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乡村建设一直是以类城市化的模式在发展，导致乡村士绅化、价值趋利化的问题，乡村建设集中在生态治理、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业化、标准化的建设模式导致乡村风貌的丧失。究其根本是因为乡建重心在对空间的研究和实践，忽略“人”的社会学意义[1] 。当代公共艺术的乡村实践是以乡村内部文化为切口，以观念先行为理念，地方重塑为目标，在公共艺术和大众文化之间架起桥梁，打破乡村和外部文化的边界，用艺术化的手段撬动当地文化、经济、生态等多元路径发展，对内则搭建起沟通的平台，唤醒民众的公共意识，从而加强村民身份认同感和社区凝聚力。目前，国内艺术乡建处于起步阶段，实践多集中在贫困村、特色产业村、城中村，如艺术家为主导的梁岩的许村计划、欧宁的碧山计划、设计师主导下如娄永琪“设计丰收”、谢英俊杨柳村灾后重建。理论研究是围绕公共艺术的概念界定、案例研究、学科交叉研究，缺乏公共空间设计视角下公共艺术的设计策略和方法。本文通过调研法、直接中国语境下艺术乡建中的公共艺术设计策略探索 EXPLORATION OF PUBLIC ART DESIGN STRATEG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RT VILLAGES IN CHINESE CONTEXT 观察法和文献研究法相结合的方式，选取浙北地区艺术介入程度较高的乡村公共空间进行实地调研，分析总结现状问题及原因，试图探索空间环境视角下公共艺术的设计策略与方法，为今后的艺术乡建提供参考。
一、公共艺术与艺术乡建
(一)公共艺术概念：公共艺术(public art)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社会，意为“公共的艺术”，其中，“公共”是本质，“艺术”是形式，公共性是区别于其他当代艺术的标志，公共艺术的形式不限于传统艺术创作(雕塑、壁画等)，也包含建筑设计、公共设施、行为艺术、互动艺术、多媒体艺术等新类型公共艺术，另外，活动策划、民众参与、后期管理维护也属于公共艺术的一环。早期的实践注重塑造区域特色、吸引投资和刺激旅游，后来发展成借助公共艺术来提升并激活公共空间，反映社区价值及身份认同，解决社会性问题。公共艺术以较小的成本最大程度激发区域的活力，释放公共空间的灵活度。本文的公共艺术是指具有公共性特征的艺术作品和活动，包括建筑、公共设施、艺术节、艺术社区等艺术化形式。
(二)公共艺术与艺术乡建的关系：艺术乡建是指以艺术家为代表在乡村发起了一系列艺术实践活动，并伴随着多元主体联动参与的特征逐渐发展成一种独特的乡村复兴方式，也称作“艺术下乡”、“艺术介入乡村”。公共艺术属于艺术乡建的一部分，常常会附属于城市规划、商业资本运营，也出现了很多非营利组织的介入，但是公共艺术不同于简单的乡村艺术化或艺术乡村化的美化工程。由于介入主体、介入目的、介入程度的不同，所呈现的规模和效果也不同。根据艺术介入程度，分为 “艺术导入型”、“艺术入驻型”和“艺术合作型”;根据介入主体不同，分为“政府诱导型”、“第三方主导”、“院校合作型”。另有综合性分类如 “游牧采风式”、“原发融入式”、“定点周期式”、“机构据点式”、“本土在地式”、“构筑营造式”[2] 。
艺术乡建是乡村振兴中必要的途径和必然的结果。作为途径，公共艺术发挥其公共性和参与性的特点给乡村带来了丰富的公共活动，其文化和社会层面的效益远远高于美学层面。作为结果，社会和文化的改变会促进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带来就业机会，使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回乡工作和创业，形成造血式内循环。另外，公共艺术作为一种自下而上激活社区、链接村民情感记忆的方式，记录当地独有的文化记忆的可识别的文化形式，抵制地域文化身份认同的逐渐消失，激活失落空间，促进社区交流，延续文化传承，重塑地方和人的关系。
二、中国语境下的艺术乡建
公共艺术发端于西方城市，20世纪90年落地到本土，文化语境和内涵也发生了转变。艺术乡建作为当代公共艺术中的一种实践形态之一，置身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现实场域中，牵涉诸多复杂的具有争议性的问题，所触及的现实痛点和难处不一而足，与此同时，机遇和挑战也伴随痛点产生。中国语境体现在：
(一)乡村已经成为中国当代空间建造的新热土。“文化造乡”运动使得乡村变得趋利化，呈现大众化、个性化、娱乐化和商业化交织的多元化状态。设计师和资本家的个人主张突出，过度的视觉刺激引发审美疲劳，导致“千村一面”的现象。
(二)乡村公共空间衰退，公共性减弱，村民对公共空间认同感下降。新媒体社交网络和新生活方式对传统公共文化的冲击，社会结构从血缘地缘维系的熟人社会向小家庭式半熟人社会过渡，网络社交代替面对面社交，日产活动的多样化代替原来单一的传统公共活动，致使传统文化和传统公共空间萎缩、社区成员关系疏离。
(三)乡村空心化，老龄化严重，本地人身份失语困境。越来越多年轻人外出学习和务工，乡村留守主体以老幼妇女为主，生产力水平、认知水平和技能素养整体较低。
(四)在互联网技术影响下，当代意义上的乡村不同于以前，是一个与城市共同生长的平行空间。[3] 互联网平台为传播当地民俗、民艺等具有价值的非物质文化提供良好的契机和技术条件，同时，设计扶贫、文化创意赋能产业发展，提升了品牌等溢价能力，延长农副产品产业链，提高了村民经济收入。
受政策、技术影响下，从公共生活、认知差异、产业发展等方面反映出中国乡村环境的特殊性，中国乡村不同于西方文化背景和土壤，不能盲目照搬西方模式。
三、公共艺术介入乡村空间现状
(一)新型公共空间没有满足主体诉求：现代乡村按照偏空间轻人文的西方规划思路进行改造，引入城市空间的功能，如广场、服务中心、公园、书店、商店、茶室等，形成的新的公共空间往往不考虑村民的实际需求，村民原保留的生活习惯所形成的“多余的”非正式空间，生产性空间如农具存放、谷物存储与晾晒，还有红白喜事、祭祀等仪式性空间。作者调研的劳岭村经过规划设计的村中心广场无人问津，村民多集中在民居院落交汇处闲聊(如图1)。村中有一个小型佛教庙会(如图2)，据当地人讲述，每逢每月初一和十五，各家都会拿出祭祀用的贡品摆上，并在一起做饭，每年的二月初八和八月初八，老人们像过年的形式一样在一起聚餐，这些老人常年坚持此项信仰活动，但该文化建筑却常年失修。
(二)公共艺术设施缺乏灵活性：目前公共艺术设施的功能单一、形式缺乏变化，一是受季节性和周期性影响，二是使用人群的生理和心理、日常生活习惯、行为习惯存在区域性差异，公共空间和设施出现长期闲置的现象。比如横港村的“竹星院”(如图3)，将利用不起眼的角落打造成为追“竹”星星的院子，笔者去调研时发现如今的竹星院无人问津， “看星星”这项活动没有考虑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习惯，灯光会造成环境污染和吸引飞虫。莫干山庾村商业区中的由油罐改造的桌子(如图4)在旅游淡季被闲置在一边，没有考虑空间和设施的多功能性。
(三)公共性丧失：随着社会制度和技术革命的发展，对传统生活方式和人口结构的冲击，社会结构从集中式转向散点小家庭式，传统生活方式被技术取代，导致集体观念淡薄，公共性丧失，传统的由地缘、血缘、宗族维系的熟人社会逐渐向现代半熟人社会过渡。传统公共文化和空间丧失，新的秩序和新的文化尚未确定，乡村空间呈现一种多元性、娱乐化、商业化交织的无序混杂状态。笔者在调研垡头乡时，据当地政府人员讲述，政府出资修缮外部环境和基础设施，却无人自觉维护整治美化过的环境，村民的环保意识仍然淡薄，造成资金人力投入的浪费。
四、空间环境视角下公共艺术的设计策略
(一)利用旧事物创造新价值：随着全球资源紧张、环境问题突出，设计逐渐重视全周期可持续的设计理念，将村中的闲置资源再次利用创造出新的价值，这样既可以补给村民收入，改造过的空间或作品延续了传统地域性文化和保留历史留下的印迹，更加受到群众的支持和喜爱。村民可以出售或出租闲置的房屋，设计师通过置换老房屋的空间功能以满足人们新的需求[4] ，也可以利用闲置的二手家具、废旧的工业和生活废弃物，对老物件进行再设计，像废旧的旧轮胎、旧门板、旧零件、旧瓦罐可以作为雕塑展示或公共艺术设施的材料，当地材料的元素符号又能体现出地域文化的特点。比如台湾土沟村为保留传统建筑和传统产业设施，为了延续过去社区的水牛精神，在传统建筑更新设计中，将木造碾米厂被改造为稻米文化博物馆，生产功能置换成文化展示空间，以展示传统的稻米生产加工过程;旁边猪舍被改为果棚、停车空间和提供米类轻食的社区鲜米食堂的现代化服务功能空间，实现传统产业空间的创意转型[5] 。又如俄罗斯建筑师Sergei Tchoban和Agniya Sterligova联合在卡卢加州地区Zvizzhi村落打造了一个农村劳动力博物馆，两位建筑师选择了乡村中最常见又最具特色的自然环保材料：黏土和稻草。设计师用黏土和稻草做成一个塔状建筑，把从周边各个农村收集来的劳作工具安置在墙面上一直到顶部，这些劳动工具作为博物馆的永久展品。再如 “直岛家计划”中的作品“遥远的记忆”(如图5)，是艺术家盐田千春利用600块废弃学校门窗改造的通道，表达出对童年的学校和家的怀念之情，用隧道和封印的形式来处理，既是时空的对话与呼应，又有不同的感受和心境。
(二)增加公共艺术设施的灵活性：艺术和设施结合时，需关注使用人群特征和使用习惯，增加公共设施的多功能性和灵活性。调研发现，在旅游观光淡季，部分公共设施被搁置一旁，这对公共艺术设施设计提出新的要求：在设计前需要考虑使用人群的日常行为、特定人群的需求以及受环境、季相变化等影响因素，设计时考虑场景应用等多变性，一是以主要满足最基本的行为需要，如休憩、遮阴，二是使得设施本身具有临时性、易搭建、可组合的特点。使用者可以主动参与搭建，以适应不同场景、不同时间的活动需求，以达到信息交流的目的。例如，2019 年河北青龙县石城子村举办农民丰收节，项目设计了一个临时画廊(图 6)来举行丰收节的主题展览。设计师选择了脚手架和通用安全网的组合，还使用OSB板作为地面的临时铺路材料，整个安装过程不到两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个临时展览装置犹如一条橙色缎带贯穿于村庄中。未定义的运动场(图7)是一个可以根据运动活动需要变形的装置，提供四种不需要特殊设备的游戏：篮球、足球、网球、飞盘。该装置结构由多面体组成，可以将其折叠移动，灵活地满足参与者的需求。再如2016年濑户内国际艺术节中，丰岛中安部良设计的《岛厨房》，作品是可提供共享厨房和就餐的开放空间，该厨房选用了本地产的鱼类和蔬菜，菜单可随食材灵活调整，并且有提供各种音乐和舞蹈活动的平台。
(三)创新应用传统材料和工艺：传统材料和工艺体现乡村地域文化，将传统材料结合建筑景观环境可以形成独特的乡村景观。传统材料如土、砖、瓦、竹、木等，经过特殊的加工方式可以作为结构材料或装饰材料，应用于艺术装置、建筑外立面、设施等空间元素[6] 。传统上对乡土材料的应用方式往往是根据各种材料的特性决定，而乡土材料天然的肌理、色彩、质感，体现其自然状态和质朴韵味。例如，安徽绩溪尚村的 “小帽廊”(图8)，用竹编草帽以最低的造价搭建起遮风避雨的停车长廊，构筑物材料就近取自山上竹子，村民每家捐出一顶帽子并参与搭建过程。交趾陶是华南与台湾传统建筑的装饰，源自唐三彩，是一种流传于民间低温彩釉软陶，板头村通过点、线、面三位一体的方式将交趾陶工艺应用到全域装饰中，包括建筑外立面改造、围墙改造、涵洞景观改造、导视系统、休憩座椅等景观小品，吸引了大量都市人前来观光，使板头村成为“文化创意”的代名词(如图9)。再如，在夏目塘举办的第三届国际高校建造大赛中，若浮廊(如图10)是一座连接趣村村口湖面两岸的桥，该装置在原竹材料特性的基础上，结合新型环氧树脂节点设计，通过轻型张拉结构体系，营造出强烈的视觉张力，竹子与芦苇的材料充满当地乡土文化气息，两者的交叉利用增加了空间的通透性和丰富性。
结语
艺术乡建是乡村振兴规划下对人文关怀的补充，是独特的另辟蹊径的文化振兴途径。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在保证不破环原有生态环境，尊重当地民众的认知水平、审美观念、日常生活，充分发挥公共艺术的公共性和在地性，解决乡村同质化、环境治理等视觉化问题，修复看不见的传统文化失语、社区关系淡漠等社会性问题，唤醒人与自然、人与社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交流。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转换、新技术应用增加空间设计方法的创新，也为拓展公共艺术在乡村环境的边界提供了参考。
参考文献
[1] 王栋 ，马晓珂.艺术介入策略下的乡村规划改造研究——以柳泉镇北村为例 [J] . 设计，2019.(04)：87-90.
[2] 孙振华.公共艺术的乡村实践 [J] . 公共艺术，2019.(02)：32-39.
[3] 王方圆.基于文化自信视角下对公共艺术激活乡村环境的研究 [J] . 设计，2017.(11)：106-107.
[4] 渠濛.大地艺术节的十个创新思想——日本乡村艺术节如何振兴社区 [J] . 公共艺术，2019.(05)：106-109.
[5] 赵容慧，曾辉，卓想.艺术介入策略下的新农村社区营造—台湾台南市土沟社区的营造 [J] . 公共艺术，2019 (05)：109-115.
《中国语境下艺术乡建中的公共艺术设计策略探索》来源：《设计》，作者：高瑞鑫 张希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