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 要：因为时局的关系，流亡成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诸多作家的普遍体验，包括女作家萧红。然而萧红的流亡体验以及流亡后对家园的回归意识迥异于其他男性作家：一方面流亡是萧红逃离呼兰河后一直所处的生活困境;另一方面与其他男性作家的彷徨忧虑不同，萧红的流亡自始至终拒绝归家，她的流亡是其生命意志的一种主动选择。流亡是萧红的生命难题，而逃离继而再流亡也正是萧红的人生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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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原名张乃莹，笔名悄吟。1911年萧红出生于黑龙江呼兰县的一个封建地主家庭。1927年萧红考入哈尔滨第一女中。1930年因反对父母包办婚姻，被迫叛逃家庭。1931年与未婚夫汪恩甲逃往哈尔滨，后遭背弃。1932年萧红发表她的处女作《王阿嫂的死》。1933年自费出版了第一本作品集《跋涉》。1934年与萧军一同到上海，和鲁迅相识，发表成名作《生死场》。1936年，东渡日本，并写下了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等。1940年与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之后发表了中篇小说《马伯乐》和长篇小说《呼兰河传》。1942年病逝于香港浅水湾。身为女性，萧红的命运是不幸的，她短短31年的生命屡遭苦难，逃亡再逃亡，自20岁离家后她再也没回过她的“小城”。作为作家，萧红的创作是丰厚的，她短暂的九年创作生涯，为世人留下了涵盖散文、小说、诗歌以及戏剧等方面百万余字的文学作品，表现出了惊人的创作才华，被誉为“30年代文学洛神”。 鲁迅曾为萧红《生死场》写序：“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家的精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1]并将《生死场》编入“奴隶丛书”。茅盾则评价《呼兰河传》“是一篇叙事诗，一片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2]。葛浩文评价萧红是“最有才气、最成功的女小说家”“萧红的力作将因它们历久常新的内容及文采，终究会使她跻身于中国文坛巨匠之列”! [3]
从作家自身的经历出发来反观文学作品，是最原始的文学研究方法，无疑也是最真切的研究方法，尤其对于像萧红这样带有严重自传情绪的作家。“二十岁那年，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走时穿着一件蓝士林布大衫，空着手坐着拉白菜的马车离开了家”。往后，从异乡又奔向异乡，只有不停地跋涉，只有不断地逃亡。“逃离呼兰河”一语成谶，是萧红自觉生命的开始，亦是她生命无能回复的终结。在现代流亡作家群中，萧红的离家给人印象异常深刻。一是她现实流亡的不可逆性。萧红自“二十岁那年”起，就再也没有回到过她的“小城”，她与那些曾经回归家园又因“隔膜”“厚障壁”而重新出走的作家不同(逃离――回家――逃离)，萧红的逃离自始至终没有回归(逃离――拒绝回家――逃离)。在萧红的生命体验中，“家园”是一种长久的心理缺久。二是萧红对于“家园”书写的集中性。在她九年的文学创作中，对于童年的追忆、对于家乡风土人情的刻画是她最主要的创作题材，更是她最精彩的创作内容。也可以说，“家园”给了她一生都难以消解的流亡漂泊之痛，但也给了她永不枯竭、汩汩不息的创作灵感，这个被逃离甚至从未回归过的家园甚至能够成为她“抗拒外界压力、维持心灵均衡的风雨茅庐。”[4]
萧红出生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践踏下的东北大地，她个人的苦难正好和“九一八”国难同时发生，又多次在民族遭遇生死存亡的关头被迫流离失所，正如萧红自己所言，“命定了要一个人走”，她的逃离受制于各类主客观因素，际遇坎坷可想而知。最初激发萧红叛逃家庭的直接起因是父母包办婚姻。1930年秋天，萧红第一次叛逃封建专制家庭，来到哈尔滨，“在这里有一个姓李的青年在等待着她……”李姓青年把萧红带到了北平，不但没有带给萧红幸福和希望，反而留给的是“空虚、孤零而且气愤”。[5]1931年1月，萧红寒假中离开北平返回呼兰，被家中软禁。同年2月底，萧红为自由正式开始叛逃去北平，并且一去不返。同年3月，与汪恩甲一起逃到哈尔滨开始同居，结果是她的自由没有得到，反遭背弃，并因无力偿还积欠已久的食宿费而被东兴顺旅馆限制自由很长一段时间。后来直到1932年夏天，还是一场大水灾戏剧性地解救了她。与萧军的相遇与共同生活，是萧红生命里短暂的安稳。他们为逃避危险，从哈尔滨逃往青岛。而1934年秋，《青岛晨报》停办，两人被迫再从青岛去上海。1936年，萧红在当时的文坛已颇有名气，但她不得不再次因为萧军的情感背叛而逃去日本。二萧重聚后，1937年的七七事变很快影响到上海，他们不得已逃往武昌。萧红选择了端木蕻良，“和萧军的离开是一个问题的结束，和T又是另一个问题的开始”，她摔倒在武汉的码头，同样的痛苦周而复始。1940年，从中国最北的呼兰逃到了中国最南的香港，萧红最远地逃离了她的家乡。战乱使萧红的小家无处安放，频繁的迁移，居无定所，也极大地破坏了萧红的身体，她面色苍白，一望而知是贫血的样子，才二十几岁就有了“花白头发” [6]了。1942年，萧红病发入院，被庸医误诊错动喉管，手术致使萧红不能饮食，然而医院也随即被日军占领。1942年1月22日，萧红“在逃离日寇蹂躏下的满洲国九年后，仍死于日军占领的香港，可看出造物者弄人之甚” [7]。萧红遗言：“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如此时局之下，萧红所说的陈陈相因的命运几乎没有给她停下来喘气的机会。试问，除却“呼兰河”， 哪里是可以停歇的“家乡”?除却“呼兰河”，哪里都不是萧红的家乡，她永远处在奔逃的路上。
此外，从萧红的个人层面来看，萧红总是以一个无家人自称，明晰而尖锐地拒绝归家。“是不是我将来一个人也可以走得很远?”“我想将来是不是我也可以到那没有人的地方去看一看。”这是萧红尚在少年时期便生成的“无家情结”，她向往着家庭以外的世界。随着年岁的增长，萧红到女中求学，“五四”新文化运动强烈地影响着她的心性发展。新文化思想就像催化剂，灼炽着她血脉中倔强与叛逆的因子，使萧红在长期承受家庭的冷漠与专制之后，更加迫切地需要彰显自我独立的人格和尊严。萧红宣告：“我必须不要家，到广大的人群中去”。家人(弟弟)前来劝慰她回家去，可是：“那样的家我是不能回去的，我不愿意受和我站在两极端的父亲的豢养”，萧红拒绝归家。我们可以说萧红受新思想影响情绪会有些高亢，但她在承受逃离的多重磨难之后仍然能够严词拒绝归家，斩钉截铁、铿锵有力，我们就不能不说她的自识是清醒的，她的选择如此毅然，她毅然地主动地选择出走，哪怕是“娜拉式的出走”。后来要离开哈尔滨这个到萧红的家乡“坐车只要一小时左右”的地方而去往青岛，要离家乡远了，对于萧红 “好像是一件伤心事”，可她又自我安慰道：“流浪去吧!哈尔滨也并不是家”。这些“伤心”根本无从阻挡萧红继续离家的步伐……纵观萧红一生，“从异乡又奔向异乡”的每一个关口都是她的主动选择，而且每一次选择都没有半点“彷徨”、犹豫和踟蹰，她由始至终都选择逃离，逃离，向更远处逃离。 萧红的逃离是可怕的，她的决心是可怕的。萧红每次叛逃的思想动机与选择行为本身总是出乎人的意料，令人惊讶不已。萧红《初冬》这样写道，“初冬，我走在清凉的街道上，遇见了我的弟弟。”“弟弟的眼睛深黑色的。‘天冷了，再不能漂流下去，回家去吧!’”初次叛逃的处境已是相当窘迫，面对弟弟及时的劝慰，萧红逃离的决心是不是应该有些退让，或者至少有些动摇呢?毕竟对于她而言，从小遭遇家庭冷遇与无视，弟弟的温情是非常难得的。可是“那样的家我是不能回去的”，与弟弟分手后“仍和未遇见弟弟以前一样，我穿着街头，我无目的地走”。萧红的答复干脆决绝，没有半点思虑，更不加半点牵强，这样的决心叫人吃惊。回顾历史，萧红曾被家人软禁过，失去自由的萧红随即却做出了一个违反常规，令人不可思议的决定，即与已解除婚约的王恩甲同居，而且她的动机非常简单，仅仅是为了获得再次去北平读书的自由。这样的选择，不能不说明她的逃离有些疯狂。此外，萧红的回忆性作品《欧罗巴旅馆》、《雪天》、《饿》、《度日》、《借》、《当铺》等篇章中，清晰地刻画了她在流亡过程中生存的艰难，贫、病、饿、苦缠集一身。“我抱紧胸膛，把头也挂到胸口，向我自己心说：我饿呀!”“我下床开了灯，在床沿坐了坐，到椅子上坐了坐，扒一扒头发，揉擦两下眼睛，心中感到悠长和无底，好像把我放下一个煤洞去，并且没有灯笼，使我一个人走沉下去。屋子虽然小，在我觉得和一个荒凉的广场样，屋子的墙壁离我比天还远”。萧红从她逃离家庭的那一刻起，不仅仅失去了生活的依托和生存的保障，而且也并未收获她所要的生命自由与洒脱，相反的“冷”、“饿”、“寂寞”成了她流亡生命里的关键词。萧红的回忆性记载不能不说明她逃离决心之坚定已远远超乎寻常……最后，在萧红生命的终点，她重病在身，自觉无望，可此时她的内心充斥着失望与愤怒：“我早就该和T分开了，可是那时候我还不想回到家里去，现在我要在我父亲面前投降了，惨败了，丢盔卸甲的了。因为我的身体倒下来了，想不到我会有今天!” [8]病中的萧红情绪波动很大，她在生命的最后还是如此愤恨。于此，照萧红所言，不和T分开分，是不想回到家里去，这个“不想回到家里去”的理由和最初反其道而选择王恩甲的动因何其相似。如此循环性的选择及不计后果的行为是何等的荒诞。照此逻辑，选择王恩甲也好，选择T也罢，一次选择的对错并不重要，更重要的行为意义是选择背后都能达到同样的一个目的，那就是――逃离呼兰河，这才是荒诞背后的真正所指。我们可以不费力气地说，萧红最初的逃离是因为反抗包办婚姻而被迫逃离，但我们不可以反问：没有包办婚姻，萧红也许不会逃离吗?不，就算没有包办婚姻，萧红势必一样会逃离，包办婚姻和自由的限制根本无力构成她逃离的真正原因。在萧红如此强大的“逃离之力”面前，就是她最初的叛逃也从来都不是也不可能是被迫的，萧红的逃离里没有被迫、被动、消极的因子，她的每一次的逃离都是自觉、积极、主动、坚定的一种选择。如果说萧红遭遇了难以抗拒的困难，那么她所能想到的、她所愿意积极去争取的解决困境的最好方法就是逃离、逃离、向更远处逃离，没有第二种选择。
除却“呼兰河”，哪里是可以停歇的“家乡”?异乡是留不住萧红的脚步的，“呼兰河”也不曾留住过萧红的脚步。“呼兰河”是流亡的开端，但不是也不能是流亡的终点，萧红的流亡永远在路上。对于萧红，逃离不仅仅是一种生命的状态和历程，逃离更是生命自身在“存在”意义上的一种最本真的需求与追寻。萧红就像是一只荆棘鸟，一生不屈地飞翔，停下来的时候，让身体插入荆棘里去，殷红的鲜血浸透了树枝，眼睛却始终望向天空。
参考文献：
[1]鲁迅.《生死场》序.萧红.生死场[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
[2]茅盾.《呼兰河传》序.萧红.萧红文集[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11.
[3]葛浩文.萧红评传[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183.
[4]谭桂林.论萧红创作中的童年母题[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4)：57.
[5]骆宾基.萧红小传[M]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23.
[6]许广平.追忆萧红.怀念萧红[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