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期刊论文一桩宝鸡民国初年匪患的历史再现

所属栏目:社会学论文 发布日期:2015-02-07 16:31 热度:

   摘 要:一段尘封的历史,一部小说的解密,还原了当时匪患成灾的事实。作为文学的《匪首王海山》,有着这样的评价,即文本意义的长与短;叙事策略的长与短;审美性上的长与短;社会价值的长与短。一部有着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作品。

  关键词:核心期刊论文,历史小说,审美价值,社会价值

  谭继芳先生,执教一生,在他七十二岁高龄之际完成了二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匪首王海山》(华夏出版社,2009),其执着于文学的精神令人钦佩。这不仅给他多姿多彩的教师生涯再添了一幅厚重的图画,更为宝鸡学界奉献了一株意味绵长的文学之花。

  严格来讲,《匪首王海山》是一部历史纪实小说,说的是民国初年宝鸡八鱼原姚家沟王海山从匪的故事。全书以王海山从匪后的一系列匪事活动为主线,以群匪盘踞地八鱼城堡为故事展开点,从陕甘两省民国政府、军队剿匪与匪患对决的较为广阔的背景上,叙述了匪首王海山随着势力的不断壮大,威慑西府五县及宝鸡方圆七区三十多个村庄,成为独霸一方的土皇帝的行匪过程。作者以丰富的史料揭露了作为匪首的王海山,拥兵自重,武装匪兵编制四个营,总数竟达一千六百余人。小说描述他们对抗政府,抢劫财物,蹂躏妇女,绑票索金,草菅人命,滥杀无辜,威胁善良农民为匪,甚至动用酷刑,以残酷的手段鱼肉乡里的历史史实。武装土匪们多年来流寇式的活动,所到之处百姓谈匪色变。1934年,在西府五县(宝鸡、凤翔、岐山、扶风、麟游)万民请命和呼吁下,陕西省主席清醒地认识到匪首王海山不仅扰乱西府五县不宁,还会直接威胁到省城西安,于是调集十七路军两个团和五县民团联合剿匪。民国二十三年,匪首王海山终于被军队和民团击毙,年三十二岁。这个横行陕甘两省作恶达七年的匪首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为完成这一宝鸡民国初年匪患历史的文学记录,谭继芳先生查阅了大量的文史资料,从民间搜罗了关于王海山离奇的罪恶事实,其创作动力如他所言“责无旁贷地把民国初年百姓饱受土匪祸乱之苦的史料演变为小说,使读者看后自然痛恨万恶的旧社会,从而热爱新社会”(见前言)。作者所言朴素而又感动,一位老人的文学情怀和还原历史的可贵精神,不正是当下倡导正能量社会意识的彰显吗!作为从事文学批评的笔者,本着关注本地文学创作之责,就有必要对谭继芳先生的辛劳之作做如下评说和判断。

  一、《匪首王海山》文本意义的长与短 《匪首王海山》是一部典型的民间匪事小说文本,即宝鸡民国初年一部真实的匪事事象生活的记录。这类小说文本,从陕西文学创作的题材类向看,已形成了一组“秦地匪事文学”板块,如贾平凹匪事系列《白浪》《五魁》,孙见喜《山匪》《关中男人》《关中女人》《关中匪事》《双旗镇刀客》,以及红柯《西去的骑手》等等。谭继芳先生的《匪首王海山》无疑是近年来这种匪事小说的再一蝉联。有道是秦州自古帝王州,官匪兵家常争地。由此,《匪首王海山》在宝鸡文坛的问世,其地域故事凸显的现实意义、历史史实再现的价值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匪首王海山》既然界定为历史小说,那么,从20世纪末文学史背景考察,这类小说又归属于“新历史小说”范畴。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由作家二月河“清代帝王系列”小说引发至今,其创作依然沿着古代新历史小说、近代新历史小说两条线延展,其小说文本多被转换为影视文学而被搬上银幕,广为传播。由于这一小说叙事所带来的新视角、新故事、新框架、新人物、新结局,全然一个“新”字的表里,加之作家们新的历史观的深度介入,一时间新清官剧、新匪事剧、新公案剧等等热播连连,热评潮起。究其因,这类小说摒弃了前历史小说过多的意识形态色彩,是作家们用文学重构历史的一种小说,即个体对历史的重新书写。描写主体也多样化、民间化,人物各异边缘化,反映了一个民间群类的社会世相。因此,这类新历史小说就具有耐读耐嚼的民间意味的情感魅力。《匪首王海山》就文本意义的简单界定,属于这类小说的范畴,若从“个体对历史的重新书写”这一文本意义的特质衡量,还差些火候,仍然局限在一个故事的叙述、一段史实的复现,缺少对这段历史、历史人物重新书写的力度。这即文本意义的长与短。

  二、叙事策略的长与短 《匪首王海山》是一部小说,是作者在对宝鸡民国初年王海山行匪事象调查研究后,以文学的方式、手段所转换的一部文学作品,这就涉及到一个文学的叙事策略问题。很明显,《匪首王海山》的成书,作者采用的是民间原生态写作策略。从人物、事件、环境、故事发生地等并未予以过多的典型化、概括化,或者提升为形而上的意识形态化层面,而是更多的以翔实、丰富的史料予以纪实性书写,体现了原生态叙事的最大真实化与写实性。这一坚持民间立场的写作策略,无疑给读者提供了民国初年横跨陕甘两省,祸及西府五县,令后辈世人震惊的当地匪患成灾的一幅活生生的历史图画。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特定时期匪事历史情境的生活还原,其创作意图显然达到了,作为特定时期一桩匪事的历史遗存,其史料价值也达到了。

  但是,《匪首王海山》毕竟是小说文本,而非历史教科书。在作者运用原生态叙事策略的同时,应该隐含创作主体对描写对象所持有的一种倾向,即价值判断。所以,在叙事策略的背后,我们看到和感到的仅仅是匪事行径的平面化纪实,作者倾向较为模糊,价值判断也有些弱化,重新书写意味显然不够。文学需要对生活的重新书写,这也是当前文学创作中普遍所缺失的,而思想、精神、意义、价值往往被一堆故事所淹没。我们应该琢磨作家贾平凹的匪事小说,如对男匪们阳刚侠气的描写,对女匪们秀婉柔怀人性化的赞美,这样的描写意在改写和颠覆“匪”的旧有概念,其文本意义是重大的。从人类学视域看,所谓“匪”,虽是匪,但首先是人。既为人,也就免不了匪性与人性因素的诸多胶着胶拌。而事实上,往往匪的某些壮举使世人震撼、钦佩,人的一些卑琐倒使人叹失、灰丧,这在生活中是常有的事。所以,贾平凹笔下的五魁,《天下无贼》中的王薄、王丽,这些人物都是作家对历史重新书写的结果,对所谓“匪”“贼”重新认知的思考,因而使其作品的表现很有价值力度,以至成为匪事文学中的经典。《匪首王海山》,在叙事策略上之短也就在此处。这就是叙事策略的长与短。   三、审美性上的长与短 作为具有浓厚色彩的民

  间叙事小说《匪首王海山》,因其文本性质而言,应有的审美性特征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因为美在民间,文学又必须是审美的。从这一层面看,《匪首王海山》有以下审美之长。如小说描写宝鸡民国初年社会环境的诸多笔墨,有着对那时那景那情的浮现回味;匪首王海山匪性匪行的还原描写,有着对一个已逝的、使当地人噩梦中恶魔的鞭笞意味;百姓面对匪患成灾的心理状态、生存环境的描写,有着世人往事联想的苦涩无奈以及对今日太平盛世的珍惜;对西府五县民事、民情、风俗、地域性的翔实勾画,有着引发人们对古今地域、人事、世风何以演变的遐想,等等,这些都增加了作品一定的审美之长和诱人的可读性。

  但如上所谈,当将《匪首王海山》文本界定为作者以民间立场,采借民间原生态叙事策略完成的民间匪事这样一部小说时,它应有的更为饱满丰富的民间性、审美性之不足便暴露了出来,有一种意犹未尽的缺憾。也就是说,这种更大程度上的民间性的描写张力不足。如匪首王海山,注意了表面化的恶性恶德,即性恶的一面,对其人性的复杂性多维变数之深度挖掘不够;匪伙群体性情之多彩与多异描写缺乏个性。因为人之初,性本善,那么恶从何来?恶之多维性、恶之渐变性又如何?描写不足。由此导致全书匪事淋漓,匪气充溢,而民众正气弱小,民间精神张扬不够。全书写了一个反抗者马鹏也去龙门寺隐身了。这一点完全可以做些文章。因为从我们这个民族的存在史看,古之浩然正气在民间,民间精神就是民族精神的寓居地,它不以政党的存在而存在。过去有个误说,共产党人代表民间精神。其实,共产党人的产生,只是把这种民间精神加以引导、集中、强化,使其更加科学化、先进化、明确化、目标化而已。这就叫“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古朴真理。所以,《匪首王海山》应该注意把握正气与匪气描写上的周全策略,使这样一部典型的民间匪事文本,更应该在民间性、故事性、人性、风俗性上有广阔的开拓空间。这就是审美性的长与短。

  四、社会价值的长与短 一部文学作品其应有的

  社会价值是必须和必然的。虽然古之以来的“文以载道”“诗言志”在时下似乎淡化,但是作家通过文字给世人提供有意味的思考,仍是文学创作的使命和要义。可以说,你几乎很难找出一部没有思考价值的作品,也就是说没有蕴含作家任何意味的作品。从这一层面说,《匪首王海山》社会价值是鲜明的。如对宝鸡民国初年乱世乱象、匪患暴行、政府腐败、民无宁日悲哀生存境况的真实记录,其历史警示作用,对宝鸡特定时期历史的认识作用,对世人的教科书作用等都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从宝鸡作家对创作题材的开拓,新的领域的涉猎,新的书写对象的探索上,的确提供了颇具新颖意义的一种文学品种,是独有贡献的。这是《匪首王海山》所体现出的社会价值之长。从另一方面说,所谓社会价值,重在作家于文本内里通过故事构架、人物描写、主体命意、字里书写的构思编排,流露出对所写特定历史时期民生、伦理、人性等社会性问题的哲学思考,而不是单纯叙述了一桩桩事件,描写了一个个事象的直观记载。特别是注重对人性复杂性、多维性、渐变性的深度挖掘。《匪首王海山》在这个问题上有明显短处,并且对王海山诸多艳情、艳事之笔墨嫌多,显得就有些浮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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