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友芝是晚清金石学家、目录版本学家、书法家，宋诗派重要成员。家世传业，通文字训诂之学，与遵义郑珍并称“西南巨儒”。本文主要论述了莫友芝信札中的那些人和事，文章是一篇历史学研究论文范文。
自桐事起，八月十六、七两日即严城禁，从此闭城固守。廿三日，陶石卿、宝玉泉轻出阵亡，甚为可惜!自是近城五里，山中无处非贼。廿八日，贼攻西南城，城上枪炮杀一贼首，杀贼数十人，此后贼无日不窥城者，赖各处兵到渐多，城乃可守。所来各官中，唯韩南溪一人精悍斩截，最能办事。至九月十日以后，城中兵连出驱贼，皆有小胜。提军十四日已打通丰乐桥路，入城相视，至晚而丰乐一路复塞，遂宿城中，不能还其忠庄铺营。十五日尚未出城，俟更打通乃出也。藩、道两宪亦尚在忠庄营中，未入也。遵义团练西路最好，东、南亦可，俱拟各保境，不使贼阑入。藩、提两宪已赏王安国六品顶带，唯北路并不能团。将来近城诸贼驱逐剿杀，必由北路奔回其巢，乃易办也。现在贼之难攻，尤在城外，数千家房子以皆搬移一空，而米盐皆委之于贼，带兵诸人无有不议尽焚者，【以屋中枪伤兵勇十馀人皆不及防】，而仁慈守令又欲曲意保全，断不能也。必城外民房烧尽然后贼无伏处，我兵方能□勇直前，不然，直是无路也。看诸贼行径，尽是□匪，殊无大难平者，直要路通耳。但必多费数日，计月内或能驱贼。归路若成功，定在十月也。家中大小俱无事，幸未移动。城中富民移近乡者，皆有被劫之患。数日来，守城惯，家中人看杀人、听枪炮惯，心胆俱已壮得十分，唯闭城之后，米、盐、油、煤四项贵阙之甚，为不易支耳。九月十五日�L亭兄字示�升六弟。(信札识读)
贵州省博物馆收藏的“莫友芝信扎”大约写于1852年至1863年之间。其中有的不明受件之人，内容也相对独立，但时间都应该是写于这段时间。莫氏由于在北京、安徽、南京等地流寓，手札在贵州相对较少。这些藏品多是在咸同之乱时期，莫氏在遵义时写给家人的，故留在贵州。这些信札和一些绘画散页，为遵义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唐先生收藏，他于2002年，将这些文献捐赠给贵州省博物馆。
这封编号为B.1.24028的手札，是1854年农历9月15日，莫友芝写给六弟�升的家信。咸丰四年八月初六，杨凤起事据桐梓，遵义即开始戒严。接着起义军围遵义，围城期间的(农历八月)二十三日，有驰援遵义的 “县丞陶履诚与补镇远镇标中游击保山，分路乘天大雾晨出北门，取道高桥，以火弹、火箭烧陈受贼垒。贼由煤村溃奔雷台”(《续遵义府志》中作“保山”，信札中写作“宝玉泉”) 。陶履诚回军时在大石堡遇起义军，寡不敌众，退至鸭子坟下石鸡窝，端坐石上死难。保山同时亦在城郊干田坝遭遇起义军阵亡。《续遵义府志》记载：今道旁有遗碑书：陶履诚、保山死节处。二十八日，围城起义军首领头顶打谷用的贯斗，身护木板，带领部下架梯攻西南城。被守城的士兵用火器打退，首领被署副将彭长力用硬弓射死，城上守军又炮杀起义军十来人。此后农民起义军“无日不窥城者”。
遵义城里城外两军对峙，近城五里之区都是起义军。九月十日以后，城中官军出击有小胜。城外提军韩超十四日自龙坪趋丰乐桥，转战打通丰乐桥入城相视。因提督赵万春顿兵不进，至晚丰乐桥又复阻塞，提军不能还其铺营，十五日尚未出城。驰援遵义的各处官军中，莫友芝认为最能干的是韩(南溪)超。咸丰元年，广西太平天国起义，黎平知府胡林翼向布政使蒋�G远推荐韩超，意为韩超腹有十万甲兵，胸罗二十一史，沉勇慷慨，雄心远略，可为名将，可为循吏。提督赵万春至忠庄铺时，韩超战起义军已经获胜。“该提督登高观战，为贼所乘，几成擒矣，”幸韩超赶到，冒雨激战，遂解提督之围。赵万春的怯懦误事，“省中军民咸咎之”。
在农民起义军最盛时，遵义除了禹门、东�缘人恼�，其余有的被农民起义军攻破，有的归顺。而导致起义的诱因，是因为要阻截广西太平军，遵义府捐税差役繁重，民不聊生。在《续遵义府・年纪一》中有这样的记载：
“先是遵义府属钱粮岁递加增，桐梓复有踩戥、火票等钱名目，每花户一票，无论一两二两，即至少二钱至五钱，火票亦加一二钱不等。民间受累无穷，尝有控告及逋欠者。至是，贼以除踩戥、火票为名，诈称凡从前以浮征告官及欠粮者，兵至必尽诛之。奸宄因起，众至千人” 。
由于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官军不暇应对，遵义各地乡绅组织团练保境护民。莫氏认为这些团练中“西路最好，东、南亦可。俱拟各保境，不使贼阑入。藩(炳纲)、提(赵万春)两宪已赏王安国六品顶戴”，《续遵义府志》提要中主要有王安国和萧光远二人办团练。萧氏的团练在十月初十日，被起义军头目舒三喜等分九路围攻。萧光远子永京乞赵万春援，不应。萧氏家族及团练将士多人罹难，但尚未查到王安国赏六品顶戴的具体功绩。王安国“西乡漆树湾人，兄弟五人，安国其第五也，长目广颡，言语诚朴，有乡老风。道光末，民苦差役，安国首倡团务，诸役稍敛迹。至是杨凤攻城，慑其势不敢犯安国团，约共攻城，安国亦不应。于是民皆从之，众至十余万”。由此可知，王安国之办团练，是民苦捐赋差役。通过倡办团务帮助农民应对官府，才使得“诸役稍敛迹”。《续遵义府志》中，王安国曾与农民起义军签定“两不相犯”的盟约。地方团练、起义军之间，有相同的利益维护，不同的抗争方式。地方团练与农民起义军的诉求，在与官府的博弈中，出现笼络和剿灭的不同结局。兵部侍郎王茂荫上奏朝廷的折子中，对团练能“同仇敌忾奋勇捐躯(者)，似宜令查明请恤，以作团练绅民之气也” 。而朝廷的这个折子，是因 “有人奏桐梓贼起衅根由并该巡抚等迁延畏葸以致贼匪横行”的 上谕 。郑珍诗“十一月二十五日挈家之荔波学官避乱记事八十韵”中，有：“武官更爱钱，文臣尤惜命。麾兵皆市人，(官员侵冒，只有空册而无兵)草草直儿戏。见贼白石口，投戈已奔圮。遂令长趋来，其势固弱葸。……稍拒亦解散，闭城待其至。……乡团请助兵，十请十不遑。……抚军驻扎佐，距贼四日强，藩使临延水，一宿回贵阳。官大尽胆小，恃谁安此方?”。团练的登场是政府职能的缺失，地方士绅通过办团练，保护自己的产业及相关人等;而揭竿而起的底层的民众，则期望用“均田免粮”的旧船票，登上历史的客船。只知贪腐的官吏种下因果，日后发酵出无数端倪，让历史每每重复昨天的故事。
杨凤的农民起义军起事之初，纪律严明。且发布文告指斥官府：“严派军需，逼捐加赋”，并以“除暴虐，安良善”，“豁免三年粮税，永革加增踩戥”为号召，乡人多有拥护者。起义军驻扎在遵义城外时，老百姓送的粮食堆积如山。在郑珍的诗中有：“遣徒劝四乡，谓我不汝伤。助我一石米，免你三年粮。愚民顾身首，何惜竭�w藏。担负日��至，露积高于岗”。又据宦懋庸《播变纪略》记载：“溯甲寅，余年始十二，避贼于乡。乡虽远，时有贼来，习见之。不杀不掠，强取人一钱，辄斩以徇，而官至，则随在骚扰，故民狎贼而畏官。……民三年中，昼则入市谋食，夕则授兵登陴，习为固然，遂不及更畏贼;而官出一令，守之无敢违，生杀自任，终不出一声，则始终所畏惟官。”宦懋庸记载的这种情况，正如《续遵义府志・年纪一》开篇所言：“祸变之作虽曰天意，岂非人事哉?观于咸同年间黔省之乱，可以知矣”。当积弊使战争成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倡乱与平叛的手术刀，留下的都是创伤。宦懋庸《自序》中有这样的记叙：“盖此十二年中，与吾祖父居者，今其室什无一焉;与吾居者，今其室什无二焉。死于贼，死于兵，死于力役敲扑疾疫饿莩者，盖纪之不胜也，吾所纪仅事，又仅得事之什一耳。”咸丰元年(1851年)到同治三年(1874年)，遵义县人口从90169人，减为21321人。
信札中，战争的劫数使城外民房数千家搬移弃空，围城时成为起义军的掩护。官军想烧尽城外民房以利征剿，而守令考虑战后民生，希望保全而不能。信末，莫氏期望在十月能够解围得安宁，庆幸自己没有离城出走，免除被抢劫之患。数十日困寄危城，看杀人、听枪炮已经习惯。只是柴米油盐贵阙之忧，没有办法消解。莫友芝给弟弟的家书，让我们走近那次围城。(按：起义军围城达四个月，一百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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