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南宋著名诗人杨诚斋不仅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其开创的“诚斋体”在南宋诗坛独树一帜;而且在诗学理论方面也建树颇丰，影响深远。他对诗歌功能的认识见解独到。其“诗通于道、至于善”、书写人之“至情”的诗歌功能论，既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又推崇诗歌的抒情功能;既强调诗人道德心性的修养，又强调诗人的社会责任感。
关键词：职称论文网,杨诚斋,诗歌,功能论
杨万里，号诚斋，为南宋前期著名的诗人，与陆游、尤袤、范成大并称为“南宋诗坛四大家”，以“诚斋体”名于世。杨万里不仅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极高的成就，而且在诗学理论方面也建树颇丰。其“重味尚变“的诗歌理论见解独到、内涵丰富。而其诗通于道、至于善、书写人之“至情”的诗歌功能论，既有诗人的真知灼见，又具批评家的理性光芒。
一
诗歌作为一种“按美的规律造型”的艺术作品，它以丰富、新奇的想象和富有节奏、韵律的语言高度概括地表现生活、抒发感情。它给人以直接的感性刺激，使人在精神上得到满足和愉悦的同时，在无意中直观事物，产生情绪反映，接纳文本的思想观念，最终在精神层次上起到感染人心的作用。孔子对诗歌社会功能的认识正是基于此。《论语・阳货》载：“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1]268《礼记・经解》载：“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孔子的“兴观群怨”以及“温柔敦厚”说，奠定了中国古代儒家诗教传统的基础。
杨诚斋继承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学传统，注重诗歌含蓄委婉、蕴藉抒情的特点，从宏观视角确立了重味尚变的诗学观念。同时，他适应当时的时代精神，提出了诗通于道、至于善、书写人之“至情”的诗歌功能论。杨诚斋在《六经论・诗论》开篇即曰：
天下之善不善，圣人视之甚徐而甚迫。甚徐而甚迫者，导其善者以至于道，矫其不善者以复于道也[2]1318。
他认为社会政治以及个人都有善与不善之分。善的言行，应该加以褒扬传颂，并引导它止于至善，归于至道。不善的言行，必须通过讽刺批评，加以矫正，使其改过迁善，回归至道。同时，杨诚斋认为诗与其他诸经相比，特点在于它虽然不像《礼》《乐》等那样直接从道德伦理的高度规范人之行为，使其止于至善。但是，它却能以其独特的题材内容和表达方式引导人们走向至善，达到同样的效果。因此，他强调“诗也者，矫天下之具也”。当然，作为“矫天下之具”之诗，必须要具备悦人心性、启人心智的审美属性;又要具备感人肺腑、陶冶性情，能引起人们情感共鸣的社会属性，只有二者齐备，方可举重若轻地触及人们的灵魂，潜移默化地引导人们归于至善。所以圣人“先有以钩天下之至情。得其至情，而随以矫之。”何为《诗》之“至情”?其解释曰：
诗人之言，至发其君宫闱不修之隐慝，而亦不舍匹夫匹妇复关、溱洧之过。歌咏文武之遗风余泽，而叹息东周列国之乱。哀穷屈而憎贪谗，深陈而悉数，作非一人，词非一口，则议之者岂寡耶?夫人之为不善，非不自知也，而自赦也。自赦而后自肆。自赦而天下不赦也，则其肆必收。圣人引天下之众，以议天下之善不善，此《诗》之所以作也。故《诗》也者，收天下之肆者也[2]1318。
显然，《诗》的“至情”内涵是极为丰富、外延是极为宽泛的，其不仅抒发《复关》《溱洧》等美好的人间真情，而且抒写关乎天下安危，公道人心的世俗民情;其不但歌颂文王武王的遗风余泽，而且揭露统治阶级隐匿的罪恶、讽刺风俗的浅薄、批判政治的黑暗。杨诚斋认为那些不善者，作恶并非不自知，而是自知却首先宽恕了自己。假若再无人指责批评，其势必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假如面对不善之举，能众口一词，予以讽喻批评，予以针刺警示，其不善之举必然有所收敛，进而痛改前非，向良为善。所以圣人以《诗》为具，“引天下之众，以议天下之不善”，以达到“矫其不善者以复于道”的目的。在这里，杨诚斋在发扬《诗经》美刺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出了《诗经》的特殊意义就在于群众性，肯定了公众舆论的价值。这是极为进步的观点。
同时，杨诚斋提出了“愧而向善”的观点。他认为这是公众舆论价值得以实现的前提。其指出：
盖天下之至情，矫生愧，愧生于议，议生于众。愧，非议则安;议，非众则私。安，则不愧其愧，私，则反议其议。圣人不使天下不愧其愧、反议其议也，于是举众以议之，举议以愧之，则天下之不善者不得不愧，愧斯矫，矫斯复，复斯善矣。此《诗》之教也[2]1318。
他以理学重道德自觉的心性为基础，从人具有道德自律的羞愧之心，即孟子所谓的良知的角度出发，认为人均有羞耻之心。在公议其非时，必有自觉向善之意为前提，讨论“诗”的价值实现的机理，即“诗”之特性在于可以代表公众舆论，对不善之行为进行讥讽，众讥必然使不善者心生羞愧之意，内心羞愧则会自觉改之，改恶自然向善。所以，杨万里认为诗教之善不同于《礼》《易》《乐》《书》所拘囿之善，它是发自内心，来自灵魂深处的改过自新之善，更具有人性的光辉。显然，诗教的特殊性就在于能从根本上淳化民风。
二
杨诚斋认为要发挥诗歌惩恶扬善的社会舆论作用，诗人必须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必须要有干预社会，针砭时弊的自觉意识，要敢于“议天下之善不善”。这就需要诗人要有自拔流俗的凛然气骨，要有高尚的道德风范，能够代表公众舆论，秉公理、举众议，以导天下之善。以此为依据，杨万里品评诗人诗作时往往将作家的道德修养置于作品之前。例如，《眉山任公<小丑集>序》开篇即将人物放到具体的社会背景中，在“士习坏�P，噤莫先发”之时，
眉山任公来自远方，历诋诸公，移书执法，诡以死义，其言��切，痛心刮骨，见者朗诵，闻者递告，传之纸贵。 任公的大义凛然，孤峭忠慨的人格魅力，体现在诗文中则：
盖其五七邃于追古，其四六闳于骋步，其千百长于论事，大抵诗文孤峭而有风棱，雄健而有英骨，忠慨而有毅气[2]1285。
杨诚斋在此将苏轼的“文如其人”论发挥到了极致。其在《卢溪先生文集序》中评价王庭��其人其诗曰：
绍兴八年，故资政殿学士胡公以言事忤时相黜。又四年，谪岭表。卢溪先生以诗送其行，有“痴儿不了公家事”之句，小人上飞语告之。时相怒，除名，流夜郎，时先生年七十矣。于是，先生诗名一日满四海。里之士爱先生者，谓“诗之祸，从古昭昭也，先生不戒，又欣然犯之，适以济权臣之威，成小人之名，此先生之祸也，亦先生之过也。”或曰：“先生何过哉?先生言直而诗工耳。言不直，诗不工，世无传也。世有传矣，不见�u于明，必见■于幽。故‘庭草随意’之诗，‘空梁燕泥’之诗，‘飞燕昭阳’之诗，‘不才多病’之诗，言非直也，诗工而已耳。诗工而非直，犹且小者逐，大者死，况先生之诗工而言直耶?先生何过哉!济权臣之威，亦稔其恶;先生成小人之名，未若小人成先生之名。先生何过哉?”
未几，时相殂，先生得归。……年馀九十，耳目聪明，赋诗作文，不见老人摧颓之气。朝廷想闻其风采，天下诵传其诗。……盖其诗自少陵出，其文自昌黎出，大要主于雄刚浑大云[2]1257。
王庭��在极为严酷的政治环境中，不顾个人安危，正气凛然，挺身而出，赋诗讽今，针砭时弊，因而引火烧身，贬谪远郡。一夜之间，“人”成“诗”名，“诗”显“人”声，诗名满四海，天下诵其诗。其忠直率真、刚正磊落、桀骜不驯的人格魅力与雄刚浑大、凛然骨劲的诗风相得益彰。这既彰显了王庭��的凛然气节，更突显了诗歌“救治人病，裨补时阙”[3]98的社会价值，为“诗也者，矫天下之具也”做了很好的注解。
杨万里不但尊崇以诗为具，矫天下之不善的诗人。而且，其本人作为南宋前期最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作为成就卓伟、独树一帜的诗人，自觉以诗歌为“具”，“救治人病，裨补时阙”。他对南宋的政治腐败洞察幽微，对人民的苦难生活感同身受。他一生以“救亡图存、振兴国运”为己任，一生为纠补时阙，救民于水火之中奔走呼号。其除了不断用如椽之笔向执政者上疏陈述执政方略以外，还作有大量的政治诗，这些诗作或者忧国运多舛、揭社会疮痍、批政治弊端，或者关注民生疾苦、关切沦陷区人民、为救民于水火之中而呼号。例如：
郡中上元灯减旧例三之二，而又迎送使客七首(其七)[2]211
村里风回市里声，月中人看雪中灯。满城只道欢犹少，不道谯门冷似冰。
和范至能参政寄二绝句[2]197
梦中相见慰相思，玉立长身漆默髭。不遣紫宸朝补衮，却教雪屋夜哦诗。
晚立普明寺门，时已过立春，去除夕三日尔，将归有叹[2]8
催科不拙亦安出?吾民沥髓不濡骨。边头犀渠未晏眠，天不雨粟地流钱。
悯农[2]33
稻云不雨不多黄，荞麦空花早著霜。已分忍饥度残岁，不堪岁里闰添长。
旱后郴寇又作[2]41
自怜秋蝶生不早，只与夜蛩声共悲。眼边未觉天地宽，身后更用文章为?
去秋今夏旱相继，淮江未净郴江沸。饿夫相语死不愁，今年官免和籴不?
这些诗作将矛头直接指向最高统治者，揭露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无尽压迫。批判执政者穷奢极欲，残害百姓;软弱无能、苟且偷安;忠奸不辨，黜贤任奸的昏庸与腐败。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中原沦丧的愤慨，对国势不振的深深忧虑，对金人刻骨铭心的仇恨，对朝廷昏庸无能的悲哀与愤怒，以及作为小国寡民的屈辱与愤懑;字字句句浸透着作者强烈的爱国激情、表现出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黎民百姓的关切与同情。
杨诚斋继承和发扬儒家“诗教”传统，重视诗通于道、至于善、书写人之“至情”的诗歌功能，强调诗人道德心性的修养，强调诗人的社会责任感。其本人一生将“诚”作为行为准则，以笔为矛、以诗为具，议天下之善与不善，“导其善者以至于道，矫其不善者以复于道也”，将其诗学主张付诸实践，自觉地履行了一个有良知、有担当的士人、诗人的社会职责。
参考文献：
[1]张燕婴，译注.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杨万里，王琦珍整理.杨万里诗文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
[3]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