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新锐导演王竞的电影以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为主，强调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透视民生热点，表达民心企盼;在叙事策略上，删繁就简，强化戏剧性情境;在人物塑造上，既有整体社会群像的素描，也有对女性个体的深度刻画;在艺术手法上，将商业元素与作者风格相杂糅，寻求商业与艺术的平衡。王竞电影虽具有社会文化价值，却面临市场推广的瓶颈。
[关键词]核心期刊论文发表,王竞电影,现实主义,戏剧性,商业元素,作者风格
2012年，伊朗电影《一次别离》，以高超的叙事技巧，将个人层面的亲情伦理与社会层面的阶层差异纵横交织，表现出当代伊朗社会的中产阶层与劳工阶层之间的隔阂与冲突。这部投资仅30万美元，没有高科技大场面，没有超级明星，没有暴力镜头和性爱场景的现实题材电影，最终战胜中国导演张艺谋斥6亿巨资拍摄的大片《金陵十三钗》，将第84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大奖收入囊中。反观中国影坛，自2002年《英雄》横空出世，到后来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无极》、《夜宴》的纷纷出笼，似乎已进入“大片”时代。然而，诚如学者崔卫平所言，张艺谋、陈凯歌等艺术片出身的大导演，“迄今还没有找到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相沟通的基本语言”，中国式“大片”拍摄数量的增加愈发反映出电影艺术与现实生活的渐行渐远，中国影坛急缺反映当下生活的现实主义力作。
令人欣慰的是2006年以来，国产中小成本现实题材电影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一批具有现实主义深度和艺术创新精神的作品脱颖而出，如《疯狂的石头》、《光荣的愤怒》、《鸡犬不宁》、《红色康拜因》、《人山人海》、《好大一对羊》、《千钧・一发》、《神探亨特张》、《耳朵大有福》、《钢的琴》、《浮城谜事》、《我是植物人》、《万箭穿心》等。这些影片揭示出中国社会进入新世纪后，在改革日益深化，社会结构、社会观念发生深刻转变的时代语境下，普通百姓在事业、家庭、婚姻和情感生活中所遭遇的困境与挣扎。编导致力于寻求中国电影与当今现实的契合点，表现当代中国人对理想的坚守、对真善美的向往与追求。较长时期以来一个电影和时代彼此视而不见的尴尬局面终于被打破，电影表现出对现实生活和百姓情感前所未有的真诚关注与思考。
在为数不少的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创作中，王竞导演作品是其中的佼佼者。作为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副教授的王竞，最初致力于纪录片创作，作品屡获奖项。1997年，王竞集制片人、编剧、导演于一身，拍摄了故事片《方便面时代》，并一举斩获第十一届大学生电影节最佳电视电影导演奖。在这之后，王竞陆续拍摄了《圣殿》(2004年)、《一年到头》(2007年)、《无形杀》(2009年)、《我是植物人》(2010年)、《孩子那些事》(2010年)、《郭明义》(2011年，联合导演)、《万箭穿心》(2012年)、《大明劫》(2013年)等影片。这些作品大都取材现实生活，关注民生热点，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呈现出平实朴素的创作风格。改编自当代作家方方小说的电影《万箭穿心》尤其引人注目，该片荣获第29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奖，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誉之为 “继《雷雨》之后最好的悲剧”。最新作品《大明劫》也同样赢得极高的赞誉，作家马伯庸认为该片“是近年来看到的最出色的国史电影，能从中感到一种历史特有的风骨”。
一、创作观念与方法：关注社会现实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纵观王竞导演的主要影片，不难发现，现实题材占据了绝大多数。尤其是《方便面时代》、《一年到头》、《无形杀》、《我是植物人》、《万箭穿心》等影片，已形成一个较为明显的现实题材系列。在题材的选取上，王竞具有相当的敏锐性，他的很多作品都创造了中国第一：《无形杀》是第一部关于网络人肉搜索题材的影片;《一年到头》是第一部关于春运题材的影片;《我是植物人》则首次涉及医药公司的造假行为。尽管影片的名气要远远小于陈凯歌2012年的同一题材电影《搜索》，《无形杀》以更为集中和凝练的剧情，揭露网络舆论压力对当事人的无情绞杀。影片由一桩看似离奇的无头女尸案开篇，抽丝剥茧般牵扯出一段由网络到现实的婚外恋情。出轨的女主角在看似无形却凶猛无比的舆论压力下，不但失去了婚姻，也失去了生活的信心和勇气。《我是植物人》中，失忆女主角朱俐在逐渐恢复记忆的过程中，发现自己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影片揭示了医药公司为了既得利益，在药品实验的重要环节造假，致人伤残的真相。《一年到头》聚焦年终岁尾的特殊时刻，以散点透视的方式将社会生活中的热点话题一网打尽：中学老师遭遇无良装修队，农民工无奈讨薪，屡见不鲜的职业医闹，医生靠多开药拿奖金和回扣，家长为了孩子升学到处拉关系，空巢老人无人关爱。然而，所有的烦恼在除夕团圆之夜都烟消云散，无数期待的人群加入春运大潮，往家的方向奔去……这些电影作品关注社会现实，充满了日常世俗生活的烟火气。《万箭穿心》则将这种日常世俗生活的烟火气发挥到极致。影片呈现了一个泼辣能干的武汉女子李宝莉充满宿命感的悲剧人生。王竞是如此热衷于对鲜活的现实生活的捕捉，即便是作为一段明朝正史演绎的《大明劫》，也不忘在片尾以字幕的方式表达对2003年非典事件的反思。
然而，现实题材不等于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现实主义既注重反映社会现实，更强调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性，强烈的批判精神是现实主义最为重要的精神内核。王竞坦言：“现实主义是我觉得唯一有途径去驾驭的东西，导演在叙事中一定要有一个支点，我的支点就是我相信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世界。”在处女作《方便面时代》的创作中，王竞最大的收获便是找到了叙事的支点，那就是强调影像与生活接壤。这部作品堪称1990年代大学生步入社会的第一堂课，主人公丁宝不愿被生活磨蚀掉锐气与棱角，决定重返校园。影片流露出平和冲淡、幽默诙谐的气质，给人印象深刻。与处女作的平和冲淡不同，《无形杀》对现实的批判深刻而犀利。绞杀林燕的不仅仅是不良网站的追踪和网民的恶意声讨，更有来自丈夫和父母家人的冷眼相向。林燕在现实生活中虽拥有富足的物质生活，却只能到虚拟的网络中寻求短暂的温情和放纵。影片将批判的锋芒直指高科技网络时代人性的迷失。《我是植物人》在揭开医药公司造假事件来龙去脉的同时，也对新闻记者揭批企业运作真相遭遇打击报复的社会事件予以揭露。《万箭穿心》英译名为“FengShui”(《风水》)，李宝莉搬入新屋后遭遇种种不幸似乎带有某种宿命的意味，然而造成李宝莉悲剧人生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李宝莉和马学武的婚姻缺乏现代婚姻所应有的夫妻之间的平等和尊重。1990年代的中国社会开始进入转型期，市场经济的法则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传统的道德伦理体系遭遇“失范”。在李宝莉的家庭里，夫为妻纲，夫唱妇随的等级秩序已被破坏，妻子颐指气使，剽悍跋扈，丈夫唯唯诺诺，忍气吞声;而另一方面，新型、现代的男女平等、相互约定、彼此尊重的家庭伦理观念还没有建立。李宝莉和马学武的夫妻关系失衡，家庭崩溃也就在所难免。影片表现李宝莉与马学武的夫妻失和，正是对当代婚姻关系中普遍存在问题的考量和反思。 二、叙事策略：删繁就简，强调戏剧性
王竞电影打破了惯常思维中文艺片的沉闷、单调，远比生活本身来得生动、有趣，这当然得益于影片强烈的戏剧性。王竞导演认为：“对于小制作来说，能够尽量减少工艺上的繁琐，把注意力集中在创造戏剧情境上是正确的。”
《无形杀》和《我是植物人》都具有集中、强烈的戏剧性。《无形杀》围绕着一张“网络通缉令”，组织了三条叙事线索：当事人高飞和林燕的疲于应对;网站记者和超市推销员无休止的跟踪报道;警察张瑶侦破无头女尸案。随着人物的讲述，剧情的推进，三条线索完成交集，一切真相大白。《我是植物人》讲述植物人朱俐被记者刘聪误打误撞惊醒后，在其帮助下办假证找到一份医药行业的工作。她所在的公司正涉嫌造假药，通过调查，她发现自己既是假药的受害者，同时又是制假环节中的关键人物。随着故事的展开，观众和植物人朱俐一起，像剥洋葱皮一样一层一层拨开重重迷雾，发现事情的真相，影片社会批判的深刻主题也随之浮出水面。
相比于《无形杀》、《我是植物人》强烈、集中的戏剧性营造，《一年到头》的叙事结构虽然是多线并行，但几乎每条线都有各自完整、独立的戏剧冲突。无论是各条线索的逐一展开，还是最终共同汇入春运主线，都具有引人入胜的戏剧张力。《万箭穿心》改编自武汉作家方方的同名小说，原作以母子冲突作为中心线索，表现当下年轻人不懂得感恩的普遍现象。王竞认为小说中儿子小宝的例子过于极端，不具有一定的社会代表性，因此叙事的重心需要调整。影片首先对情节结构进行了改变，将时间设定在1993年到2003年这十年间，前半部分着重表现李宝莉与马学武的夫妻冲突，后半部分则着重表现李宝莉和小宝的母子对立，时空的浓缩使叙事更加精练、紧凑。其次，影片在人物设置上也做了许多功能性调整，将李宝莉父母这条线与闺密小景合并，将马学武的父母合并成婆婆一个人。这样的改变使得李宝莉成为当仁不让的女一号，其心理冲突也就成为影片着力凸显的主要冲突。影片删除了小说中许多表现李宝莉苦情、牺牲、伟大的情节，着重表现李宝莉的心理变化：从最初对丈夫的怨恨到丈夫死后勇挑家庭重担，从对儿子绝情的愤怒到最终的释怀放手。正是因为这样的改变，使得影片成为一部以女性心理观照为核心的女性家庭电影。
三、人物塑造：从展现社会群像到深度刻画女性人物性格
人物塑造是电影创作的立身之本，无论是作为人物群像还是个体符号，王竞电影中的人物几乎个个让人过目不忘。《一年到头》是一则不折不扣的群戏，影片编制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与情感线，结合春运大环境，通过一段段扣人心弦的小故事凸显社会各阶层形象。外来农民工虽然文化素质不高，虽然也有一小部分人惟利是图搞劣质工程，但当危及无辜生命的时候，以包工头张国栋为首的兄弟们还是重情重义，竭力完成业主的心愿。医院心脏科主任李家梁尽管曾经遭遇职业医闹的围追堵截，但当一位空巢老人“老黑”病情突发却没有家属在手术单上签字时，依然毫不犹豫地实施手术，挽救病人的生命，显示了医务人员的仁厚之心。那位孤独的空巢老人“老黑”的遭遇更是令人心酸。明明已经病愈，可他就是不肯出院，因为他怕孤独，明明礼品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却硬说是亲朋好友送来的，因为他怕别人知道他的孤独。《一年到头》就是这样一部围绕着回家过年展开故事的电影。流畅的情节，感人的形象，轻松的幽默，深刻的嘲讽，赢得了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
《无形杀》、《我是植物人》和《万箭穿心》都有比较突出的女性形象塑造。《无形杀》中的女性角色林燕是一个中产阶层家庭中，物质生活富足但精神荒芜、软弱的都市女性。《我是植物人》中的朱俐作为医药公司管理层的一员，她代表着商业社会的贪婪，车祸之后失忆的她又是令人同情的假药受害者，影片最后觉醒的她又成为了社会伦理道德的维护者。朱俐角色的改变恰恰透射出影片社会批判的严肃主题。《万箭穿心》中的李宝莉形象，有血有肉，丰满生动，焕发出文艺创作中“这一个”的夺目光彩。王竞认为 “《万箭穿心》是一部男人视角的女人戏”。影片对小说在情节结构上的改动，正是基于导演的男性视角。“方方作为女性作家，写这样的女性角色时不免会有自己的情感投射，不自觉地会怜惜李宝莉，作为男性创作者可能会更加客观一些，我会回避这些，而把视角集中到分析李宝莉的悲剧会不会有其自身的原因，她的命运跟她自身的性格缺陷是有很大关系的”。性格决定命运，命运不拒抗争，抗争不过只有忍耐。李宝莉的性格核心有两点：“争”和“忍”，在夫妻关系中争强好胜，在母子关系中忍气吞声。在李宝莉和马学武的婚姻关系中，李宝莉一直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因为她的“施舍”，“乡下人”马学武才能够娶到她这个漂亮的“城里人”，婚后她对马学武的颐指气使根本就是家常便饭。当李宝莉亲眼目睹马学武和温柔的女同事走进桃源宾馆的那一刻，她绝不可能装聋作哑，她一定要还击。然而，还击的方式有很多种，李宝莉却偏偏选择了看似最愚蠢最极端的做法――打110报警。她之所以不怕家丑外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争得未来她和马学武婚姻关系中的强势地位，她希望抓住丈夫的道德污点，作为一辈子的把柄，让他继续对自己俯首帖耳。偷情事发后的马学武的确老实了不少，李宝莉当着小景的面，对马学武的讽刺挖苦一如从前。然而，当马学武获知李宝莉告密的真相后，在绝望中选择了跳江自杀，他和李宝莉一样，以最极端的方式回击了李宝莉――不给李宝莉留下一个字的遗言。在婚姻关系角逐的战场，李宝莉使出浑身解数去“争”，却最终败下阵来。丈夫死后，李宝莉并不甘心命运的摆布，她没有被小景所说的“万箭穿心”的“风水学说”吓倒，反倒豪迈地表示要活出个“万丈光芒”。李宝莉不再不管不顾直来直去，她选择用一而再再而三的忍耐来承受生活的磨难，在和小宝母子关系的经营中，李宝莉处于彻底的弱势。她心中充满期待，期待自己的辛苦付出能够从儿子那里获得丰厚的回报。可李宝莉又一次打错了算盘，儿子小宝对她的付出不但不领情，反倒将母亲视作逼死父亲的凶手，在他考上大学之后就立刻要将母亲赶出家门。面对儿子的冷酷无情，再次落败的李宝莉又一次选择了忍耐，净身出户，一无所有。李宝莉性格中的“争”与“忍”，都带有泼辣的武汉市井气质。武汉是个码头城市，就像一个江湖，武汉人个性好斗，又有很强的生命力，有着“开放的意识和包容的胸襟，海纳百川的胸怀与气概”。出身城市底层的李宝莉不管生活中经历多大的变故，哪怕忍着、认命、赎罪，也总能找到说服自己活下去的理由。影片透过李宝莉坚韧的生命，表达剧烈的政治、社会变动给个人带来的伤害和倾轧。 真正的悲剧是对人生深层次理解之后的艺术呈现，既要表现人物的悲惨命运，更要把人物面对命运的一次次抗争表达出来，抗争了，却又争不过，才是最深的悲哀，只有这样，才能触动观众心灵深处最柔软的部分，引发独特的审美体验。李宝莉悲剧人生的审美价值正在于此。
四、艺术追求：商业元素与作者风格的杂糅，在商业和艺术之间寻求平衡
因为对现实极高的关注度，王竞的电影大多可列入社会问题剧的范畴。现实题材的作品最能打动观众，引起情感共鸣。但作为特殊文化商品的电影，在表现编导人生感悟和艺术理想的同时，又必须考虑影片的可看度与观赏性。王竞努力尝试将商业电影的创作元素与艺术电影的作者风格巧妙杂糅在一起，在商业和艺术之间寻求平衡。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首推《无形杀》和《我是植物人》对类型电影元素的借用。
作为社会问题剧的《无形杀》和《我是植物人》，在表现方式上都与悬疑惊悚元素相结合，如悬疑、恐怖、暴力、囚禁、窥视、跟踪、破案等，将之命名为社会惊悚片也许更恰当。
但是，在社会片的创作中融入类型电影的元素并非易事，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将影片变成四不像，《无形杀》在这方面就存在不少问题。首先是类型元素的安插不尽合理。既然影片是社会问题剧，惊悚悬疑只是艺术表现的方式和手段，那么就必须注意到惊悚悬疑元素配置的分量和比例，否则很可能喧宾夺主，得不偿失。影片开头一段追捕戏的安排就有欠妥当。防爆特警，重武器，监视器，女警乔装打扮，众警察摁倒犯罪嫌疑人;连续剪辑，景深镜头，跟拍……这一桥段明显有着模仿香港警匪片的痕迹，但却是一段与主要剧情没有根本关联的过场戏。观众看完影片后回想起开头这一幕，会觉得编导是在故弄玄虚，从而产生一种被愚弄的感觉。其次是剧情的推进缺少足够的吸引力。作为悬疑片缺少复杂的推理过程，作为警匪片又没有足够紧张的动作场面，甚至缺乏戏剧电影应有的高潮，整部影片的前后风格也不够统一。《无形杀》的立意是严肃而深刻的，但在类型电影创作手段的运用上，仅止于一种尝试。与《无形杀》相比，《我是植物人》能够比较成熟地运用悬疑、惊悚、侦破等元素，电影节奏张弛有度，整体风格统一。影片以现在进行时态讲述朱俐的故事，整个剧情由悬置到拆解的过程都很自然。朱俐的前世今生，都在非常自然真切，且环环相扣的情节推进中逐渐清晰。尤其是朱俐在方臣药业调查麻醉剂“因非他命”停用真相的段落，采用商业电影快速剪辑的方式来表现，的确是扣人心弦。
真正做到将艺术和商业和谐交融的，是王竞在2013年推出的新片《大明劫》。不同于以往的中小成本现实题材电影，《大明劫》的投资达 2000万元，因此有了明星戴立忍、冯远征的加盟，由德国作曲家弗德里曼作曲，日本“爵士女王”小野丽莎倾情演唱电影同名主题曲《大明劫》，还有韩国特效团队完成战争大场面。然而，商业元素的加重更多是出于影片宣传的需要，王竞坦陈：“《大明劫》虽然是历史题材，但是创作方法并没有改变，依然采用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我不会把它拍成传奇或功夫片。”一部好电影的匠心，除了外在的视听震撼，更要有艺术理念的建构，不断打磨的锐度、广度以及博大精深的思想情怀。《大明劫》的故事发生在崇祯十五年(1642)，李自成攻打开封，瘟疫横行，大明王朝外忧内患。大将孙传庭孤军奋战抗击外寇，游医吴又可临危受命对抗瘟疫，但终究无法挽回即将倾覆的大明江山。影片以灾难片的外壳承载历史片的内核，把明末乱世的积重难返、大厦将倾，通过历史事件和人物串接于一体，以人带史，以史明理，传递出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孙传庭不惜在大明落幕之时以身殉国，是因为“为臣者别无选择，唯有战死疆场，马革裹尸，方能报效国家”;吴又可悬壶济世，放舟江上，因为他笃信：“王朝兴替，唯医道长存。”影片没有停留在故事讲述的表层，而是借用表层的故事载体，不动声色地完成对人生和生命哲学终极意义的探讨。克罗齐说过“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大明劫》的故事与人物以真实的历史为底，却同样散发出现实主义的意义，影片由此成为一部深刻的《喻世恒言》。
王竞导演的电影作品虽然数量不多，但每一部都是导演努力“用电影智慧记录和改变社会”②的诚意之作。这些作品不论是撷取市井生活的片段，抑或是对社会积弊的针砭，再或者是对过往历史的文化与哲学反思，都无一例外地传递出知识分子特有的风骨与情怀，具有非常可贵的社会文化价值。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影片的市场推广却并不尽如人意。电影频道是王竞电影最为主要的放映平台，少数几部电影虽勉强进入了院线发行，却都票房惨淡。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许多优质中小成本国产电影正面临着市场推广的瓶颈。产业化改革为中国电影迎来了机遇，作为中国电影的塔基，中小成本国产电影在保持自身艺术品性的前提下，加入到产业化大军中，为中国电影市场的繁荣发挥其巨大艺术潜力和市场潜力，已是迫在眉睫。这或许就是我们下一步亟待研究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