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强调“工业化基本实现，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效显著”，李克强总理在首次新闻记者见面会上也强调了城镇化的基本战略，“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1]。
摘要：文章在总结分析我国当前城镇化问题的基础上，从环境心理学的视角，讨论了场所联结、场所依恋、物理环境维度和社区维度对农业转移人口的生活方式转变和社会心理融入的影响，并从环境心理的视角提出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城镇化社会融入建议。
关键词：社会学论文发表,城镇化,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融入,环境心理,场所联结,场所依恋
一、当前我国城镇化的主要问题与环境心理的视角
（一）当前我国城镇化的主要问题：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融入
但我国城镇化过程中仍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农民“被上楼”、“伪城镇化”、“半城镇化”、“不完全城镇化”的声音此起彼伏，对城镇化的质疑也不绝于耳。在城镇化过程中，不仅仅是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居住空间城镇化，更重要的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城镇化。相对于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生活方式城镇化、文化形态城镇化、以及社会结构城镇化才是我国城镇化的难点和重点。“新型城镇化”并不仅只是人口城镇化，不仅是把农民身份市民化，更重要的是在市民化过程中，实现生活方式、文化类型、心理资源，以及相应的社会结构城镇化。然而，“相对于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变迁，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社会结构变迁却明显滞后。”[2]城镇化的实质是农民职业非农化、生活方式城镇化、生活文化城镇化和思想观念现代化，“农民进城”、“户籍变动”仅仅是一种表象，深层次的城镇化是生活方式和生活文化城镇化，为进城农民提供稳定而可融入的生活环境。
而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环境心理学特别是其中的场所心理可以为城镇化进程提供独特的视角，并为城镇化进程中的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心理融入提供良好的实践建议。在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化过程中，环境心理对生活方式城镇化、思想观念现代化和社会结构城镇化起着独特的重要作用。
（二）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化进程中社会融入的环境心理视角
环境心理学通过居住者的个体内在关注与外在关注的结合，研究人和环境场所的交互。内在关注是指居住生活者对环境的态度、认知和心理体验，外在关注是指居住生活者关注物质背景，以及物理环境如何影响居住者。在环境心理研究中，环境适宜行为与谁属于或不属于特定场所的政策和法律的发展相关联，研究的目标指向服务于特定目的环境构建。另一些研究关注人们如何构建他们自己的空间，以及人们怎样理解他们周围的物理和社会的世界，从这个角度，心理学家研究出社区驱离。[3]168环境心理学认为：某些场所会促进或抑制特定行为或产生相互作用，这时心理学家会思考环境中的适宜行为和可接受行为，并思考环境中适宜行为和不适宜行为的规范制定。这对研究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生活方式转变和社会心理融入，改进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活环境建设，具有启迪意义。
Altman提出，社会关系内嵌于特定环境之中，强调人与环境是“相互定义”的，因为两者相互塑造，并给对方赋予意义。[4]活动环境是社会生态与文化传统的显著可见的表现形式。活动环境同时包括物理环境特征和个人特征，包括规则、意义、价值等，这些都形成了人们的行为方式。活动环境使心理学家思考人们在特定环境中，怎样通过他们的活动而同时去塑造和被塑造，简单的活动形成了关于适宜行为的社会规范。
在城镇化进程中，避免伪城镇化和半城镇化，应综合环境心理的研究视角，帮助农业转移人口理解城镇化生活方式背后的文化和意义，帮助其建立与城镇化生活方式相适应的行为方式。当前，怎样构建农业转移人口的城镇意义感，使得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生活快速化不会消弱农业转移人口对地方的意义感，这从根本上涉及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的幸福感。由此，在城镇化进程中，要充分从环境心理的角度考虑环境的历史持续性、环境的独特个性特征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城镇意义感的促进，增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城镇场所联结和城镇场所依恋。
二、环境心理对城镇化进程中
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融入影响
（一）环境心理的场所联结影响着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心理融入
农业转移人口的生活方式转变和社会心理融入与他们进入城镇后的场所经历有紧密关联。在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可以通过基于场所的身份认同逐步得到一种“内部人员”的感觉而得以形成社会心理融入，这是一种通过对环境的深入了解以及城镇环境场所提供的一种“内部人员”感觉而得以逐步形成。
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存在另外一种环境心理现象是场所联结和场所依恋。场所联结发生于亲密的经历中、与他人的当地关系中，并延伸至发生相互作用的各种场所之中。[5]场所联结意味着人与他们家园和群体的长期结合。这些联结并非静态，它们是可以变化的。如果人们在那种为他们所期望的特征与目标提供支持的环境中未能改变，那么联结也许就会受损[6]，这体现在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后，如果出现某些期望没有到位，那么上访事件和其它群体性事件就时常发生，他们会要求补偿或产生乡村依恋这种心理退回现象。
社会心理学家曾提出，对贯穿我们生活的基于场所的身份认同来说，场所联结极为重要。场所中的物理环境往往有助于人们形成自我效能感和独特性。这种与场所的关联也可以连接到特定群体中去，并且与声誉或耻辱、文化、宗教、种族以及社会地位相联系。场所本身有着远超个体谈话者的历史，场所与特定群体相联系，并且在此过程中形成它们自己的特征。在城镇化进程中，建立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与农业转移人口群体的联系，并在此过程中形成它们自己独特的城镇社区文化特征，是促进社会结构城镇化和生活方式城镇化的有效手段。地方和场所依恋是个体在地方和场所联结过程中的积极情感体验，它影响着个体对地方的态度和行为，以及个体自身的社会生活方式。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对城镇的依恋直接影响到他融入城镇社会的程度，以及他在城镇生活的幸福感。研究者[7]对宾夕法尼亚州的四个社区的抽样发现：地方依恋是个体幸福感的一个重要且独立的指标。研究表明[8]，有依恋的社区成员比那些没有依恋的社区成员，有较多的当地社会资本。与没有地方依恋的人相比，有地方依恋的人被证实有更高的心理一致性，更容易对他们的生活感到满意，更容易建立稳定的社会联系和邻居联系，更容易对家庭的根源感兴趣，更容易相信人，一般不会以自我为中心。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注重形成农业转移人口对城镇社区的地方依恋，这对农业转移人口的生活方式转变和社会心理融入具有重要的意义。
场所的社会资本是影响场所依恋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场所的社会资本往往被认为是一种公共资源，它在人们面对困难所带来的身心健康威胁时起到缓冲作用。城镇化进程中，给刚转入城镇的农业转移人口群体提供各种各样的联结，使得几乎不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况，它都使得农业转移人口有一种归属感，使农业转移人口感觉到一种支持、信任以及与群体的良好联系。
在环境心理学研究中，场所依恋和场所环境的驱离有显著的关系，场所环境的驱离与场所联结过程中的消极认知和消极体验有密切关系。在实际中，为消除歧视、偏见和促进和谐，政府会采取各种策略和方法化解歧视，但是体制上的去隔离化过程会被再隔离的活动所隔断。不管政策怎么变化，隔离与排斥都会因日常环境中的世俗活动而重现。比如，有研究者[9]发现，在英国，新的住宅建设可能会对来自不同群体的新居民和当前居民都产生消极影响，不同种族和社会经济群体共居一处，可能会带来场所的消极认知。所以，要在城镇化进程中，研究城镇化环境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场所隔离和排斥，建立城镇化对农业转移人口的环境依恋，防止城镇化进程中社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隔离与排斥。
（二）环境心理的物理环境维度影响着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化的社会心理融入
在环境心理中，人们居住的物理环境能提供积极的交互作用机会，并以此来提升社会资本，或者由环境引发恐惧和分离而产生个体隔离来破坏社会资本。研究者认为：“高社会资本的地区有更强的回弹力，并能更好的应对混乱”[3]184，这种思想在城镇化建设中有着重要的启示。在城镇化建设中，城镇的物理环境建设要确保基础设施能提供一个社区所用，能够鼓励人们进行社会参与。物理环境能增强一种共有的归属感和地盘感，这种感觉反过来又形成与维持着一个社会网络，而这个社会网络可以作为资源来长期维持这种基础设施。
一些物理环境往往更易于建立社会联结，为社会交互作用创造更多机会。物理环境能为建立社会资本提供空间可用性方面的机会，如果一个物理环境缺少了建立社会资本所需的要素，人们也许会形成一种疏远感。“物理环境的各个方面都影响着社会交往和娱乐的机会，也影响着互助网络的形成。不那么明显的是，社会资本与人们的物理环境之间的交换很可能影响着人们对社会隔离与包容、个人安全以及友好关系的认知。”[10]
积极的场所归属感的形成是与自愿服务和公众利益联系在一起的。相反，消极或隔离的地域感，对自我价值、自我效能和参与公众生活的意愿是有消极影响的。如果缺少积极的基于场所的物理环境特征，居民很可能选择退出而不承担对他们生活环境的责任。
在场所联结中，地方和场所依恋的社会和物理维度的共同出现已被大量研究证明。有研究者[11]使用了基于地图的风景价值测量，要求参加者放置一些不同价值的象征物在地区地图上的某些地方，象征物具体表达12种不同的风景价值，包括物理环境价值和经济社会价值，经济社会价值包括文化传统、家庭联系、经济收入等等。与经济社会价值相比，结果显示参与者显著的分放更多的象征物在环境价值上，例如环境的美感、环境的休闲娱乐、环境的治疗特征、生态多样性和野外荒地。与上述研究一致，在专门设计的心理测量工具的帮助下，研究者[12]发现地方依恋的两个维度是共同存在的，且在自然依恋子量表上的得分通常高于社会依恋子量表上的得分。
在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化过程中，采用地方依恋的物理环境维度视角和社会维度视角，具有较强的启迪意义。针对整村就地城镇化的农业转移人口，应该注重的是地方依恋的物理维度，通过物理环境的特征引发农业转移人口的生活方式转变，让优美宜居的物理环境激发农业转移人口的适宜行为，逐步实现整村就地城镇化的农业转移人口生活方式城镇化，而不单纯是居民身份的转变。环境的物理特征会促进社会联系从而间接影响地方依恋，对美国城市化的新郊区与传统地区的依恋和邻里关系进行比较发现[13]，通过采用特别设计的城镇化居住，以增加人们对于地方的社会联系和情感上的联系，这时发现新型城镇化的规划布局比传统地区有优势。
同样，地方依恋的社会维度视角对城镇化建设一样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在城镇化进程中，伴随农业转移人口的经济收入提高，必须关注的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转变和文化类型转变。城镇建设者和社会管理者要积极抓住经济社会收入提高过程中的人地关系转变，使得新型城镇化真正进入到社会结构城镇化和生活方式城镇化。环境心理学显示，当经济收入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居民的生态文明需求自然提高，影响其地方依恋的主要因素是物理环境因素。有心理学研究[14]发现，在地方联结和地方依恋中，社会因素和物理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在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中，客观的环境特征能够较好地对依恋做出预测；而在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低的群体中，社会关系的强度能够较好地对依恋做出预测。因此，在城镇化进程中，既要考虑到物理的生态环境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外部吸引力，在城镇化建设中要注意物理环境的美化，建设物理环境上的生态美好家园，也要考虑到社区建设，使得社区成为邻居依恋的重要动因，使得农业转移人口保有原有社会资本联系，并能在社区中获得足够的社会支持，使得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社区感受到社会维度的和谐家园。（三）环境心理的社区维度影响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心理融入
城镇化进程中，高度城市化的乡村地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吸引力最强。传统研究中，城市被认为比乡村社区更开放和更多样性[15]，但一些相关文献发现社区尺寸和地方依恋水平呈负向线性关系，对传统地区的居民进行研究，比如乡村和小城镇，他们报告更高的依恋。[16]因此，在城镇化进程中，特别是农村城镇化建设中，要以小城镇建设为主，而不是以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为主，对于农业转移人口而言，小城镇具有更高的地方依恋，在较高的人地依恋下，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心理融入和社会生活方式转变更易形成。有研究者[17]研究了社区感和社区大小、居住密度和民族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发现这些城市化的测度指标和社区感之间有消极关系。对四个不同面积的乡村，按照城市压力和城市存在进行比较，发现高度城市化的乡村地区居民宣称有更高的依恋[18]，具体的操作指标是如同在家的感觉程度、是否愿意移动搬迁、是否有更大参与社区活动的兴趣。
但是，也有研究表明，与邻里关系和居住时间相比，社区大小对社区吸引影响较小。[19]两个城市可能大小相同，但是他们可能在社会和民族多样性、城市密度、本地社会资本的强度、社会服务的可得性和风景类型上等方面不同，而这些都影响着依恋。在农业人口转移过程中，尽管没有明确的研究说明城镇规模大小对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心理融入的影响，但是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建立高度城市化的中心小城镇，使得农业人口就地转移，无疑比农业人口过度转移到大城市而使得农业人口更易融入城镇生活，农业转移人口的生活方式也更易城镇化。有学者认为，国内在小城镇建设规模上“每个县级市建立3～5个中心集镇，每个建成区规模约为5平方公里左右，居住人口5万左右”[20]。合理的小城镇建设规模有利于农业转移人口形成良好的社会互动，帮助其形成良好的社会资本，增强农业转移人口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三、基于环境心理的新型城镇化建议
（一）突出城镇化进程中的社区感和社区大小建制，进行小社区、大社会建设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化社区规模大小、人口居住密度、居住的民族多样性、居住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都会直接影响着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直接影响着农业转移人口的生活方式转变和社会心理融入。已有研究表明，大小适宜的社区规模、合适的人口居住密度、居住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别不大、居住的民族文化相对较为单一，能很好地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心理融入，这几个因素都能显著影响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资本形成，帮助农业转移人口形成良好的社会资本。
与此相对应的是，在城镇化进程中，可以进行小社区、大社会建设，这与当前我国进行的城市“街道”管理体制改革与社区发展有密切联系，要吸收和借鉴我国城市街道管理体制改革和社区发展的成功经验。在城镇化进程中，小社区有利于开展社会性、群众性工作，便于开展多种多样、积极丰富的社区活动，以此来增进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交往和社会资本。在城镇化进程中，必然要推进社会管理方式的现代化和生活方式的城镇化。伴随小城镇人口集聚，人口众多的地方，其社会矛盾也较多，社会治理的压力变大，如果社会城镇化跟不上，那么城镇化过程中就会积累和积压各种矛盾。基于环境心理学的观点，可以通过小社区建设带动大社会发展，进行小型化社区建设，通过小型化社区提供均等化的社会服务，增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场地联接和场地依恋，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心理融入，最终促成其社会生活方式转变。
（二）提升场所联接和社会资本强度，增进社会资本强度与社会服务可得性
场所联结、场所依恋是环境心理学的重要概念。在城镇化进程中，增进农业转移人口对新型城镇化的联结，加深其依恋，这对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对城镇化的社会心理融入和社会生活方式转变具有重要影响。在城镇化进程中，帮助农业转移人口形成它们自己独特的城镇社区文化特征，是有效促进社会结构城镇化和生活方式城镇化的有效手段。
场所联结意味着人与他们家园和群体的长期结合。这些联结并非静态，它们是可以变化的。如果人们在他们所预期的特征与目标的环境中未能改变，那么联结也许就会受损，农业转移人口在进城落户后，如果某些期望没有到位，那么上访事件和其他群体性事件易于发生。较为典型的一种现象是大量土地被快速城市化的同时，其承载的农村人口却没有同步融入城市，造成无地、无业、无保障的“三无”人群现象。另一种现象是城乡之间摇摆的两栖农民工及其后代在城镇化过程中没有形成稳定的城镇场所联结和场所依恋，他们在场所联结中没有获得良好的社会服务支持体系以及有效的城镇化社会资本网络。
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一个显著因素就是是否有有力的社会保障，以及能否更好地接受平等的公共服务，而这些可以通过城镇化进程中的环境心理来增强，体现在社会生活方式转变过程中的社会心理融入，也体现在通过场所联接、场所依恋和健全社会资本网络来增进社会保障的安全感和地方信任感。在场所联结过程中，要让农业转移人口能够体验到生产生活劳动的付出与收获的愉快相统一。如果不注重场所联结，不注重付出与收获的愉快统一，那么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化进程中体验不到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给他们带来的愉悦感和幸福感，这时，城镇精神文明必然失落。城镇化进程中，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地方联结和地方依恋，加强其社会生活和生产中的社会资本强度，让其从中享受着收获的快乐，享受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相处，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市民化前传统农民的生活常态的回归。
（三）加强物理环境的场所依恋，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心理融入
在环境和场所心理中，人们居住的物理环境能提供积极交互作用的机会，并以此来提升社会资本，或者环境会诱导恐惧和分离，从而产生个体隔离来破坏社会资本。通过环境类型来提升场所依恋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外进行的街区改善和社区花园项目对促进居民社会资本强度和社会心理融入的影响。街区改善的传统，即把基于场所的积极行为作为许多当下工作的基础，从而改善人们的物理环境，促进健康安乐与相互支持。这些努力所依据的前提是一个场所的特性会影响此地居民的健康，场所被看作是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21]城镇化进程中的环境类型可以聚焦于美化环境和物理维度上的变化，它涉及居民生活环境的方方面面。美国的社区花园项目可以看作是物理环境影响居民的生活方式改变、增进社会心理融入的较好例子。社区花园可以提升社区的社会网络与居民的身心健康。社区花园被赋予的功用是，通过在一个共同活动的小组参与来增进社区健康，社区为一个街区提供社会联接、食物以及娱乐场所。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注重环境—生态维度的建设，大量研究表明，美好的环境、美丽的生态、方便的物理生活环境是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化的重要驱力。如果把城镇化的个体意愿分成外源性动机和内源性动机的话，城镇化的物理环境的优美、便利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外源性动机，而生活方式的城镇化是其市民化的内源性动机。因此，在城镇化进程中，要有效利用物理环境类型对农业转移人口所产生的场所联结和场所依恋，要注重城镇活动中休闲娱乐场所环境的专门化，强调场所环境类型对农业转移人口的认同和参与的支持。心理学家十分强调场所环境、健康与社会凝聚力的关联，他们开展了街区改善和社区文娱工程，以此作为增进社会资本与促进当地居民地方感的方式。城镇化进程中，应建立一个人们在其中能相互支持、信任及协作的物理和社会环境，从而有效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自我效能和社会参与。
场所和环境远不只是心理过程的发生背景，场所和环境塑造着人们的自我感，并塑造着我们与他人的深刻关系。一个人的心理、行为特征与其所在的地方紧密相连。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如果城镇化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感觉到被城镇环境拒绝或隔离，那么就会与不得其所的感觉和失去自我的感觉联系在一起，这种城镇化就不是一种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就会降低城镇化进程中的农业转移人口的地方依恋感和幸福，长此以往，会导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的心理健康问题，进而引发相关的社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