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导读：农业收入仍是农民家庭收入的一个构成部分。这类农村社区从地理位置上看，有的毗邻市区或城镇，成为市区或城镇在空间上的延伸部分，有的是在农村就地实现楼房化，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仍然保留较多耕地，多数家庭或有相当比例的家庭仍然从事农业生产。开放的非农化社区这类社区的特点是在原农村社区的基础上逐渐实现了产业结构的非农化，耕地已经很少或几乎没有，社区基本生活条件和基础设施已经高度城市化，但是社区人口结构出现了高度复杂化的现象，外来人口数量已经大大超过原农村社区。本文选自《法制与社会》。《法制与社会》杂志由云南省法学会主办，云南省司法厅主管，是一本集科学性、思想性、理论性为一体的综合期刊。国内统一刊号：CN53-1095/D，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9-0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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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经济活动,农村经济发展,法制与社会
如天津市北辰区的双街村就是这类新型社区的典型代表，双街村利用与市区空间相连的特点建立新楼房社区，基础设施完全城市化，文体设施、文化建设较好，农民自愿花钱购买，社区入住条件市场化，完全对外开放，吸引了来自天津其他区县、北京市的大量人口居住，虽然没有并村，但社区人数已经是原村人口的十多倍了。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社区形态的多样化可能并不限于上述介绍，但是毫无疑问多样化和新型化的农村社区在管理体制上都面临着全新的问题和挑战。空心村最大的问题是，在青壮年常年在外、村庄常住人口大量减少的条件下如何使农村公共生活保持生机和活力。人口过少也会导致治理失效，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为主要人口结构的农村社区会产生大量的社会问题。天津市农村由于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基本上没有这种类型的农村社区。在楼房化的农村社区中，这些社区原有的地理位置、空间布局、社区规模和社区成员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也意味着管理体制即将面临许多新课题:原有的农村社区管理体制是以村民委员会为载体的村民自治，而现在的一个楼房化的居住小区可能容纳了原来的好几个村民委员会的村民，原来一个村的公共事务现在变成了好几个村的公共事务了，农民的居住模式由独门独户的小院变成了涉及更多公共性的单元楼房，人们所关心的公共事务的内容也将发生诸多变化。在当前村民自治尚不完善的情况下，这些村民在新的社区如何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呢?如果涉及到村委会的合并或者成立新的管理机构，能否保障村集体的资产和农民的利益不受损失，以及新老机构间的平衡过渡?在开放的非农化社区中，新社区的人口总数已经是原来村庄人口的十多倍，这些新增人口只是买房在此居住，并非原农村社区的成员。他们占新型社区人口的绝大多数，但是又不属于此地农村社区的天然成员，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委会无权对他们实施有效的管辖，可以说村民自治的管理体制在这种新的社区几乎完全失效。另一方面，这些居民来源多样，很多人来自其他省市，户籍远在千里之外，不能参加居住地社区自治和基层人大的选举，基本政治权利完全不能实现。另外，这种新的社区，成员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不像前一种类型是几个原有社区的合并，而是完全注入了全新的成员，并且新成员的数量占据主导地位，这简直可以说是再造新的社区。
农村的经济活动无疑更加密集和活跃。但是密集的经济活动必然会使人们围绕着利益而进行的互动活动更加频繁和密切，利益冲突也会增多。这表现在:村办集体企业可能面临着利益分配不公的争议，一些高污染的企业可能会引发村民与企业之间的冲突以及环境灾难，尤其是由于征地而引发的利益冲突更加激烈。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都对土地产生了越来越突出的需求，但是围绕着征地补偿问题，农民与村干部、地方政府和开发商之间经常意见不一致，往往会由于利益问题而不断上访告状、甚至会发生暴力冲突和群体性事件。人口流动加剧传统农村的一个鲜明特点是人口流动性小，基本上不发生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但是当前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村，快速的人口流动成为其主要的一个特征。这一方面表现为劳动力输出地区周期性的人口外流，另一方面也表现为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外来人口的大量增加。但是中国目前农村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往往不是举家迁移、共同生活，而仅仅是主要劳动力外出打工，而把妻儿老小留在老家。这会产生严重的社会管理问题:在劳动力流出地的农村出现了空心村和农村社区衰败的现象;在劳动力流入地，农民工由于缺少家庭的温暖，对当地缺乏归属感，导致生活质量下降，加上他们流动性强，管理困难，往往会引发各种社会问题。社区共同体面临重建的难题传统农村的居民世代聚族相居，人口相对固定，每个农村都是一个天然的利益和生活的共同体。但是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打破了这种千百年来的天然共同体，全国各地推行的撤村并点、楼房化和宅基地换房等各种小城镇建设模式，都无一例外地要求新的社区扩大规模，把原有的农村社区居民合并集中在一起。集中居住对于改善生活条件、提供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便利，节省了成本。但是对于新的社区来说，除了原有的一些集体利益需要重新分配调整外，更重要的是重建社区意识和管理机构。建立管理机构相对容易一些，但是培育新的社区认同意识、建立新的和谐社区恐怕就需要用时间来作为成本了。家庭的稳定性受到冲击传统农村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家庭具有高度的稳定性。但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农村人口流动加剧，现实条件使很多夫妻不能在一起生活，再加上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人们的交往、尤其是接触异性提供了方便，这就使农村家庭的稳定性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离婚和离家出走现象在农村频频出现。而这种离婚和离家出走往往是迫于环境变化的压力，而非深思熟虑的结果，往往会对家人、尤其是未成年子女造成极大的伤害。家庭是社会最有凝聚力的、也是最稳固的基本单位，农村的稳定正是建立在家庭稳定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如果农村家庭的稳定性受到冲击，那也将使农村社会管理的复杂性加剧。
由于农村经济发展落后，在基本生活条件、医疗卫生等基本的民生领域就存在水平较低、供给不足等问题，本身就已构成了一个普遍性的社会管理问题;但同时由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农民住房的建筑质量相对较差，加上农村道路、桥梁、通信、水电供应等基础设施薄弱，就会产生同等程度的自然灾害在城市不会造成损失，而在邻近的农村却会带来巨大的人身和财产损失，成为严重的社会管理问题;而基础设施的薄弱、医疗卫生条件的不足，又会给抗灾救灾带来很大的困难，或者延误了最佳时机，或者可能形成二次灾害，又演变成新的社会管理问题。又如，由于农村经济文化相对落后，造成人们的法制观念淡漠，再加上现阶段有些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健全，所以当发生利益纠纷和冲突的时候，很多农民就会诉诸非理性的手段解决问题，形成暴力事件或群体性事件，变成了社会管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