但我并没有停止观察事实，有些事实我觉得与我所采取的原理(就是斯密以来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供需均衡说——引者注)大相径庭……我越往深处钻研，就越觉得我对于亚当•斯密的学说所作的修改是必要和正确的。”
西斯蒙第通过对现象的观察，对斯密学说提出了质疑，特别是对萨伊、李嘉图“供给总能自动等于需求”、“储蓄总能自动等于投资”的市场自动均衡说产生了怀疑，认为需求不足，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固有特性。
西斯蒙第从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所谓的“供给为自己创造需求”的观点出发，提出购买者在购买之前就必须有自己的商品，所以并不是供给创造需求，而是需求使供给成为可能。西斯蒙第再通过把自由市场经济“商品是以商品来购买”的这一观点，转化为“商品是以收入来购买”的，从而使生产必须服从于消费转化为“生产应该适应于社会收入”。他说：“只有消费者的增加才能决定再生产的扩大，而消费则只能根据消费者的收入来调节”。
西斯蒙第进一步根据当时市场经济运行已经呈现的广大劳动群众收入的不断减少，以及广大小生产者破产所导致的收入的日益下降，认为市场经济必然导致贫富不均，出现社会的两极分化，为此出现矛盾的一端是收入不足所造成的消费不足，矛盾的另一端是生产的无限扩大。由于“年收入的总量必须用来交换年生产的总量……如果年收入不能购买全部年生产，那么一部分产品就要卖不出去，不得不堆在生产者的仓库里，积压生产者的资本，甚至使生产陷于停顿。”当国内市场日益缩小，为了补救国内市场，就必然要寻求国际市场，从而造成对世界市场的争夺，这样世界市场也会越来越小，商品的世界性需求不足就会成为必然的事。
西斯蒙第从当时已经出现的生产过剩，即广大消费者的需求不足得出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供给与需求不能总处在自动均衡的状态之中，矛盾也并不像李嘉图、萨伊所讲的只是偶然出现，而是必然的定期爆发。西斯蒙第基于当时已经出现的市场难以出清、社会需求普遍不足的现象，从理论上第一次论证了自由市场经济需求不足的必然性，从而宣告了自由市场经济市场自动出清理论的破灭。
西斯蒙第同时代的马尔萨斯也看到了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破绽，尽管他是出于为地主贵族阶级辩护，这使得“萨伊定律”成了自由市场经济均衡理论的最高峰。其后，这一市场自动均衡理论与市场不能自动出清的矛盾，被人们从多方面给予了揭露。马尔萨斯在批评李嘉图、萨伊等供给会自己创造需求的说法时写道：“他假定如果社会上比较富有的一部分人为了积累而放弃惯用的便利品和奢侈品的享受，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国内的资本几乎全部会流向必需品的生产，因而引起耕种和人口的增加。但是，这恰恰是李嘉图先生所明确承认的那种可能发生普遍的供给过剩的情况。因为必需品的生产将无疑超过现有需求所能容纳的程度。”马尔萨斯认为关键是是否有充分的有效需求，他认为结论是否定的;相反倒是“有效需求不足”，有着普遍生产过剩的可能性。
三、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过剩说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从未使用市场经济，也未“过多地使用总供给和总需求均衡和非均衡这样的名词，但他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及其危机的理论，实际上正是典型(即自由)的市场经济均衡与非均衡理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学说，其实也就是典型(即自由)的市场经济需求不足的学说。
马克思在《资本论》等光辉著作中，从自由市场经济具有生产的无限扩大能力，指出自由市场经济必然导致生产过剩即需求不足。“工厂制度的巨大的跳跃式的扩展能力和它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必然造成热病式的生产，并随之造成市场商品充斥，而当市场收缩时，就出现瘫痪状态。”
马克思从货币的角度指出，“在各种支付互相抵消时，货币就只观念上执行计算货币或价值尺度的职能。而在必须进行实际支付时，货币又不是充当流通手段，不是充当物质交换的仅仅转瞬即逝的媒介形式，而是充当社会劳动的单个化身，充当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充当绝对商品。”Q9这就要求商品必须能在一定的时期内出售，否则，支付的分离必将打乱支付的链条，无法支付的情况必将连锁反应。
上述这种生产过剩即需求不足的可能性，一旦进入到自由市场经济的再生产和流通过程就将变为现实性。“如果资本在第一阶段C—W停顿下来，货币资本就会凝结为贮藏货币;如果资本在生产阶段停顿下来，一方面生产资料就会搁着不起作用，另一方面劳动力就会处于失业状态;如果资本 在最后阶段W‘-G‘停顿下来，卖不出去而堆积起来的商品就会把流通的流阻塞。”而且，即使资本循环看起来畅通但也潜伏着生产过剩即需求不足的危机，因为“商品的一大部分只是表面上并入消费，实际上是堆积在转卖者的手中没有卖掉，事实上仍然留在市场上。”一旦支付出现问题，危机就可能爆发。马克思还进而指出了这种因再生产而导致的危机的周期性。这是因为固定资本更新具有周期性，而每一次更新就会引发新的需求，从而导致需求的周期性及危机的周期性。此外，由于在现实中，固定资本的价值折旧和实物形态更新，在时空上都是分离的，由此，再生产正常进行的条件，会“转变为同样多的造成过程失常的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危机的可能性;因为在这种生产的自发形式中，平衡本身就是一种偶然现象。”
那么对外贸易是否可以帮助实现市场的自动出清，解除需求不足的危机呢?马克思指出，这一方面可以起某些“补救作用”，另一方面还将有“放大作用”。从“补救作用”来看，对外贸易“可以增加某个国家的剩余产品能转化的形式和能用来消费掉的形式。”从“放大作用”来看，对外贸易使得“再生产过程并不取决于同一国家内相互适应的等价物的生产，而是取决于这些等价物在别国市场上的生产，取决于世界市场吸引这些等价物的力量和取决于世界市场的扩大。这样就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失调的可能性，从而也就是危机的可能性。”而且，随着对外贸易，会把一国的生产过剩即需求不足传导到其伙伴国家，由于世界市场的一体化，这就“把矛盾推入更广泛的范围，为这些矛盾开辟更广阔的活动场所”，其中，越发达的国家越成为其策源地和中心。
马克思关于信用成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的论述，更是直接批驳了“买就是卖、卖就是买”的萨伊定律，使自由市场经济理论遭到了抨击。马克思指出，“全部信用制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交易过度、投机过度等等，就是以必然要扩大和超越流通的界限和交换领域的界限为基础的。这一点表现在各民族间的关系上比表现在个人间的关系上规模更大，更典型。”具体讲来，其一，信用“除了由于商业性质造成的w—G和G—W的分离以外，这里将会产生一种虚假的需求”妙，使得商人以信用买下商品，使再生产过程延续甚至扩大进行;其二，信用“使货币形式的回流不以实际回流的时间为转移”，“在回流实际上已经消失以后，总是会由于已经发生作用的信用，而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下去，因为信用的回流会代替实际的回流”，这又助长了虚假需求;其三，信用“促使每个生产领域不是按照这个领域的资本家自有资本的数额，而是按照他们生产的需要，在支配整个资本家阶级的资本”，这就既为生产的扩大创造了条件，也为虚假需求乃至生产过剩即需求不足的危机奠定了基础。此外，信用方式自身的发展，更衍生出许多与实物资本无关的“无中生有”的虚拟资本，如股票、债券、期货合同等等。这些虚拟资产在经济景气时会助长持有者的信心，产生所谓的“财富效应”，造成虚假繁荣;一旦这种经济泡沫最终破灭时，虚拟资本就会严重“缩水”，从而对持有者造成严重打击，使国民经济一蹶不振。马克思还特别强调，“在货币市场上作为危机表现出来的，实际上不过是表现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本身的失常。”危机表面看来是以信用危机为先导，其实，危机的顺序是生产危机——商业危机——信用危机——货币危机。
马克思同时还指出，“随着积累的增进而膨胀起来的并且可以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大量社会财富，疯狂地涌入那些市场突然扩大的旧生产部门，或涌入那些由旧生产部门的发展而引起的新兴生产部门”，这样，社会化大生产就为这种盲目扩大生产、为生产过剩即需求不足提供了物质基础。
马克思还明确指出，引起生产过剩即需求不足危机的是生产资料的生产过剩，是资本的生产过剩，即资本不能实现增殖而被闲置起来，从而造成“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这不仅指出了危机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也否定了“危机是由于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或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引起的”认识。
此外，马克思还通过社会必要劳动和价值转化理论，说明了在供求平衡时商品的出售价格与市场价值的一致性，而价值的实现——供求平衡是价格不断波动的结果，任何时候市场都不能“出清”，而只能处于趋向“出清”的过程中。四、凯恩斯主义市场经济的需求不足说
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论证了市场经济必然需求不足。凯恩斯指出，一个国家的总就业量，决定于“有效需求”，失业是“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因此，消除“非自愿失业”和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就是同一个问题。
凯恩斯把一国全体厂商预期付出的生产要素的总成本，加上他们所预期的最低的总利润叫做总供给价格;把一国全体厂商预期社会对他们的商品所愿支付的总价格，即预期的总卖价叫做总需求的价格。凯恩斯认为，社会总就业量是由总供给价格与总需求价格的关系决定的，当总需求价格小于总供给价格时，厂商就要减产、裁员;反之则相反;当两者相等时，厂商既不增加、也不减少员工。而且，总供给价格与总需求价格相等的这一点，厂商的利润取得极大值，厂商的总产量、总收入在这一点确定下来。这一点所确定的社会总需求量，凯恩斯称之为“有效需求”。
自由市场经济的实践为什么未能如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家所讲的那样，自然出清市场、消除工人非自愿失业，而是在 20世纪30年代左右呈现出大量工人非自愿失业呢?凯恩斯认为，原因就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就在于总供给价格与总需求价格相等时所决定的社会总就业量比“充分就业”的就业量要低，并不是充分就业时的总就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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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会有“有效需求”不足，不能自动实现“充分就业”呢?由于总需求是由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构成，那么，如果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就会造成需求不足，进而引起“非自愿失业”。因此，“有效需求”不足要么是消费需求不足，要么是投资需求不足，要么是两者都不足。那么为什么会有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或两者都不足呢?凯恩斯从三个心理规律出发，进一步回答了他建构在两个心理预期(厂商预期付出的总成本加最低总利润、厂商预期的社会总卖价)下的这一问题。
其一，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心理规律导致了消费需求不足。凯恩斯认为，人们的消费取决于人们的收入，但“无论从先验的人性看，或从经验中之具体事实看，有一个基本心理法则，我们可以确信无疑。一般而论，当所得增加时，人们将增加其消费，但消费之增加，不若其所得增加之速，即出现边际消费倾向(dc/dy)<1(c——消费、y——收入)且逐渐下降，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正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而出现收入的“漏损”，从而导致消费不足。
其二，资本的边际效率递减的心理规律导致投资需求不足。凯恩斯认为，短期内消费倾向是比较稳定的，不会很快增加。这样，在一定的社会心理下，整个生产和就业的水准——有效需求，决定于投资总量——投资需求。然而，厂商在对未来进行投资时，对未来的预期缺乏信心，所以他们所预期的资本的边际效率(dR/dI)<1(R——收益、I——投资)且逐渐下降，即出现资本的边际效率递减这一心理规律。在资本的边际效率递减规律作用下，投资需求也会不足。
其三，货币的流动性偏好的心理规律也导致投资需求不足。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认为：利息率高，储蓄就多，投资就少;反之，利息率低，储蓄就少，投资就多。因此，通过利息率的自由波动就可以实现储蓄与投资的均衡。也就是说，充分就业可以通过利息率的波动来自动达到。这种观念也就是利息是货币因储蓄人没使用而供给投资人使用应得的报酬。而凯恩斯认为：利息率是由货币供求关系决定的。货币的供给取决于货币的数量，货币的需求取决于人们对货币流动偏好的心理状态。人们要持有一定的现金，以应付日常开支、突如其来的支出甚至从事市场投机之需。这种人们对货币的偏好，就是货币的流动性偏好的心理规律。所以，利息率取决于人们的货币流动性偏好和货币当局的货币供应量。如果货币需求即货币的流动性偏好不变，货币供给增加，利息率就会下降;反之则相反。中央银行可以多发货币以增加货币供给，从而降低利息率。但利息率的下降又总是有一个限度的，不会为零。因为利息率是流动性偏好的报酬，人们贷出货币总要取得一定的报酬，否则人们就不会把货币贷给他人使用。凯恩斯作了这些分析后，进而给出他的影响投资需求的另一结论：如果利息率高于或等于资本边际效率的预期，人们就不会去投资;如果利息率低于资本边际效率的预期，人们才会去投资。在凯恩斯看来，资本的边际效率有递减的趋势，而目前的利息率已相当稳定，这就构成了投资需求不足的又一原因。“我想，现在读者应该明白了：因为长期利率基于成规，相当稳定，而资本边际效率则变化多端，非常不稳定，故有效需求很难维持在一个高的水准，足以提供充分就业。”
五、市场经济的常态必然是需求不足
综上，正如西斯蒙第所指出的，在市场经济的一般状况下，由于贫富不均，导致一端是生产的无限扩大，一端是收入下降而消费不足。马克思认为，在市场经济的一般状况下，由于货币的使用导致买卖过程的分离从而打乱支付的链条;由于现代生产将w‘—G‘分离成独立的商业活动，从而既方便了产业资本也有可能“实际上堆积在转卖者手中没有卖掉”;由于对外贸易既可以补救非均衡，也可能在国际间传导、放大危机;由于信用既为生产扩大创造了条件也为虚假需求乃至生产过剩即需求不足奠定了基础、甚至通过“无中生有”使泡沫破灭后的危机更为严重;由于社会化大生产从而为生产过剩提供了现实的物质基础。凯恩斯认为，在市场经济的一般状况下，由于“消费倾向递减”、“资本效率递减”、“资本流动偏好”等三个心理规律的作用而使有效需求不足。笔者新近在《关于市场不能自动出清的一种解释》田一文中论述了(篇幅所限不重论)在市场经济的一般状况下，厂商会较长时间地把价格的“支点”控制在偏高的一侧，而价格下降时厂商又会迅速扩大生产规模，以及消费者有喜新厌旧的消费心理等，因而商品从创新上市直到淘汰出局的全过程都是需求不足。据此，可得出结论：市场经济在一般状况下，即市场经济体制的常态，必然是需求不足;相反，市场自动出清只是需求不足这种常态中的某些特例。
市场经济体制自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于 1936年出版，并经美国总统罗斯福新政推行以来，已从它诞生时的自由的市场经济变成了有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迄今，人们还发现了诸如“市场失灵”、“自由竞争必然会走向垄断”，甚至由于政府的强力干预还出现了“滞胀”等等市场经济的多种毛病，从而使得人们认识到即便在有干预的现代市场经济下，其病症虽是有了某些缓解，但并未完全消除，而且更深刻化了;其致病的原因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复杂、多样化了。总之，常态是需求不足以及效率较高而公平不够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并没有根本改变，现代市场经济本质上仍是市场经济。
有干预的现代市场经济经过几十年的运行，由于它既缓解了自由市场经济的某些毛病，又较好地保持了它“高效率”的优点等等，这就使它在发展生产力这一点上显出了突出的优势。由于生产力是决定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的决定力量，也是在国家与国家竞争中一个国家、民族发展甚至生存的决定力量，因此，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上出现了一种潮流，即曾实行了几十年计划经济的许多国家，包括计划经济的首推国——前苏联及其仿效国——中国等，都纷纷放弃了计划经济，推行起了市场经济。其中，中国把自己推行的市场经济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我们把市场经济分成‘姓社’和‘姓资’的，这只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的简称。”“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而不是传统的计划经济。它具有市场经济的共性，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在运行规则上是相通和相似的，两者大体上是差不多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方法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相似’。”“就市场经济这一点说，我们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市场经济没有多大差别。”“东西方的市场经济没有区别，同样一个东西能有什么区别?但是我们却非要区别开来，实际上是区别不出来的。”“市场经济本身不可能有区别，因而东西方的市场经济之间是不可能有根本的区别的。市场经济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只是实行市场经济的条件，即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我们所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或者说，就是指市场经济。”
这就是讲，中国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由于它带有市场经济的共性，因此它也必然地带有市场经济的毛病，包括商品难以自动出清、劳动力未能充分就业，即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等等弊端。尽管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力图克服这些弊端，但这并不等于就已经做到了、做好了。事实上，“这种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不管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不可避免地会存在总供求的均衡与非均衡的矛盾”，“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失衡，而且通常是总需求小于总供给，会成为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的常态。”六、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经济需求不足的深层根源
中国经济自1997—1998年开始出现并持续化、普遍化、深层化的需求不足，当然是如笔者在《成因与对策：中国经济需求不足问题研究综述》一文中所归纳的学术界已论述的，诸如投资的急剧增加、投资的急速减少、消费创新不力、消费方式陈旧、行政的过急干预、经济启动不及时、各项改革没有理顺、东南亚金融风波影响、收入差距的拉大等等诸多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正是这些原因交互作用，才促成了中国经济的需求不足，至少其没有在更早或更迟显现出来，是与这诸多原因不可分离的。
那么，关于中国经济需求不足问题的原因，是不是仅到此就找全、找准、找透了呢?“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都成为多余的了。””中国经济在1997年以前，虽然也出现过几次所谓的“市场疲软”，但经济却能一启动即过热，那不就是因为中国1992年前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而1992—1997年也本质上仍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从根本上没有“投资—利润”的约束，因而只要国家稍一启动，实则是稍一放松审批，投资不就会立即争相上起来——投资需求就可以膨胀起来——需求 (实则是需要)就可以旺盛起来吗?相反，1997年以来，中国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模式的改革虽还不能说已大功告成，但中国经济确已实质性地在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已与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相一致，“投资—利润”已不再是空谈，而是实实在在的约束。正是这样，才必然导致了投资不可能再一哄而上，并引致需求一下子热起来。今天，只要投资者，特别是民间投资者未发现资本效率大于利息率的预期，就不可能轻易行动。投资动起来的，充其量也只能是政府可以不计直接利润的基础设施、大型工程建设、公共事业等。如果不是因为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根本原因，又怎会如此，并持续着这样呢?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最后攻坚、住房等生活保障体制改革的大动作、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迎接世界经济的严峻挑战等等，哪一件不是因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而且，如果中国不实行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取向的改革，也不可能与WTO发生如此深广的联系。由此可见，近年来中国经济中出现的引起需求不足的种种原因，都是由于中国要推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所致。正是这一推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根本上动摇了过去的方式、状态、法则乃至理念，才出现了这许多引起需求不足的原因，才彻底改变了需求(实则是需要)旺盛，才全面呈现了需求不足。既然这些引起需求不足的表面原因的背后都具有市场经济这一深层的根源，而市场经济的常态是需求不足，那么，在中国朝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模式的改革不断推进并持续化时，中国经济需求不足的持续化、普遍化、深层化，就是必然之事了。正如科尔内“不是从贫困或落后，而是从社会制度结构中引出长期短缺的最终原因”一样，因此，对于中国经济的需求不足问题，也只有从经济体制这一深层来挖掘，而不是简单地从供给的绝对量的多与少等等这些浅层来寻求，才能找准问题的深层根源。
为什么中国经济出现需求不足并持续化、普遍化、深层化以后，人们开始并未从市场经济体制来寻找原因，也并未认识到这一问题的深层根源是市场经济体制呢?我想原因大概有五：其一，科学研究虽有先提出一个本质的、根本性认识的假说，然后再到实践中收集证据来证实或证伪这个根本性假说的方法;但先分析现象，再逐渐深入到问题的实质，并归纳出根本性的认识论，也同样是方法之一。对中国经济需求不足问题的研究采取的就是这种方法。这当然也是完全可以的。其二，把贫困或落后与短缺或需求旺盛、富裕或发达与过剩或需求不足没有区分开来，甚至划等号。由于中国还是一个不太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因而就似乎只能有短缺或需求旺盛;不会有过剩或需求不足，如果有，充其量也只是一阵子的事，不大可能持续化、普遍化、深层化，其对策也就只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需从根本入手、从长远计议。其三，停留在社会主义经济乃至不发达国家经济只可能长期短缺或需求旺盛的思维定势之中，对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经济根本转入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经济，乃至于一个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不发达国家的经济，也是否会有需求不足或过剩，并持续化、普遍化、深层化，心理上准备不足，更没有充分认识。其四，关于中国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是市场经济，或说与一般的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也带有市场经济的共性，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迄今很多人士较为模糊，不明了。这就障碍了把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自然地推演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来，或说中国经济需求不足的根源可以在一般的市场经济中去比照。其五，虽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存在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市场有限吸收能力之间深刻的矛盾分析是人所共知的”，但人们大多还未能把马克思所指的这种“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当做就是我们现在所指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而就是市场经济。
综上，笔者既要得出中国经济呈现并持续化、普遍化、深层化的需求不足问题的深层根源是市场经济体制;还要得出中国经济已在按市场经济基本规律运作，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精神已在中国经济运行中有了本质体现，中国经济已实质性地迈上了市场经济轨道的结论，尽管中国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取向的改革还要不断深入、完善。其实，“查年短缺状况是检验进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如果在经济的一个或另一个重要方面短缺消失了，这就是一个相当可靠的信号，即改革在那里成功了。如果短缺依然存在，这就表明改革还没有深入到经济肌体的内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