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即为租，“典妻”指的是因诸多因素将属于自己的妻子租给其他人，“典妻”在入门之后诞下的子女应该归于典方，也就是招租人，典当期满之后才能只身回归夫家。此类行为已经盛行上千年历史。“典妻”行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延续子嗣，实际上“典妻”还可以称之为典子，在现代角度又称借腹生子。在没有子嗣的状况下，通过各类手段获得子嗣变成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典妻”因此而得名，且其逐渐成为很常见的辅助婚姻手段之一，在当时那个年代，社会上特别是农村之中常见“典妻”情况。
一、批判与精神悲剧的呈现
以“典妻”为题材的相关作品中，具体包括两种女性呈现于作品之中：一种是被典出的女性，另一种是典方的妻子。上千年的封建历史铸就了封建的理论与森严等级的制度，在这些等级体系中，农村作为最基层，但封建伦理与男尊女卑封建的思想将农村女性放在了最底层。对这种题材作品的关注，势必会将目光置于被出典的女性身上。她们既是人妻又是人母，还如同货物般被随意买卖。在她们的生活无以为继的同时，“典妻”成为换取金钱的首选途径。例如，《赌徒吉顺》是一部在鲁迅先生的影响下创作的乡村文学代表作，创作于1925年的上海，是为以现代化眼光透视自己家乡传统风俗反思与批判的代表作。在该着作中，由于赌徒吉顺的家庭较富裕，针对财产观念比较淡化，使自己踏上了一条赌博的不归路，最终将家产挥霍一空，妻儿因此过上了贫困的生活，吉顺沉迷于赌博，有的时候也会自我反省，但一想到赌博可能回本，将所有希望又投入赌博之中，所以在文辅先生的规劝下，让他典当妻子时，他当时并没有在意。在又一次赌博输了以后，他在消沉当中见到了妻儿的悲惨境遇，在巨大的冲击下，为了妻儿不被饿死，也为了解脱自己，他典当了妻子，但典当妻子获得的报酬远远低于他所希望得到的报酬，也无法应急，所以他在失望的冲击下，开始身陷深深的自责与忏悔之中。
早期牵涉到“典妻”题材的小说《赌徒吉顺》与现代化文学中不同时期的“典妻”题材小说有很多不同之处，相同的是因贫困而典当妻子，但吉顺“典妻”并非天灾人祸导致的贫穷，恰恰相反，吉顺其实是一个生活在富裕家庭的孩子，刚开始他占据了父亲的财产，身怀泥水匠的好手艺，经济收入不错，他的贫穷是因为自己的原因导致的。所以，《赌徒吉顺》的重心并非是吉顺贫困，而在于吉顺“典妻”之前与之后的心路历程，从“典妻”之前由于自身沉迷于赌博而没有能力抚养妻女的懊悔到“典妻”中他狂妄自大再到“典妻”之后后悔失望的历程，作家将希望寄于吉顺的自我觉醒。
二、批判阶级压迫
千年以来，传统的封建思想无情地压迫着女性，使女性成了物件、财产、工具，最后才是一个人。同时，一直被排挤在经济社会的范围以外，让女性形成了自我奴役的状态，可将此类自我奴役视为安于现状的现象。虽说传统的封建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但通过“典妻”相关作品，也可以看到女性的反抗。虽说女性是在迫于无奈的情况下反抗，而这反抗微不足道，但也是对传统封建思想的挑战。例如，《蚯蚓们》中的李小媳妇在夫家收到“典妻”的钱财后，在被人劝告下，她向李小要钱当作孩子以后的私房钱。她心中只关心孩子，要钱是为了给孩子以后用。虽说这一行为是在别人劝告下做出来的，但这是以前从没有做过的事情。在《为奴隶的母亲》中，春宝的娘被典当到秀才家以后，从此过上了富裕舒适的生活，日子一天天过去，旧时的家，逐渐被她遗忘，而眼前的生活才是她所熟悉的。春宝的娘甚至产生了一个想法：等以前久病的丈夫去世以后，她就能永远的留在这个家，再祈求秀才也将春宝带回来。现下她唯一的牵挂就是孩子，她想尽所有让孩子和自己生活好点的办法。春宝娘和李小媳妇尝试借鉴外力让自己和孩子脱离原先那个家的困境，过上幸福生活，虽说属于一种无奈的抗争，但出现在这个时期的作品中却显得弥足珍贵。
三、关注艰难时代下基层人民的命运
在左翼文学思想的影响下，一些不是左翼的作家也开始对基层人民的不幸命运给予了关注，重视对作品社会内涵的深化，不同之处在于他们重视的并非是阶级差异的表现和分析，而是从社会民众角度去思考穷人不幸命运的表现。
在《生人妻》中，将夫妻视为一个整体，通过二人情感维系感情，在某种程度上，完全挣脱了男权社会中男女之间的隔膜和割裂，将重心置于他们在生活与困难面前共同承担与面对的表现。《生人妻》作品中，丈夫的男权意识仍然很强，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他的脾气暴躁，会动手打妻子，导致妻子一见到他生气就会因为害怕往外走，他在生气的时候甚至还会拿起砖头打向妻子的头。但他对妻子并非一点情意都没有，由于卖妻，他备受妻子的指责时，不会和《为奴隶的母亲》中的丈夫一般不耐烦地走出家门，而是表现出在面对贫困时的迷茫和懊恼，他与妻子一样非常痛苦，更能呈现出他并非无情，他有情的地方表现在将妻子使用多年的簪子赎了回来，因为他体谅即将离家的妻子当时的孤独心情，希望有个妻子的旧物件能够陪伴着自己。妻子对待丈夫更加有情，在她看到使用多年的簪子被丈夫赎回来后非常感动，她明知簪子对自己而言只是精神方面的一种安慰，而对于丈夫而言属于生存的支柱，“银簪作为一柄锋利的利剑，为他们打开了心中的隔膜，在被划开的裂缝中体现出真诚淳朴的感情。”妻子对丈夫有情还表现在以下几个细节方面，如即便她即将离家孤独漂泊，还不忘关心丈夫别忘了桑树上晾着的他的汗衣，关注琐事与当时的悲伤场景反差很大，外加一句“当家的”展现出她对于丈夫的关怀与依赖;她受到胡大斥责非常委屈的时候，首先想到了丈夫，想他如果了解到了自己的痛苦，就算穷死也不能同意让自己过来，她惊慌逃跑时被石场的石头划伤了，清醒后立马想到自己逃跑了丈夫会不会被连累。妻子和丈夫在这里对待双方已经不再冷漠，而是被贫困生活捆绑在一起的兽，即便人分来了心仍旧在一起。
四、结语
总之，在五四运动后，小说作家在进行女性形象的塑造中，与原先不同的是以人道主义立场塑造女性形象，因此能够将当时社会的风貌真实还原。身为作家，通过现实主义精神揭示与反观农村熟悉的生活，是对鲁迅先生说过的“揭除病痛，获得疗救关注”做到切实领悟。作家选择社会最底层农村妇女的形象展开描写，为后人记录了那个时代非常悲惨与贫困的生活情景。
参考文献
[1]杨茗中国现代文学中“典妻题材作品的女性形象分析[J].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 2008000(003):73-74.
[2]赵丹中国现代文学中“典妻题材作品的主题流变[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000(001):40-45.
《中国文学作品中“典妻”女性形象分析》来源：《今古文创》，作者：李燕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