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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与来华非洲人的交往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所属栏目:教育学论文 发布日期:2021-01-12 09:36 热度:

   摘要:调查发现中国人与来华非洲人交往不多,且交往还停留在表面层次。交往主要有礼节型交往、支持型交往、娱乐型交往和私密型交往四种类型,其中礼节型交往最常见,深层次的情感交流少。从影响因素来看,对非洲的了解程度、对非洲人的信任有利于促进中国人与来华非洲人的交往,而对非洲人的偏见则会阻碍中国人与来华非洲人的交往。为促进中国人与来华非洲人的社会交往,有以下建议:(一)政府需要加强涉外管理与服务跨文化交流的意识和能力;(二)社区要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切实促进中非交流;(三)交往双方要更好地掌握语言交流工具。

	中国人与来华非洲人的交往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关键词:中国人;来华非洲人;交往行为

  一、研究背景与方法

  在国家层面上,中国对非关系的重视已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我们提出了“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但在现实层面上,特别是民间的直接交往关系上,还需要廓清一些迷雾,我们需要仔细评估中国人如何与来华非洲人交往?又有什么因素影响着他们的交往关系?本次调查希望在获得第一手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开展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以期能更好地促进中国人与非洲人的友好交往,为夯实“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做出贡献。义乌作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来华的非洲人相对比较集中。根据义乌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2017—2019年间来义乌的非洲人分别有101986、106742、115429人次,呈逐年上升趋势。因此,本次调查首先从义乌的7个街道中选取非洲人相对集中的2个街道,从每个街道随机各抽取8个社区/村,每个社区/村中随机选取45名中国人进行调查。调查采用自填或结构式访问相结合方式,当场回收问卷。共计发放问卷720份,回收652份,有效回收率为91%。全部问卷资料经检查核实后进行编码,然后输入计算机,运用SPSS20.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一)中国人与来华非洲人的交往不多,且处于表面层次

  调查发现(见表1),中国人与非洲人的交往呈现这样两个特点:其一,整体来看,日常交往不多。主要表现在我们设计的15个测量日常交往的项目中,没有一个项目的均值达到3分。其二,日常交往仍处于表层。主要表现得分相对较高的三个项目是“见面时打个招呼”“相互问候工作(生意、学习等)”以及“节庆日互致问候”,而真正深层次的交往,如“为对方解决婚姻、恋爱问题牵线搭桥”“协助对方管教、照顾子女”“帮助对方协调家庭矛盾与纠纷”等都比较少见。

  (二)中国人与来华非洲人的社会交往主要有四种类型

  为了进一步分析中国人与非洲人社会交往的内在结构,我们采用主成分法对测量社会交往项目的15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并采用方差极大化原则对因子负荷进行正交变换,以便对本次调查所设计的15个项目进行综合,从中提取出概括多个具体项目的新因子。我们对这15个项目进行KMO检验,这15个项目的KMO值为0.922,巴特利特球状检验的卡方值为5475.928,自由度为105,在0.00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这15个项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的结果见表2。表2的结果表明,15个项目被概括为4个公因子,根据每个因子所包含指标的内容,分别命名支持型交往因子、娱乐型交往因子、私密型交往因子和礼节型交往因子。每个因子的特征值都在2.0以上,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4.882,说明因子分析效果较好。统计分析发现(见表3),总体交往的得分均值为1.6283分,处于较低水平,界与“从不”与“很少”之间。从社会交往的各个维度来看,礼节型交往得分相对最高,其次是支持型交往,再次是娱乐型交往,而得分最低的是私密型交往。从标准差来看,社节型交往的标准差最大,说明在中国人内部,与非洲人礼节型交往的分化程度最高,其次是娱乐型交往,再次是支持型交往,而私密型交往标准差相对最小,说明在中国人内部,与非洲人私密型交往的分化程度相对最低,比较一致。

  (三)中国人对非洲人的认知是影响其交往的重要因素

  为了考察中国人对非洲人认知与交往之间的关系,我们以中国人的性别、年龄、学历、英语水平、有无宗教信仰等个体特征作为控制变量,以对非洲了解程度、认知渠道、刻板印象、认知歧视、认知偏见、信任等认知类变量作为自变量,以中国与非洲人社区型交往、娱乐型交往、支持交往、私密型交往、总体交往得分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到表4的结果。从表4的结果可以看到:就本次调查涉及的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来预测中国人与非洲人的礼节型交往,可削减16.2%的误差;预测中国人与非洲人的娱乐型交往,可削减12.1%的误差;预测中国人与非洲人的支持型交往,可削减16.5%的误差;预测中国人与非洲人的私密型交往,可削减7.3%的误差;预测中国人与非洲人的总体性交往,可削减21.1%的误差。各个回归模型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各回归模型有意义。(1)就个体特征而言,性别、年龄、学历等因素对中国人与非洲人的交往无显著性影响。英语水平对中国人与非洲人交往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表现在英语水平越高,与非洲人的礼节型交往、娱乐交往、支持型交往、私密型交往以及整体交往就越多。有无宗教信仰对中国人与非洲人的交往有一定的影响,表现在有宗教信仰的人,与非洲人的支持型交往和整体性交往越多。(2)就认知因素而言,认知渠道、刻板印象、认知歧视等因素对中国人与非洲人交往无显著性影响。了解非洲的程度对中国人与非洲人的交往有促进作用,表现在对非洲了解越多,与非洲人的礼节型交往、娱乐型交往、支持型交往以及整体交往就越多。认知偏见对中国人与非洲人的交往有阻碍作用,表现在认知偏见越高,与非洲人的礼节型交往、娱乐型交往、支持型交往、私密型交往以及整体性交往就越少。信任有利于促进中国人与非洲人的交往,表现在对非洲人的信任程度越高,与非洲人的礼节型交往、娱乐型交往和整体性交往就越多。

  三、研究结论与思考

  通过本次调查研究,我们发现中国人与来华非洲人交往不多,且交往还停留在表面层次。交往主要类型是礼节型交往、支持型交往、娱乐型交往和私密型交往,其礼节型交往最常见,深层次的情感交流少。从影响因素来看,对非洲人的认知是影响中国人与来华非洲人交往的重要因素,表现在对非洲的了解程度、对非洲人的信任有利于促进中国人与非洲人的交往,而对非洲人的偏见则会阻碍中国人与非洲人的交往。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下,为了推动“中非命运共同体”真正落地,在民间层面促进中国人与来华非洲人的交往交流交融,基于上述调查结果,笔者尝试提出如下建议:一是政府需要加强涉外管理与服务跨文化交流的意识和能力。如果养成形象传播和跨文化交流的意识,不断增强跨文化交流的能力,在经济领域之外重视多方面多层次的沟通和对话,定能在涉外管理与服务中减少文化不沟通造成的隔阂,消除文化不认同引起的误解。面对国别众多、信仰各异、成员复杂的非洲商人群体,若忽视甚至无视跨文化交流的常识,定会使管理效果打折,使服务形象减分,给管理工作增加不必要的麻烦,甚至埋下隐患。政府要从管理与服务的人性化出发,学会听懂他们的诉求,关心他们的困惑,让传统的管理方式向适应多元文化的管理方式转变。二是社区要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切实促进中非交流。基于商贸基础上的民间交往,需往纵深发展,涉及日常生活、科教文化等方方面面。而这需要基层社区的积极倡导和作为,惟其如此,交流双方才能在更广泛的领域产生文化认同感,从而实现良性互动,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调查数据显示,社区举办的中外交流活动很少,而居民对此都有很大的需求。问及希望举办些什么活动时,商贸交流活动为主,兼具多样性,从文艺活动、体育活动、英语角到随便谈谈心、做做游戏,应有尽有。这表明,居民对活动的需求是很大的,政府应在创新活动形式、宣传方式方面多方面多多探索和尝试,从而切实促进中非之间的交流。三是交往双方要更好地掌握语言交流工具。这需要加强英语、汉语教育与培训,使中非双方都更好地掌握沟通交往工具。一方面要加强对中国人的英语教育与培训。英语水平对中国人与非洲人交往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表现在英语水平越高,与非洲人的礼节型交往、娱乐交往、支持型交往、私密型交往以及整体交往就越多。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全球化、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来华的非洲人越来越多,因其汉语水平有限,而英语水平相对较高。因此,为了促进中国人与非洲人的交往,我们应加强对中国人的英语教育与培训。尤其是义乌作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城市,再加上“一带一路”倡议、义新欧班列的开通,等等,使得义乌的国际化、全球化程度更是走在全国前列。因此,我们要特别注意加强义乌市民英语水平的教育和培训。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来华非洲人的汉语教育与培训。随着来华非洲人规模越来越大,来华时间越来越长,来华创业、商贸、学习给他们带来更多实惠等,使得他们学习汉语的热情会越来越高。因此,我们要加强对来华非洲人的汉语教育与培训。不仅仅相关大专院校通过招收留学生、短期培训等方式加强对来华非洲人的汉语教育与培训。政府也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委托社会工作机构、相关社会组织对来华非洲人进行一些简单、日常交流方面的汉语知识培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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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与来华非洲人的交往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来源:《西部学刊》,作者:项丽萍

文章标题:中国人与来华非洲人的交往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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