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的培养一直是我国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从小学开始，国家对教师的要求也在不管提高着，小学的学习是以后学习任何东西的基础。高职教育也是相当重要的，本文是一篇国家级教育类期刊投稿的论文范文，主要论述了高职教育人力资本投资收益。
摘要：个体的高职教育投资可以产生较大收益，但同时也面临着潜在的预期收益风险、就业能力风险和专业选择风险。高等教育大众化催生的学历需求畸形观是导致高等职业教育投资收益面临挑战的主要社会因素。加强高职教育专业设置的市场导向性和灵敏性，进一步扩大高职校企合作“订单式”人才培养以及采取灵活多样的“资本组合”教育投资方式可以提升投资收益。
关键词：高职教育,人力资本投资,教育收益
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认为教育不仅仅是一种消费，更是一种投资，而且这种投资的收益远远大于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所谓教育投资是指为了培养不同程度的后备劳动力和提高现有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而投放到教育领域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的全部费用之总和。”[1]人们普遍认为教育投资不仅获得经济收益，还会获得诸如良好的社会地位、优越的工作条件、丰富的精神世界、高尚的生活品质等非经济收益。因此，人们对教育津津乐道，对教育投资更是“乐此不疲”，以至于我国日益严峻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也丝毫没有动摇人们对高等教育的坚定信念和执着追求。相对于竞争激烈的本科教育而言，接受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则成为了渴求高等教育的莘莘学子们退而求其次的良好选择和出路。然而，作为一种投资，收益和风险永远是与其相伴而行的两个基本属性，教育投资也不例外。在高等教育不断扩大发展的今天，国人对高职教育投资的热情空前高涨，高职教育发展所呈现的强劲势头似乎冲淡了人们的投资风险意识。教育的热情应该得到鼓励，而且现实情况也决定了我国高职教育的发展必然要迈出更大的步伐。因此，高职教育不应惧怕风险而畏缩不前，但也不可盲目乐观。以积极的心态来采取有效的对策，努力提高职业教育投资的收益是促进高职教育发展的应有诉求。
一、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内涵
人力资本是指依附于人体体力和脑力所具有的全部劳动价值的总和，其主要是通过人们对教育的投资而形成。人力资本理论之父舒尔茨指出：人力资本投资包括人的体力和智力形成所需要的医疗卫生、营养保健、学校教育、技能培训、自我实践等多个方面的投入。[2]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规模效应，即人力资本存量越大，生产的知识就越多，知识的溢出效应就越明显，经济增长率也就越高。[3]Coleman的调查研究发现，教育投资与个人的工资收益一般成正比例关系，即受教育程度越高，获得收益也就越大。[4]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和个人收益的积极作用使得人们对教育投资，特别是高等教育投资，推崇备至。教育的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体高等教育投资必然“稳赚不赔”。从理论上分析，任何投资都具有风险。威廉 F・夏普认为，投资就是为了获得可能的不确定的未来而作出的确定的价值牺牲，而未来是不确定的，由不确定性决定的风险正是投资的本质。[5]人力资本投资也毫不例外。正如加里 S・贝克尔对教育投资风险进行实证考察后所指出的那样：“人力资本的实际收益围绕着预期收益变动，这是因为某些因素的不确定性……一个年龄与能力既定的人的收益也是不确定的，因为还有许多无法预料的事情。”[6]综上所述，个体人力资本投资风险主要是指投资者个人为了获取未来一定时期内不确定的利益回报而在现期进行教育投入所面临的预期成效无法实现的可能性。人力资本投资是一种长期投资，而且影响其投资收益的因素具有多样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存在具有其先天的必然性，而对风险的规避就成为了提高投资收益的主要途径。
二、影响高职教育投资收益的风险因素
人力资本投资风险不仅与投资的层次、水平有关，而且还与个人所处国家或地区某一时期的人力资本水平、教育状况、就业形势等密切相关。在职业技能人才大量缺乏而需求旺盛的时期，接受高职教育往往是一种高效益投资。然而随着教育资源供给的不断扩大，庞大的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基数以及愈演愈烈的就业竞争日益成为阻碍了高职教育投资获益的“罪魁祸首”。
(一)预期收益风险
预期收益风险即指个体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后所获得教育收益的实际值与期望值之间不一致的风险。要明确这一点，我们首先需要利用市场利率对投资成本和预期收益进行折现。假设个体的人力资本投资在n年内完成，年市场利率为r，每年投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为Ci，投资成本的现值为PVC，那么有：
PVC=C1/(1+r)1+C2/(1+r)2+…+Cn/(1+r)n=∑ni=1Ci/(1+r)i(i=1，2，3，…n)
设人力资本投资在n年内完成，人力资本投资完成后在t年内持续为投资者带来收益，投资完成后每年投资净收益(指个体人力资本投资完成后的年工作收入减去如若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所能有的年工作收入的总额)为Bj，年市场利率为r，t年内投资收益的现值为PVY，那么有：
PVY=B1/(1+r)n+1+B2/(1+r)n+2+…+Bt/(1+r)n+t=∑tj=1Bj/(1+r)n+j(j=1，2，3，…t)
个人可能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条件是PVY≥PVC，即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现值大于或等于人力资本投资成本的现值。[7]那么，现阶段我国高职人力资本投资中的PVY≥PVC的结果一定会实现吗?答案自然是不能肯定的。实现这一结果的关键在于尽可能的扩大Bj值，即个人进行高职教育投资后获得较高的工作收入。新时期，“用工荒”对企业发展的偶尔“肆虐”为高职毕业生的就业注入了活力和机遇，但是激烈的就业竞争压力仍然难以避免。在人才市场“优胜劣汰”规律的作用下，大量“富余”毕业生只能暂时选择“低就”，等候佳机进行再择业。这时候，Bj为0，甚至为负数的情况时有发生，PVY≥PVC的实现显得遥遥无期。纵然情况会有所转机，但PVY≥PVC的实现过程也是一个极其漫长而又十分不确定的过程。明塞尔认为在竞争的劳动市场上，与较高的教育水平相伴的较高的工资是与较高教育程度的劳动者更大的生产力相对应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拥有较好教育程度的劳动供给的增加将会减少其边际产品，从而减少教育产生的工资差别。[8]此外，高职毕业后才入职的员工自然比中职或高中毕业就从业的员工减少了几年用于实践的时间，从而延长了他们成为熟练工时的年龄和失去因此而获得的更大工作收入的机会。因此，教育投资相对缺乏的个体也可能因为个体优势和机遇等原因而获得比高学历个体更高的工作收入。可以说，“仅仅通过投资取得更高层次的教育水平来减少工资不平等是不现实的”[9]，人力资本投资的预期收益风险并不一定会随着投资时间和层级的增加而降低。 (二)就业能力风险
从广义上讲，就业能力包括由先天性因素以及后天性努力所共同形成的个人综合能力。狭义上的就业能力是指人力资本投资所形成的教育价值凝结在人身上的体现以及教育价值可以转化的程度。黄敬宝认为，就业能力在内容上包括两部分：一是个人接受教育服务而转化为人力资本的能力;二是人力资本实现自身价值的能力。[10]前者是基础，而后者才是关键，因为即使个体拥有庞大的人力资本存量，但如果无法通过劳动力市场等途径实现价值转化，也会失去意义。因此，就业能力就是这两种能力的综合体现，用公式表示为：AE=AF×AC，其中AE、AF、AC分别表示就业能力、转化为人力资本的能力和实现人力资本价值的能力，其取值范围均为[0，1]。如果个人转化为人力资本的能力AF为0，即使其实现人力资本价值的能力较强，就业能力仍然为0;相反，如果个人转化为人力资本的能力为1，而其实现人力资本价值的能力为0，就业能力仍然为0。只有两者都大于0，就业能力才能真正实现。一般认为，劳动者接受高职教育后可以形成较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但是人的教育价值的转化能力是有差异的，因此受教育层次不能作为准确衡量个人就业能力大小的唯一指标。人力资本自身价值的实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劳动力需求市场规模大小、不同专业人才需求的稳定性、对就业信息的把握能力等方面都会对个人的就业质量产生直接影响。同时，就业机会的获取还与个人的社会关系、交际能力、市场机遇等方面密切相关，而这其中起本质性作用的还是就业市场的竞争指数。从就业岗位供给来看，近几年来，我国高校年毕业生数量普遍超过年新增就业岗位数的一半以上，加上在职员工的再择业、下岗职工的再就业以及产业升级、重组带来的“富余”人员对新岗位需求的压力，大学毕业生整体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就业压力。而在各层次的高等教育竞争中，高职毕业生往往处于较底层，其“高学历低就”、专业不对口、工作收入与学历显著不对称等从业现象相当普遍。我国高职学生多数来自农村，而“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特别是教育权利不平等、家庭占有的社会关系和权势资源不同、继续就业机会少，导致农村大学生相对城市大学生就业更难”。[11]而在社会对人才需求层次日益攀高的形势下，高职毕业生面临着被中、高级人才市场拒之门外的风险，只能通过不断地降低就业标准来维持生存。这意味着个人教育的巨大投入，在未来可能得不到预期的回报。
(三)专业选择风险
专业选择风险指高等教育投资者个人接受教育所获取的专业技能不能适应人才市场需求变化的风险。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特点及其在时间、精力投入上的有限性决定了其所生成的人力资本具有较强的职业或岗位限定性。这在增强受教育者专用能力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其择业面。而人力资本市场运作的基本规律是由专业类型决定职业选择。不同类型专业人才未来的市场需求在个人进行教育投资选择之前往往是不能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必然给高职教育个人的专业选择带来其个人能力所不能清除和分散的风险。由于投资客体的特殊性，教育投资全然不同于金融投资或物质资本投资，因为教育投资所形成的人力资本不可能进行交易、分割和替换。比如，一个选择了医学专业进行教育投资的学生，不可能卖掉他的文凭来换取相应的经济收益或将他的文凭转换成计算机专业文凭并从事计算机领域专业工作。教育投资者个人如若放弃原来的专业，必然使自己通过教育投资形成的人力资本的一部分或主体变成为“沉淀资本”。目前，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日新月异，其对不同专业人才及其能力的需求急剧转变。这种转变首先源自于产品市场的改变，如果一种传统的产品或服务在竞争中失去了市场而被淘汰，那么人才市场对生产该产品或提供该服务所需要人力资本的需求必然“疲软”。其次，科技的飞速发展导致产品的更新换代日益频繁，并使得原有的职业技能不再适用或发挥效用的周期显著变短。高职教育投资所形成的人力资本的专用性是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结果，同时这种专用性也使得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受到较大制约。再次，政府政策的变化也会引发高职教育专业选择的风险。国家的政策性需求往往会引发部分特殊专业人才的暂时性短缺，从而导致选择这些专业教育投资人数的急剧增大，并迅速达到人才饱和状态。而高职院校对这一信息进行解读并作出相应的专业设置调整则需要一定的时间，而在这之前，投资风险难以缓解。
三、影响高职教育投资收益的社会因素：高等教育大众化催生的学历需求畸形观
教育投资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高职教育投资风险具有先天性的内在特征，但同时也受到投资者个人所处社会各方面外在因素的影响。这些外在因素在为高职教育人力资本投资获益创造多种可能性条件的同时也催生了加剧投资风险的种种矛盾。社会的进步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的巨大发展。近十几年来，在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政策的推动下，我国新建高职院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招生规模屡创历史新高。不论从学校数、招生数还是在校生数来看，我国高职教育都占据了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强大推动力。相关统计数据表明，2000年，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不足24万;2012年普通高职高专招生数达到了324.86万(其中高职约占90%)，招生规模年均增长率超100.05%。在扩招的推动下，2002年以后，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化发展阶段，高等教育毕业生的供求矛盾显著得到缓解。然而，随之而来的高等教育人力资源供给的大幅度增加，加之高校专业设置不能完全适应人才市场需求的变化，导致了部分专业人才的“过度教育”，即一个社会所拥有的部分教育数量超过了实际上的社会需求，或个体教育所获得的技能超出了其在相应工作中所要求的程度。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各层次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几乎为100%，但自2000年高校大规模扩招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大专以上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呈逐年下降趋势，“教育过度”现象也初露端倪。“教育过度”的主要根源在于高层次人力资本的供大于求，而其导致的直接结果是社会对人才学历水平要求的普通提高。因为在相同成本或成本差别不大的前提下，雇主会优先选择高学历的求职者，用以替代低学历者，从而产生了高学历个体替代低学历个体的教育替代。在高层次人力资本不断充斥着人才市场的趋势下，不少用人企业片面追求其员工队伍的高学历性，从而引发了“主劳动力市场”被迫向“次劳动力市场”冲击，出现了高学历人群不得不挤占低端劳动力市场的现象。这使得很多原本只需要中、低层次职业教育就可以胜任的工作岗位只对高校毕业生招聘。以此类推，很多原本只需要普通本、专科学历的工作岗位硬是向硕士、博士“一边倒”。夹杂在中间层次的高职教育毕业生的就业出路陡然变窄，不少学生只好采取“先就业，后择业”的曲型发展路线，从事着与自己所学专业完全不对口的工作，微薄的工资收入与其教育投资的预期收益相去甚远。 四、提升高职教育投资收益的策略
“个人教育投资风险和个人教育投资收益之间存在着一种同向变动的关系，风险越高，收益也就越大。”[12]因此，对于教育投资，我们不提倡在风险面前“畏缩不前”的态度，但更要避免因“盲目自信”行为而招致的巨大损失。基于我国的现状，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着力提升高职教育投资收益。
(一)专业设置：提高以市场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敏性
高职教育的发展，国家是受益主体之一，因此，作为高等教育举办、监管主体的政府应该在高职教育投资风险防范方面担负起应有的责任。人力资本投资的特性决定了提升高职教育投资效益的第一要务在于高质量的专业设置及其人才培养。对此，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12〕4号)中的第一条也明确提出了“牢固确立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树立科学的高等教育发展观，坚持稳定规模、优化结构、强化特色、注重创新，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以实践型人才为培养目标的高职教育应该充分发挥其在专业设置上灵活多变、适应性强的优势，坚持以与时俱进的态度及时地进行专业设置的调整、更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进行专业设置是学校为学生的教育投资收益进行保驾护航的重要基础。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更新换代必然对高职教育专业结构的设置带来巨大冲击。比如，“美国从1949-1965年消失了8000多种职业，产生了6000多种新职业”[13]。 与本科教育相比，高职教育就要走“人无我有”、“特色发展”的专业设置路径，这是高职教育赢取长久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政府要广开渠道，多方面地收集人才需求信息，在对信息进行全面分析、判断的基础上，督促各高职院校根据人才市场需求的变化有计划地增设社会急需专业和及时地压缩、撤销落后专业。同时，在专业的设置上，政府需要统筹规划，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而导致的资源浪费和恶性竞争，同时更要“简政放权”，赋予高职院校自身更多的专业设置权力。当然，专业设置较为频繁的改动必然会造成师资流动大、暂时性短缺和富余同时存在的状态。因此，高职师资应避免过多地聘用新教师而通过与企业合作的方式，让相关用人企业承担一部分的培训任务或聘请企业人员作为兼职教师的方式来解决师资问题。当然，任何教育的发展必然都要以人才培养质量为前提，要进一步改变社会对高职人才聘用的畸形观，还必须要加强人才培养质量管理，不要让高职毕业生成为低质量的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产品”的代名词。
(二)人才培养：扩大校企深度对接的“订单式”合作
“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是指作为人才培养方面的高职院校与作为用人方面的企事业单位，针对社会和市场需要共同制定人才培养计划，签订用人订单，并在师资、技术、办学条件等方面进行合作，通过“工学交替”的方式，分别在学校和用人单位进行教学，学生毕业后直接到用人单位就业的人才培养模式。“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是市场经济形势下产业的订单经济应用于高职教育的一种形式，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学校、企业和学生合作三方的共赢。对于企业而言，“量体裁衣”式的“订单式”培养模式可以更好地为其输送适合特定岗位设置需要的合格人才，而且学生在“顶岗实习”的过程中已经对企业生产具备较好的适应性，从而使毕业生实现了从学校到企业的“无缝接轨”，节约了企业对新员工进行适应性培训的成本支出;对于学校而言，“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增强了职业院校的办学活力，加强了学校与企业的联合，从而使学校的教育教学更具针对性和成效性;对于学生个人而言，“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在没有影响自身教育质量的前提下，保障了就业出路，降低个体人力资本投资的预期收益风险。目前，高职教育的“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得到了较大范围的推广，校企合作办学逐渐凸显出其优势和效益。然而，就整体而言，高职教育校企合作“订单式”人才培养的广度和深度仍然有着较大的发展空间，企业与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合作方面还可以有更大的作为。当然，“订单式”人才培养并不是零风险的教育投资，相反，其在更大的程度上增加了投资者个体的“专业选择”风险。因此，在合作企业和领域的选择上，应该尽可能选择具有较大规模、成熟业态的行业领域企业。
(三)投资方式：实施灵活多样的“资本组合”构建
风险投资的“资本组合”是指通过对影响投资的多个不确定因素分析、判断的基础上，同时或相续投资于多个项目，以减少某一项目在未来受各种不可控因素的冲击而导致的损失，从而有效地分散和化解风险，提高投资的成功率，保障获得较高综合收益的风险投资策略。“资本组合”投资理论的核心理念在于“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否则‘倾巢无完卵’”，并认为投资组合中资产的种类数量越多，其防范风险的能力就越大，但是当组合中的资产种类达到一定的数量后，其投资的总体风险将无法继续减少。“资本组合”的优劣与投资的风险及其资产收益密切相关，而且投资组合的管理成本会随着资产种数的增加而上涨，为此就要构建一个最佳投资“组合”。这对个体高职人力资本投资风险防范的启示是：一方面，接受教育的个体应尽可能地通过教育形成多样化的人力资本。个人在主修某一专业技能的同时，还应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兴趣，选修一门或多门与所学专业相近的课程或技能，以扩大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和增强就业的竞争力和变通性。在知识、技能、产业更新换代不断加快的情势下，开展“一专多能”教育对提高个体人力资本的转化能力和价值创造能力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要做好人生的职业规划，并根据自身的现实条件构建最优“组合”和做好各方面的相关准备。比如，做好“就业和创业”相结合的投资组合准备;做好进入一个行业或多个相关行业工作的投资组合准备;做好“订单式”培养的定向就业和应对二次择业的准备;做好考取多个职业技能证书和继续教育的准备等。然而，毋庸讳言，“资本组合”的投资方式虽然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有效降低投资风险，但是无论如何风险都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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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教育期刊推荐：《中国科技教育》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中国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主办的一本关于科技教育的国家级综合性专业科普刊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