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就业、生活，这一持续至今的历史进程催生出了一个新兴的农民工阶层，作为城乡户籍二元对立结构的时代产物，它得到了政府、媒体、学界以及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是一篇社会学论文范文，主要论述了新媒介消费与情感适应: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
摘要：情感适应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重要维度，然而身在异乡的他们却面临着普遍的情感困局，空间迁移所带来的受排斥感和漂泊感，时间演进中的孤独感和迷茫感，成为了他们情感体验中的主要构成部分。以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介以其可“移动”的特性与农民工的“流动”生存现状碰撞，从情感认同的建构、情感生活方式的形塑两个层面推动着他们的情感适应过程。新媒介的接触、使用与消费，不仅建构着新生代农民工的情感资本，新媒介自身也可以作为一种情感资本，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城市融入进程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情感适应,新媒介消费,情感资本
引言
作为社会科学本土化的重要议题，农民工研究经由众多学者的学术接力，成果迭出。农民工研究无疑是一个学术富矿，尚存在进一步挖掘的空间，然而就近些年的研究态势来看，它也面临着被过度开发的危机，这表现在研究内容多有重复、研究视角创新性不足、研究范式固化等层面，因此农民工研究亟需打破常规，加强理论自觉，提高问题意识，而近年来西方兴起的情感社会学，为我们提供了学术生长点的新可能。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界出现了一场明显的“情感”转向[1]，情感开始挣脱理性主义的桎梏走上了社会科学研究的舞台，它不再是秘不可宣的“剩余范畴”，也不仅仅只是一种简单的个体心理现象，它应该同时也能够从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角度加以考察。这给我们的启示便是，农民工研究在关注人的理性行动之外，不应忽略他们的情感实践，我们面对的始终是有血有肉的、能喜能悲的情感主体。已有研究表明，社会融合可以从两个维度来透视，一是行为融合，二是情感融合[2]。农民工在融入城市过程中的情感适应努力，理应得到学理层面的回应，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村进城务工群体30多年来内部结构迭代的产物，相比起父辈们在打工生涯中以生存理性为主、情感生发水平和范围有限，他们的情感体验更值得人关注。
作为在异乡打拼的外来者，“流动”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不仅意味着一种变动不居的生活事实，更暗含着种种由此而起的复杂情感体验。他们的乡土情结普遍弱化，对城市整体认同感较强，且处于青少年成长这一特殊阶段，他们的情感体验中混杂性成分更多，情感世界也更为丰富，然而不得不提到的是，当下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情感生活普遍呈现出一种不容乐观的境地。据全国总工会统计，新生代农民工初次务工的年龄不足18岁，正处于婚恋期、思想彷徨期和情感高依赖期，他们普遍面临想交友没时间、想恋爱没人选、想倾诉没对象的困境，婚恋和精神情感成为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3]。因此，在情感上接受和认同城市社会的工作方式、生活习惯、交往规则和文化观念等，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进城之后的必修课。而与此同时，以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介以其方便易携的“移动”特性正广泛地渗透进他们的日常生活，在他们的情感适应过程中，新媒介的接触、使用与消费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这种消费实践中，他们在城市构建着自己的情感世界。
基于对新生代农民工新媒介接触与使用行为的考察，本研究试图探讨，面临城市融入过程中的情感困局，他们如何通过新媒介消费来主动建构自己的情感适应?新媒介的“移动”特性与他们的“流动”生存现状对接，怎样影响着他们的情感世界以及城市融入?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本文采用质性研究的思路，所使用的资料来自于2014年4月至8月间在南京、温州、上海等地对30名受访者进行的深度访谈，他们年龄在18～30岁之间，大多来自湖北、云南、河北、江苏、山东等地。
一、从农村到城市：
情感体验的时空转换
“到城市去”几乎成为了当下农村青少年在中止学业后的第一选择，城市是一个充满了想象和可能的巨大空间，从农村到城市去看看、闯闯成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人生必经之路，在这个时空转换的过程中，他们的情感体验构成萌生出了许多新的内涵。
从空间迁移上来看，新生代农民工进入的是一个有别于乡村的城市社会，职业方式、生活习惯、交往规则、休闲途径与以前相比都有了较大变化。虽然在穿着打扮上可能很接近城里人，但阶层差异的客观存在不时提醒着他们是一群“外来者”，与本地人之间广泛存在着的就业、居住、社交等多重隔离，给他们带来显著或潜在的受排斥感。此外，陌生人社会充满了异质性与流动性，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倾向以工具理性为主导，彼此之间情感互动水平有限。当大部分社会领域被理性统辖着，情感只能退缩到家庭以内和闲暇生活范围;而家庭作为情感最后一块固有领地因成员在空间上的彼此分隔，使得他们在城市陷入到一种无所依附的漂泊感之中。
从时间演进上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处于青少年社会化关键期，有着普遍的爱、归属和自我实现的情感需求。就婚恋交友来说，由于就业行业分化造成的性别失衡，部分行业的交际圈子过窄，异性接触机会少，导致普遍的生理和心理压抑;而闲暇时间的不固定及其打发渠道的有限，使得情感困惑时缺乏合适的对象进行倾诉，情感联系匮乏带来的孤独感充斥于他们的精神世界。就职业发展而言，工作了几年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多半会处于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瓶颈期，一方面对职业成长乃至成功充满期待，另一方面职业上向流动渠道有限;乡村回不去，而城市又看不到留下来的希望，不知道该何去何从的迷茫感长久萦绕在他们心头。
乡城转移与个人成长同步进行，在这个时空转换过程中，空间迁移所带来的受排斥感和漂泊感，时间演进中伴随而来的孤独感和迷茫感，成为了新生代农民工情感体验中的主要构成部分，对他们的城市生存和发展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为了在情感上适应城市，他们不得不发展出一些情感行动，在规避负性情感的同时积极追逐着正性情感。在这个过程中，新媒介广泛介入其中，他们借助于中介化的媒介载体，与亲朋好友进行情感沟通，汲取情感资源;但完全倚赖于向他人寻求情感支持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新生代农民工也在相当程度上进行着情感的自我调适，具有娱乐消遣功能的新媒介因其平价、易接入而被广泛地消费，并帮助他们达到情感的部分满足。应当承认的是，无论寻求情感上的他者支持还是自我调适，新媒介的接触、使用与消费，在新生代农民工的情感适应中均扮演着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 二、新媒介接触与使用：
日常生活中的情感认同建构
新生代农民工来到城市，面临着一个与乡村完全不一样的环境，远离熟悉的故土和父母的庇护，内心的秩序感和稳定感被打破，为了恢复心理平衡，他需要学着与陌生人打交道，并且迅速地适应陌生环境。在这个过程中，新媒介的接触与使用，帮助他们建构着日常生活中的情感认同。
(一)受斥感的规避：技术采纳中的情感鸿沟弥补
进入一个没有过往生活经验的异乡空间，作为“外来者”的他们与“本地人”之间在情感上是彼此隔膜的，虽然在流动生活中他们每天都能和很多城市市民相遇，然而相交却很有限。情感鸿沟的客观存在，使得来自城市社会有形无形的排斥压力无处不在，其中就包括了信息传播技术采纳。
21岁的小丽来自江苏宿迁，中职毕业后去了一家高校食堂做服务员，现在调派到食堂小卖部负责收银和清点货物。她谈到刚来南京时所看到的城市新媒介环境，“我在新街口看到来往的人都看着手机，急匆匆的，吃饭时也是拿着手机啊ipad啊用手点来点去，也有人拿着电子书一页页翻看的，公交车上有拿着MP4看电影的，也有打游戏的，有的手机整个都是反光的屏幕，也有的手机比脸还大，还有些我听都没有听过。” “来这里是对的吗”“我是不是和这里的人都不一样”“我该怎么在这个城市继续下去”，有很多问号在小丽的脑海里盘旋。在拿到第一笔工资后，小丽去换了一个诺基亚手机，并办了一个能上网的套餐，这是她到南京后的第一个改变。她的经历代表了很多新生代农民工的情况，他们人生第一份工资往往花在了新媒介终端的购买上，这一部分人是为了减少初入城市在信息传播技术采纳上遭遇的受排斥感。
以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介是城市现代化生活里一道靓丽的景观，手机的有或无、次与好存在着符号象征上的重大区别，相较于城市发达的新媒介环境给小丽造成无形中的受排斥感，城里人言行举止之间对于他们这一群体在信息传播技术采纳上的价值评判，带给人的被排斥感更为具体和强烈。
来自江苏镇江的毛毛今年22岁，中专毕业后经一个有点关系的姨夫介绍，在常州某收费站工作，后来工作表现出色被调到南京。她换手机很勤，从翻盖机到直板机，从功能机到智能机，一直都在紧跟潮流，现在用的是HTC手机。她对城里人的排斥表达了强烈不满：“城里人都看不起我们，觉得我们就是从小县城来的，没见过世面，甚至有人还觉得我们用手机用电脑都还要人教，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早就从山寨机、水货的时代变到诺基亚、联想直到现在的三星、HTC、索尼、IPHONE了。其实时代早不同了，他们也没比我们先进到哪去。”她表示手机是通过自己赚钱买的，用得很舒服，而且也是拿得出手的品牌手机，不怕别人笑话。消费帮助新生代农民工以一种幻觉的方式，突破着与城市市民之间存在着的象征符号边界，至少在新媒介技术采纳上，毛毛规避着来自城市社会的排斥感。
不管是有形还是无形的排斥，新生代农民工都迫切需要一个能够显示人身份的客观象征符号去为自己正名，以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介终端设备作为一种外显的物质符号，在标识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认同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至少可以显示自己在信息技术采纳上融入了城市。他们通过对新媒介这一物质符号的消费式占有，向外界传达出了自己渴望在情感上被他人所认同，追逐的乃是一种弥补情感鸿沟所带来的心理满足感。
(二)漂泊感的驱逐：时空连线中的情感联系维护
经历了异乡打拼的艰辛，新生代农民工逐渐体会到流动生活所带来的漂泊感，由于家庭成员在地理空间上的分隔，他们经常借助于新媒介来维护彼此之间的情感联系。人们之间的情感联系可以有强弱之分，情感卷入多且深的是强情感关系，情感淡薄、互动少的是弱情感关系[4]。唯有强情感关系才能提供坚实的精神动力，帮助他们树立起在异乡生活的信心。
22岁的楠楠是江苏连云港人，经朋友介绍目前在南京某化妆品店工作，进城打工已有两年多，与家人分开的时间也有一年多了，独自一人在外闯荡的她经常会打电话回家。她表示“刚来的时候是每天都给我爸打打电话，会想家，觉得离开了家什么都要靠自己，少了以前的依赖，现在是隔一天打一次电话给家里，习惯用手机打，其实QQ也行，不过还是打电话方便，可以边打电话边干点别的。每次也就是聊四五分钟就结束了，问问吃什么饭，叮咛多喝水、天凉了注意身体什么的。”漂泊的意义从来都不只是局限于地理范围，更是一种心理层面的所指，这种感觉在异乡常会油然而生，“想家”便是一种无声的抗争。借助于新媒介的使用，楠楠只需一个电话或短信便能将异乡切换到故乡，强情感关系引发的归属感可以使他们暂时忘却漂泊感。
其实楠楠隔天和家人聊四五分钟的行为，可视为一种情感仪式，仪式是不断重复的行为，在从已知迈向未知的过渡阶段，仪式梳理我们的情绪，指引我们的位置和方向[5]。从农村到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场域发生了变化，需要独自面对很多事情，这个期间他们发展出一些仪式性行为，来帮助自己减轻种种心理不适。仪式需要有一定的操作性，在异乡环境过于繁琐的仪式显然行不通，新媒介以其便于携带的可“移动”特性受到普遍青睐，借助于新媒介这一仪式工具，他们在城市里定位自己的位置和存在，维护着和家人的情感联系，并驱逐着无根的漂泊感。
来自山东淄博的鲍喜，今年27岁，在南京某家培训机构做助教，每天早上差不多七点到上班地点，将卫生打扫好等待老师和同学到教室，主要帮正式老师点名、维持课堂秩序、批改作业、监考，保证学生们的安全。在新媒介传播渠道的功能性使用过程中，鲍喜发展出一种日常化的情感仪式，向家人诉说着异乡闯荡的苦与累。他表示“上班的累与上学的累完全不一样，我三天和家里人打一次电话吧，过节的时候会发个祝福短信，一般就聊聊生活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有时候会倒苦水，家里人会安慰我、给我些建议，说点他们所谓的经验，其实也就是寻求个心理安慰。”其实，劳动力转移中会有情感成本的耗损，它是转移者和家人对情感的极大需求与彼此在空间上脱离的矛盾所产生的成本[6]。也就是在“三天和家人打一次电话”的情感仪式中，鲍喜借此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情感补偿。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技术采纳上弥补城乡之间的情感鸿沟，还是在新媒介使用上维护着和家人之间的情感联系，它本身就源于心理上的不安全感，需要重建心理的稳定感和秩序感，最终的满足也有赖于情感上的反映。通过新媒介的接触和使用，新生代农民工规避着来自城市的排斥感，同时驱赶着异乡打拼的漂泊感，借此获得一种情感上的自我认同，肯定了自己的主体存在状态。
三、新媒介消费：闲暇世界里的
情感生活方式
如果说工作世界是理性至上的，那么闲暇世界则具有着更多的情感特质，鉴于收入微薄、工作繁忙、休息时间不固定以及交际圈子有限，可供新生代农民工选择的休闲方式范围受到很大局限，新媒介因其具有的娱乐、社交功能能够满足他们的某些情感需求，一定程度上可以舒缓成长过程中的孤独感和迷茫感，并成为他们闲暇世界里一种流行的情感生活方式，这是一种基于自身生存状况之上的理性选择。
(一)孤独感的舒缓：虚拟空间中的自我情感管理
新生代农民工初次务工年龄普遍较小，这个阶段恰好处于恋爱交友、谈婚论嫁的黄金期，对于爱情和友情的需求与日俱增，由于交往范围的有限和青少年的闭锁心理特质，容易滋生出孤独的感觉。而情感具有表达性，即人总是有一种诉说情感的需要，无论是情感的交换还是交流，都说明情感总是要沟通的[4]156。虚拟空间以其匿名性和身体缺场使得人更容易真实地进行情感宣泄，在现实空间中隐忍的孤独感，在网上都可以得到短暂释放。
来自湖北黄冈的文秀今年打工正式满10年了，13岁那年读完初一她就出走家乡，为鞋厂做过外加工，给朋友干过收银，回老家做过服务员，一度创业当上个体户，现在在温州一家鞋厂从事流水线工作。异乡单调的生活使文秀有时会感到孤独，但她不愿意去打扰朋友们平静的日子，更多地是调整自己的心态。“我手机上下载了很多轻音乐，心情不好时就会放来听，我也会上QQ空间写日志，有的时候能写很长，打工的苦说不完。平时就是发一些状态什么的，好多朋友会给我在底下评论，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有，点赞的也有很多。”因为要强的个性，文秀没有采取面对面的人际互动去宣泄情感，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就任由孤独感侵袭，她采取了另外的途径来管理自己的情感。在虚拟空间中通过社会化媒体进行情感的自我呈现与表露，文秀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情感慰藉。
相较于有些人主动地利用新媒介进行情感宣泄，另一些人对于孤独则采取了悬置的策略，通过对新媒介内容的消费，比如网络资讯、网络文学、网络视频、网络游戏等等，他们暂时性地得以抽离孤独感。
18岁的小符是海南澄迈人，初中辍学后在老家的一家饭店打工，现在在南京某海南米粉店做服务员，兼送外卖，周一到周日都在上班，只有春节放假。工作之余的生活状态是孤独的，性格内向易羞的他表示：“每天上班完了就是玩手机。早上七八点起，晚上九点半下班，回去我就拿手机玩啦，主要是看小说，都市小说类的啊，要不就是睡觉，平时也没别的什么爱好了，感觉挺难离开的。”由于工作忙、空闲时间少，性格内向且爱好也不广泛，可供小符舒缓孤独感的选择方式不多，通过长时间沉浸于手机阅读这一功能性应用，他将孤独的负性情感暂时性地悬置，并在习惯性使用中形成了一种媒介依赖。
由上可见，情感不仅是企业进行员工管理的内容，也可以是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自我管理的领域，其中孤独是他们在业余时间中频繁遇到的一种情感，它多半是由情感需求未满引起的本能性反应。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将孤独宣泄出去还是悬置起来，这都体现出了他们对自己的情感进行主动管理、调控和疏导的主体性。
(二)迷茫感的排解：在线时间里的情感支持获取
谁的青春不迷茫?新生代农民工在成长过程中，随着在职场上的磨练，由于期待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容易产生种种迷茫感。为避免迷茫转化成无助，他们也广泛地汲取着情感支持，一方面在新媒介所提供的促人奋进的正面内容中，获取情感激励;一方面也借助于新媒介的社交应用，与朋友们进行沟通，参与虚拟社群，转移自己注意力，获取情感抚慰。
1996年出生的小罗，来自湖北黄冈，15岁那年出来打工，在几个原材料加工厂做过，那时年纪小就想着玩。现在在一家酒店做吧员，工作稳定但工资不高，谈了女朋友，知道许多事要为两个人考虑，心中一直有着开一家茶餐厅的梦想。他觉得自己长期都处于迷茫状态中，甚至把自己的网名改成了“迷茫”，他表示“我会去了解一些企业家的创业情况，我觉得马云在上市那天说的一句话就特别有道理，网上到处都在传那句‘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还有老干妈企业创始人的报道，我也看了，她虽然没读什么书但照样成功了。每当迷茫时候想想那些成功人士，就能感觉好点。我相信在餐饮界再混个几年，经验就会有的，找到出路就不再迷茫啦。”新媒介平台上拥有着广泛的内容资讯，其中不少励志故事、正能量段子甚至是心灵鸡汤，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供情感激励，激发起他们的信心、勇气和释然，对于小罗来说，这也是一种排解迷茫感的渠道，但他也清楚地认识到最终还是要靠“找到出路”。
如今，情感的市场化、商业化和产业化成为情感支持的一种市场制度形式，情感的生产和市场供给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情感产业”，其中就包括了电脑网络产业[7]。除了从网络内容中获取情感支持，为了排解迷茫感，新生代农民工也开始求助于线上社会支持(Online Social Support)，获取情感抚慰。
阿鑫是个28岁的湖北小伙，初中毕业后外出打工，在武汉、温州等地先后从事服装、制鞋等工作，今年刚去安徽六安跟着姑爷做水产生意。长期的流水线工作加上多年单身的现状，使得他本来正常的性格变得内向隐忍，言语中经常流露出迷茫的感觉。“有时挺迷茫的，想得挺多的，但没一件能成，只能转移注意力不去想它，一般就喝酒，也会上上网把自己的生活情况和朋友讲，和以前一起上班的朋友聊的多一点，同学们倒不怎么聊，自己混的太差。还有就是加了几个打工群，都是打工的人在一起聊，没什么压力。” 阿鑫的打工生涯一直在一个简单低下的水平上重复，虽然外出多年，但并未能实现职业的上向流动，通过和同事、网友等弱联系的在线沟通，他能够在一个相对陌生化的环境里去进行自我暴露，抒发心中块垒，并直接或间接得到朋友们的情感支持。 综上所述，闲暇世界里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如何过好情感生活的难题，在有限的可支配收入、业余时间以及交际圈子的制约下，新生代农民工的闲暇生活普遍处于一种贫瘠的状态，新媒介消费成为了他们重要的情感生活方式，他们借此排解成长过程中的孤独感和迷茫感。借助于新媒介消费，他们在虚拟空间中对自己的情感进行自我管理，并获取在线时间里的情感支持，彰显出了一种能动性的情感适应努力。
四、从情感孤岛到心灵着陆：
情感资本的媒介建构
以往对各种资本的研究尽管有着区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对“理性人”以及“资本理性化”的假设，而忽略了作为社会人的情感投资和情感需要的满足[8]。同样，新生代农民工身上的一些行为特征也不能简单地从理性人的假设去寻求解释。身处城市这样一个异乡空间，以及青少年这一特殊成长时期，他们有着基于爱和归属之上的各种情感需求，以及为满足这一需求而进行的情感行动，并在这些行动中积累起一定的情感资本。所谓情感资本即一定主体所拥有的，通过在社会交往中激发、投入从而获得回报的有价值的情感资源[8]。在新媒介的接触、使用与消费中，新生代农民工建构着情感资本，并进一步达到情感适应和城市融入。这个过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情感障碍的抵抗和消解。“受排斥感”是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中遇到的重大情感障碍，这体现在城乡交往中城里人言行举止当中的排斥，尽管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对城市认同感较强，但这种排斥感可能会抵消业已建立起来的好感，重新调整他们在情感上和城市的关系，若有不当甚至会引发情感失范，拉大群体间的情感鸿沟。借助于新媒介消费，生产领域被压抑的主体性在消费领域得到复活，新媒介消费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为自己正名的机会，表明在信息传播技术采纳上与城市社会保持同步，正是在这种抵抗和消解中，他们积累起一定的情感资本，为情感适应扫清着障碍。
2.对存量情感资本的激活。新生代农民工来到城市，经历生活场域变换，进入一个流动性强的陌生人社会，人际交往模式呈现出浅层次的工具性倾向，对业缘等次级群体进行情感投资的成本较高，而中国人的社会信任又基本局限在熟人圈子内，为了保持心理上的稳定感和秩序感，他们向初级关系网络寻找情感资源。初级关系网络是在基本社会化过程中经由情感交往而形成的，因此更多地被认为是一个情感共同体，在对这种强关系的情感维护中，他们的存量情感资本被激活，用以驱逐现实生活中的漂泊感。由于初级关系网络在空间上与行动者的分隔，他们日常的情感联系越来越依赖于中介化的沟通方式。新媒介技术的流行与普及恰恰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它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获取情感资本的中介，使得情感行动具有更多的指向性，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现状和新媒介“移动”特性可谓一拍即合。新媒介为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技术，技术背后的社会关系网络所提供的情感慰藉、情感寄托、情感疏导，有助于他们以一种更为饱满的情感状态面对日常生活，有助于确定自己的存在感和彼此之间的亲密感，而不至于觉得在情感上很无助。
3.对增量情感资本的开发。随着交往的扩大，新生代农民工也在开发着各种增量情感资本，可供他们利用的情感资源也逐渐丰富。一方面他们积极地在新媒介消费中维护既有的弱关系网络，比如在工作中结交的同事，也会通过社会化媒体开拓情感关系网络，认识在现实中没有任何交集的陌生人。他们在虚拟空间中进行情感的自我呈现和表露，获取来自线上社会的情感支持，借此排解孤独感和迷茫感。另一方面，人和所有的媒介进行交往与对话时，都在解读着媒介内容，满足着自己的某种需求，而媒介内容是媒体人构建的，所以还是在和媒介背后的媒体人或者媒介体现、塑造的人进行着对话[9]。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新媒介内容消费视为一个拟社会交往的过程，它本身也可以积累情感资本，新媒介接收终端作为一种有形的固定资本，随着时间流逝使用价值会发生耗损，但新媒介上提供的信息、资讯、娱乐等种种内容，其生产出来的情感力量却可以长期提供情感按摩的作用，培养着他们情感管理的技巧，既能将生活中的负性情感悬置、宣泄，也能将正性情感激发、弘扬。新媒介接收终端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冷冰冰的物件，在习惯使用中产生依赖，投射进自己的情感并成为主体自身的一部分，新媒介本身成为了一种情感资本。
总的来说，媒介化社会中的新生代农民工，无可避免地受到作为工具的新媒介和作为内容的新媒介的双重影响。在工具层面，中低端信息传播技术的广泛扩散使得新媒介越来越具有工具之外的多重内涵，是新生代农民工追求情感认同的一种途径，能够激活他们的存量情感资本;在内容层面，新媒介构成了他们无不被包围其中的信息环境，成为闲暇世界里的一种情感生活方式，并且可以开发出增量情感资本。新媒介消费正是一个积累情感资本的过程，它不仅是情感资本生成的中介，自身也是一种情感资本，从情感关系网络或新媒介自身中，新生代农民工汲取着城市生存发展过程中所需的情感资源，走出情感孤岛，去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情感问题，从而达到不同程度的情感适应并推动着他们的城市融入进程。需要警惕的是，这种新媒介消费过程中生成的情感资本具有脆弱性一面，中介化的情感满足一旦脱离情境又会重新导入困局，而新媒介的过度消费亦会成为另一种情感异化状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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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郭景萍.情感资本社会学研究论略[J].山东社会科学，2013(3)：4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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