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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培养肉的生物伦理学思考

所属栏目:生物医学工程论文 发布日期:2021-03-08 10:04 热度:

   随着全球人口数量激增和生活水平改善,人们对食品的需求在数量与品质都在不断提升,尤其以肉类为代表的蛋白质食品的需求缺口最为严重。近年来,为了解决人类社会发展和环境资源的矛盾日益突出的问题,人造肉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视野。通常所说的人造肉,可以分为植物蛋白肉和细胞培养肉。其中植物蛋白肉已经逐步开始商业化,细胞培养肉采用动物细胞进行培养,与真实肉制品更为接近[1-2]。2019 年 5 月美国人造肉创业公司 Beyond Meat 在纳斯达克上市,人造肉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除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和研究机构投入精力进行大量的研究,伦理学界也对人造肉,特别是对细胞培养肉的质疑也不胫而走。从克隆羊“多利”到合成生命“辛西娅” [3],再到近日 Neuralink 公司发布的“脑后插管” 技术,以及现在还处于实验室阶段的细胞培养肉,无不因为直接触及人类社会的核心发展和生命技术的大幅度革新,而受到诸多生物伦理学维度的审视,甚至于被部分学者认为这些划时代的技术正在打开“潘多拉魔盒”。

细胞培养肉的生物伦理学思考

  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人类发展的历史总是如此之相似,哥白尼“日心说”与长期以来居于统治地位的“地心说”近一个世纪的残酷斗争,才艰难实现天文学的根本变革。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人类社会的进步也往往不能用今日之科技视域去思考明日之事。马克思曾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4]。因此,本文旨在从技术有利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去思考探讨 “细胞培养肉”对于满足人类需要、保障国家食品安全战略的积极意义。

  1 细胞培养肉简介

  植物蛋白肉技术起步较早也相对成熟,又因为植物蛋白来源充分,发展运用已比较广泛。目前已经进行商业化的人造肉产品均属于植物蛋白肉范畴。本文主要探讨的对象是细胞培养肉[1]。顾名思义,细胞培养肉是利用现代生物技术手段从动物体内分离得到的成肌细胞、干细胞等,实现动物肉组分 (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等) 体外合成,从而实现对传统养殖肉等食品的替代。目前细胞培养肉的生产流程主要包括畜禽成肌干细胞的获取、动物干细胞的大规模低成本培养、动物肌肉和脂肪等细胞的组分化,以及经过加工形成与传统肉质类似的营养成分、组织结构和风味等[2]。从生产过程来说,相比于植物蛋白肉而言,细胞培养肉在营养、风味和结构上近乎于真实的肉制品,可以理解为不依赖于养殖业而直接生长在工厂中的肉制品[5]。

  2 细胞培养肉的积极价值

  细胞培养肉的研发和生产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发展契机的背后,反映出整个肉类生产行业、消费者观念的变化以及对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蓝图的考量。对于肉食消费群体来说,绝大部分消费者往往是基于产品价格、口味及便捷度来选择食物。近年来,随着人们环保意识以及对于新潮事物接受和追求意愿的提升,可以预测细胞培养肉一旦进入市场,其对于传统肉制品而言,竞争力量不容小觑。而对于肉类生产行业来说,细胞培养肉的积极价值有很多,诸如高效节能、无菌清洁、可控性强等。因此,细胞培养肉已经悄然成为未来食品创业、人类饮食的新浪潮,一场全球饮食革命蓄势待发[7]。对于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来说,细胞培养肉也具有生命伦理学维度的诸多积极价值。

  2.1 保障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类社会发展需要基本的物质资料。预计到 2050 年,地球人口即将突破 100 亿,人类的食物,特别是蛋白质的供应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在 21 世纪的今天,饥饿和物质匮乏依旧充斥着不少地区,遑论未来肉类的生产及供给。细胞培养肉技术的发展或将成为这些地区的人们获取优质蛋白质的重要途径,更是对未来人类饮食资源的未雨绸缪。当下,人类在获得传统肉制品过程中往往承受着巨大风险,“疯牛病” “非洲猪瘟”等都在不经意间侵害着人类社会的发展[8]。另外 2003 年暴发的“非典肺炎”、2020 年暴发的“新冠肺炎”与野生动物肉制品获取之间的关系至今尚未得到明确解释。细胞培养肉技术在当今生态负荷过大、人口数量不断攀升的环境之下,势将成为未来人类肉食来源渠道之一。

  2.2 实现人类对动物福利的关怀传统肉制品的获得需终结动物体的生命,即宰杀动物。宰杀动物正是“动物福利”关注的症结所在,动物被宰杀的痛苦与生物伦理中人类的同情恻隐相违背,进而使得人类在获取肉制品过程中饱含道德层面的谴责,这也是多数素食主义者的根源——不愿“杀生”。然而通过工业化大规模制备的细胞培养肉虽然有生物学上的生命特征但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动物生命体,即部分对于鸡蛋和牛奶等动物制品的认知类似,和人类传统认知的“杀生”行为有本质区别。细胞培养肉的规模化生产将从生物伦理学维度减轻人类认知上的“杀生”行为,也将成为优化动物福利的有效路径。

  2.3 减少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危害生物伦理学一度认为人类活动损害自然环境,然而人类必须通过大规模的种植业为畜牧业提供原料,进而获得充足的蛋白质供给。畜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土地、作物以及水资源。人类活动释放的甲烷占地球总释放量的 60%,其中 37%来自畜牧业。此外,全球 9%的二氧化碳、65% 的一氧化二氮都是由畜牧业造成的[9]。大规模、集约式的畜牧业养殖模式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世界公民关注的焦点。而跳过动物养殖生产肉类,通过从动物身上提取干细胞,通过工厂化的集约式生产方式,大规模、低成本获取动物蛋白,有助于节约很多土地及净水资源,实现农牧产业伴随的环境污染的自身治理。

  3 细胞培养肉伦理风险的思考

  细胞培养肉除了仍需在技术层面有所突破外,的确存在着一定的伦理风险,诸如食品安全、技术滥用、技术监管等一系列的伦理风险,甚至于因为涉及传统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生命技术的大幅革新,而受到诸多生物伦理学维度的质疑,下面就不回避细胞培养肉伦理风险的前提下,对风险在有利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作正向思考。

  3.1 食品安全的伦理风险食品安全问题是伦理风险首要的问题,也是全人类最关心的问题,比如脱离了生命有机体生产的细胞培养肉是否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就目前的科学技术而言,与常规肉相比,人造肉对健康的负面影响要小些,甚至这种风险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被控制[12]。且随着人造肉步入反复实验的阶段,我们发现培养过程是可以得到有效控制的。在合理的防控之下,克服过程中的其余杂菌污染,细胞培养肉便是符合国际安全标准、可供人类食用的。最终成型的细胞培养肉与天然肉一样,都是肌细胞和干细胞,甚至可以通过调节加入脂肪细胞的数量[13],调控细胞培养肉中脂肪和其他必需营养物质的含量,开发出更加适宜人体健康、满足各类人群需求的肉类产品,减少传统肉类负面作用对摄入者的伤害,改善人群亚健康情况。

  3.2 技术滥用的伦理风险技术的滥用风险包括是否有可能通过细胞培养肉技术制造各种各样的肉 (包含濒危动物甚至于人肉等)。首先,不能否认技术的可能性和存在一定的伦理风险,但毕竟如今该技术还掌握在规模较大的企业和实验室,尚不存在技术泛滥的风险;再者,细胞培养肉最大的伦理风险在于将人物化,作为科学技术应用的直接对象,将人的组成部分 (细胞、肉身等) 当作科学生产的原材料,而不把它们还原为人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的存在,一方面具有生物学上的意义,另一方面,其更具有主体性和社会性,具有着社会学上的意义。事实上,当今世界社会科学与生物技术联系日益紧密,两类科学已然结盟并不断变革着人类的元认知。应当明确的是,人的本质属性是人的社会性。细胞培养肉技术的应用不能脱离人本主义和对于伦理的尊重。总的来说,当今世界的科技伦理问题,不在于对技术的使用,而在于对科技的认知理念上的偏差。细胞培养肉技术滥用的伦理风险不在于其技术本身,而在于人的认知、思考和对待。

  3.3 技术监管的伦理风险由于人造肉技术刚刚兴起,市场发展方兴未艾,针对这种新型肉类产品,有关监管部门对于其属性的划分尚不明确,现有的监管法规范围也难以对人造肉产业和产品进行覆盖和嵌套。在细胞培养肉研究过程中,除了要进一步强化细胞干性维持、大规模低成本培养的颠覆性创新外,还应该更加注重对于细胞培养肉安全和伦理的系统研究和全面评估。相信随着人造肉产品的市场准入规则和监管规则的建立,人造肉将逐渐步入立法阶段,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细胞培养肉的健康发展。2018 年 11 月 16 日,美国农业部和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首次出台了实验室制造的肉制品商业化监管框架,标志着相关法规正式建立,人造肉产品的安全生产和上市将得到有效监管。

  4 结论

  “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这是一个信仰的时期,这是一个怀疑的时期” [14]。对于飞速发展的科技特别是涉及人类自身的生命科学的发展,的确需要心生敬畏,坚守底线,但也不必谈虎色变。对于细胞培养肉技术的发展,笔者认为是利大于弊的。细胞培养肉的制造,在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会对传统动物养殖业带来巨大冲击。随着合成生物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动物制品可以利用其他方法进行合成与替代,如化工法生产的高分子材料可以代替动物皮革、发酵法生产的药物蛋白和甾体等可以代替传统依赖于动物的提取,从而带动新的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极大地减少由于传统动物养殖和动物制品的被替代带来的就业问题。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创新,人们难免会眼花缭乱、不知所措,但是人类大不必对于科技的任何一点进展都过分敏感。面对世界人口基数的不断增长和深度的环境污染,在生命伦理学的多维度分析框架下,细胞培养肉反映出人类对于人工环境之下,如何同自然环境两相适应、浑然一体的积极探索及勇敢尝试,其运用的得当必将为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添上重要的一笔,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极具利好作用。

  REFERENCES

  [1] Sha L, Xiong YL. Plant protein-based alternatives of reconstructed meat: science, technology, and challenges. Trends Food Sci Tech, 2020, 102: 51-61.

  [2] Zhang GQ, Zhao XR, Li XL, et al. Challenges and possibilities for bio-manufacturing cultured meat. Trends Food Sci Tech, 2020, 97: 443-450.

  [3] 袁玉国, 丁国梁, 安礼友, 等. 以经过转染的乳腺上皮细胞生产克隆羊. 生物工程学报, 2009, 25(8): 1138-1143. Yuan YG, Ding GL, An LY, et al. Production of cloned goats by transfer of nuclei from transfected caprine mammary gland epithelial cells. Chin J Biotech, 2009, 25(8): 1138-1143 (in Chinese).

  [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60. Karl HM, Friedrich VE. Marx Engels Selected Works-Volume 1. Translated by the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s Marxism Friedrich Engels Vladimir Lenin Stalin’s works,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5: 60 (in Chinese).

  《细胞培养肉的生物伦理学思考》来源:《生物工程学报》,作者:汪超 1 ,刘元法 2 ,周景文 1,3

文章标题:细胞培养肉的生物伦理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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