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隆庆、万历以后，涌现出一大批四六选本，据笔者初步统计，存世者近五十种。但遗憾的是，除了王志坚的《四六法海》由于收入《四库全书》而得到一些关注，其他选本皆湮没无闻。作为骈文批评的一种重要方式，明代四六选本给后人研究明代的骈文批评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选家们在编选四六选本的过程中，其选本体例和选文内容的安排也都是其文章观的体现，而在选本前后通常所附的序跋以及凡例，更是直接阐释时人四六文章观的最重要方式。
[摘要]明代中后期，四六文在官场交际和日常应酬中皆得到广泛应用，四六选本的刊刻发行也随之大为兴盛，一些文人借机大力鼓吹四六文利于彰显礼节和利于表情达意两个方面的特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以适用为美”的实用主义四六文章观。这种文章观看到了四六文应用范围的广泛性以及用途的重要性，因而有其内在合理性，并对儒家正统文章观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作用。但是，由于这种文章观是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产生，因而也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其在促进中晚明四六文写作兴盛的同时，也造成其形式化的倾向和套袭之风的盛行，并最终使得中晚明的四六文写作在总体上呈现为“夺一时之胜”的“鸡肋”。
[关键词]《学习导刊》,四六,文章观,选本,明代
由于中晚明时期四六文的适用范围极广，所以四六选本的编选者也牵涉到几乎各个阶层的大小文人，他们站在各自的立场和不同的角度对四六文提出了很多精彩的见解，而把这些见解去粗取精地做一番整理的话，便会发现一个以实用主义文章观为主导的中晚明四六文评价体系，于中可见中晚明时期四六文批评的基本面貌。
一、“尊严之体”与“缱绻之文”：四六文两大特性的凸显
明代中后期，四六文在社会上的应用愈发频繁，这也就相应地使得社会上对四六选本的需求越来越大，这也是当时大量四六选本不断问世的直接动因。那么，四六文的应用为什么会那么频繁呢?关于这个问题，明代四六选本的编选者们给出了自己的解答。
(一)四六文利于彰显礼节的特性
明代中后期四六书启在官场交际中应用非常频繁，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在表现礼节方面的特殊功能。如钟惺《四六新函序》中所言：
夫太极一而仪曜两焉，则宇宙间有奇而不能无偶，明矣。……有如措辞天设，寒暄尽洽其素
心;命意日新，妍媸各开其生面。双声叠韵，聊展其恭敬之忱;合璧连珠，爰立其端严之体。又事
君使臣朋友相遗，礼文之不可废者也。故诰表笺启至今用之。四六在声律方面“双声叠韵”的要求，能够以其声调之齐整，利于显示“恭敬之忱”;而其“合璧连珠”的对仗，则能够以其句式之工整，利于展现“端严之体”，在讲究尊卑关系和官员体面的官场之中，四六这种由文本形式而凸显出的恭敬与庄严，自有其无可替代之处。所以“诰表笺启至今用之”，盖“事君使臣朋友相遗，礼文之不可废者也”。而卜履吉在其《四六灿花叙》中则更明确指出官场公文以四六形式呈现的必然性，其文曰：
四六者，文章家之整齐语也。……古之大臣，所以贡枕宣略于庙堂者，语皆灿然，特未尝以
意铸炼之而要其对。尊严之体，常贵整齐，而不尚纷错，即谟训足以镜也，又奚俟格调之下衰至
李唐赵宋乎?……盖皆出于自然，故骈其四，乃四之不得不骈也;俪其六，乃六之不得不俪也。
所称辞合璧而意贯珠，亦当是不得不合、不得不贯也。卜履吉追溯庙堂公文之源头，发现古之大臣在“贡枕宣略于庙堂”时，往往“未尝以意铸炼之而要其对”，并进一步指出官场公文“常贵整齐，而不尚纷错”的文体要求。正是出于这种“骈其四，乃四之不得不骈也;俪其六，乃六之不得不俪也”的必然要求，所以官场公文以四六形式呈现，便也成为理所当然的了。
(二)四六文利于传情达意的特性
四六不仅在官场交际中广受欢迎，在士绅日常应酬中也应用十分频繁。那么，明代士绅阶层为什么会这么喜爱四六书启呢?
蒋时机在《四六宙函凡例》中有言：
商质周文，即前代已开损益;而摹情绘景，肆吾人已极雕搜。至于通问报问之间，云树山川
之隔，傥非曲述其思致，宛道其心灵，胡以表殷勤，通悃�也。是以云笺锦字，皆灿花之文;雁帛
鱼书，尽联璧之句。缙绅不废，笔札宜工。这里所谓“傥非曲述其思致，宛道其心灵，胡以表殷勤，通悃歙也。”即是说四六文在人际交流方面的特殊效力，这种效果主要是通过辞藻的描绘和对仗的精工来实现的。好的四六书启能够运用四六文在辞藻和对仗等表达技巧上的长处，来产生良好的情感效果。
正如方大镇在其《旁注四六类函序》中所言：“今缙绅大夫，大都以四六为酬答，亦知格尚排偶，响叶宫商，以非此不足泄发才情，寄吾缱绻。”由此可见，时人已清晰地认识到，四六在对仗、辞藻、声律、用典等方面的特点如果运用适当的话，便能很好地达到“泄发才情，寄吾缱绻”的良好效果。
必须指出的是，对于四六文利于显示礼节和利于传情达意这两种特性的探讨，宋人王�的《四六话》、谢�的《四六谈麈》、杨困道的《云庄四六余话》中亦皆有所表述，以上明人对于这两种特性的探讨，也都是在宋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并非其首创。如果明代的骈文批评仅仅停留在对四六文这两种特性的大力鼓吹上，似乎也无甚值得夸耀之处。明人的贡献在于，他们在对四六这两大特性深入挖掘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一种实用主义的四六文章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儒家正统文章观的价值序列提出了挑战，推动了骈文批评的发展。
二、“以适用为美”：实用主义四六文章观的提出
由于四六在官场交际和士绅日常应酬中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使得中晚明的一些文人对四六的价值予以了新的评估，这种评估正是以四六的两大特性为基础，而力图凸显四六的实用性。在这种实用主义文章观的笼罩下，四六的地位获得了极高的肯定。如邓�《启隽类函序》所言：
音圆故便于宣读，体方则易于模拟。折杨皇口，市口莫不启齿;口脂面药，丑妇窃思效颦。 由是流传寝广，朝野盛行，至后代以此取士，名为博学宏词，而内外两制用之，迄今日犹然。四六
之盛极矣!……芝桂虽芳，不适烹饪之用;缟綦虽贱，而叶燕婉之欢。苟以适用为美，奚必是古
而非今哉?……四六者，比物连类，借事喻意。拘而不破，抒写极性灵之变;婉而成章，抑扬在文
字之外。体俳而谐，故善戏不为谑;语庄以丽，故善诵不为谀。宜乎盛行于世，而施于笺奏启牍
尤为惬当。邓�此文明确提出“以适用为美”的实用主义文章观。并从三个方面凸显四六的实用性：其一，文体自身的特色。所谓“音圆故便于宣读，体方则易于模拟”者，这也是其得以盛行的根本原因。其二，官方的推行。“至后代以此取士，名为博学宏词，而内外两制用之，迄今日犹然。”其三，适合日常应酬之用。 “芝桂虽芳，不适烹饪之用;缟綦虽贱，而叶燕婉之欢。”正是有着这样的实用性，所以四六才能“宜乎盛行于世，而施于笺奏启牍尤为惬当。”
而在当时另一位文人许令典的笔下，四六的地位则进一步得到了无以复加的肯定。许令典《�鸠四六小启序》有云：
自徐庾主盟，晋魏迭伯，隋陈之浸淫已甚，唐宋之气骨仅存。我明郁郁比隆，彬彬选胜，风云
月露，斗捷缥缃，锦绣玄黄，铺张简帙，视草代言则丝纶黼黻，赓歌名刺则金石铿锵。崇庳敷对，
庄诵托之缛词;故旧款陈，澹思寄之绮语。非只字栉而句比，实则绘象而写怀。诚以宇宙内不可
无此种文章，而士君子共勉为三立盛事者也。许氏此文亦是从四六文切合实用的角度人手，举凡视草代言、庚歌名刺、崇庳敷对、故旧款陈之事，皆需四六以敷用，而这些用途所需要的缛词绮语以至于声调之金石铿锵、篇章之丝纶黼黻，正是四六文之特色所在。在此基础上，许氏认为“宇宙内不可无此种文章，而士君子共勉为三立盛事者”，这样的评价是极高的，三立者立德立功立言，即儒家所谓三不朽者。以四六文创作为三不朽之盛事，此无疑将四六推到了一个极高的地位。
以上两则材料皆表现出鲜明的实用主义文章观。这种文章观明显地突破了之前文章观中以“文”、“道”关系为核心的传统理念，也为四六在现实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和四六选本的大量出现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和保证。
“以适用为美”的实用主义四六文章观的提出，具有其自身的内在合理性。在当下文学史研究的通常理路中，古代各种文体的价值序列，很大程度上是按照文学性的高低排序的，但是如果还原到古代某一具体时段的文章写作观念中，则其价值序列，似乎更多是以其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用途的重要性以及应用范围的广狭来排列的。从重要性来看，多以四六文撰写的制诰表奏等庙堂之文，在很多时候无疑是最被看重的，因为其承载的是宰辅重臣与天子的交流，古人编选文集时也往往把这些文章放在卷首。而从用途的广狭来看，多以四六文撰写的书启的用途几乎是最广的，举凡官僚缙绅交际应酬等各个方面，皆离不开书启。如岳元声《四六宙函序》中所言：“诸凡庙堂庆贺之篇，馆阁敷陈之犊，荐绅学士慰问寒暄之语，布衣才彦嘉褒劝勉之辞，靡不质有其文，华能畅实。”既然四六在用途的重要性和广泛性上都有值得肯定的地方，那么，这种推重四六的实用主义文章观的产生，也就并小显得突兀。
但是，事实往往并不像逻辑推论所得到的结果这么简单。从四六在明代中后期的实际存在状态来看，四六文应用之普遍和四六选本之畅销自是一个方面，但另一方面，对四六文应用普遍化的反对之声以及四六选本价值的质疑之声也是异乎寻常的激烈。种种迹象都表明，明代中后期的四六文写作在很多时候似乎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其在显示礼节和表达情感两个方面应有的长处，反而在应用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极大的弊端，故而遭到来自很多方面的反对。
三、“雕镂刿�”与“剽窃影响”：实用主义四六文章观的流弊
山于四六在表情达意和显示礼节两方面的特殊功效，所以四六才能够在官场交际和士绅日常应酬中得到普遍的应用，这也是实用主义四六文章观在当时得以提出的前提。但是，实用主义四六文章观的拥护者们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作为一种具有较高技术要求的文章形式，四六是很难成为一种普遍掌握的技能的。一方面需要普遍应用，另一方面又很难普遍掌握，二者之间就形成了矛盾。矛盾演化的结果，就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在明代中后期时都出现了极端化的倾向：写作技巧上的高难度带来了四六写作“竞艳辞”、“骋溢美”的弊病;日常应用的普遍性则带来了四六写作套袭之风的盛行。这两种弊病，都是中晚明四六选本的编选者们所不得不正视的。
(一)文体自身弊端的凸显：“竞艳辞”、“骋溢美”
四六文写作在用典、对仗、辞藻、声律四个方面体现其功力。但这四种表达方式是一柄双刃剑，四者运用适当的话，四六文便能将其在表情达意以及显示礼节方面的功效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而如果运用不适当的话，便可能导致写出来的文章呈现出一些弊病，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过度重视在表达方式上争奇斗妍，导致文章流于形式化。如李国祥《古今四六濡削选章序》所云：
盖世趋江河之下，竞艳辞以取容悦，骋溢美以事游媚者，比比然也。以故奏记上官，强半以
启，牵连月露，靡靡极矣。不佞窃窃禀经酌雅，复有兹选，无亦昭体以期新而不乱，晓变以期奇而
不渎，防文滥也。所谓的“竞艳辞”、“骋溢美”是指在四六创作中过分地注重修饰辞藻，并通过工整的对仗与包含圣贤事功的典故，在形式上极尽精巧密丽之雕琢，在内容上则流于大而无当的夸赞，虽然意图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取悦对方，但在效果上看则可能并不如此。清人就指出明四六这种形式化的风气是“或涂饰而掩情，或堆砌而伤气，或雕镂纤巧而伤雅”，“涂饰”、“堆砌”、“雕镂纤巧”所带来的往往是“掩情”、“伤气”或“伤雅”，这应该是四六书启的写作者所不愿意看到的。对此，李国祥希望自己的四六选本能够起到改变这种状况的作用，使四六启的文风进入一种“新而不乱”、“奇而不渎”的健康状态。这里的“新而不乱”、“奇而不渎”意即文章可以而且应该写的出新出奇，但是出新出奇不能太过分，否则便会流于“牵连月露，靡靡极矣”的不良状态。其所针对的，正是四六文在具体文体写作上出现的过于注重表达方式而忽视内容的形式化倾向。 (二)应用普遍化弊端的凸显：套袭之风的盛行
当四六书启的应用成为时代风气之后，无论有没有能力写四六书启、无论有没有必要写四六书启，都得迎合这种风气。当四六书启写作变成了一种时代风气的标志时，四六书启这种文字形式本身就代表了其功能，而并不一定要四六书启写得出色才能实现其功能。于是，很多没有写作能力的人在没有充足写作时间的情况下依然要写很多没有必要的四六书启，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拿来一些四六选本作为模仿对象，抄袭剽窃一番应付了事。而四六本身在文体格式上较之散文就更容易借鉴和模仿，这样一来，四六书启在很多时候便失去了其应有的功能，而以其自身的形式代替却又消解了这种功能。这种剽窃模拟之风的盛行，固然有四六文自身易于套式化的缘故，但更多的还是由四六应用普遍化所带来的。
针对这种套袭之风，一些有责任感的四六选家们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如钟惺在其《四六新函序》中写道：
六朝骈俪、三唐雕琢，其源远矣。第后之风云月露，止习虚词;藻缛纷华，全无旨趣。是以壮
夫嗤之小技，贤者薄而不为。岂尽病其俳哉?亦鄙其浮耳。……行之久而套袭之病生，用之广
而假借之习起。故山龙火藻，尽优孟之装;麟脯驼蹄，半市沽之味。何怪乎世之吐弃而厌观也。这段文字明确指出套袭之风盛行的原因。“行之久”是从时间的角度上说的，四六书启在六朝已有雏形，历经唐宋元明几个朝代，在文章数量上可谓浩繁，可供来借鉴和模仿的优秀之作也数不胜数，为明人套袭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用之广”是从空间上来说的，由于四六书启在文人士大夫和缙绅中间用途极为广泛，久而久之，每一种用途的四六都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的套路和范式，使这种本来因空洞浮华而遭到诟病的文章形式更加趋于模式化和形式化，从而出现了“山龙火藻，尽优孟之装;麟脯驼蹄，半市沽之味”的局面。“山龙火藻”、“麟脯驼蹄”本来都是珍罕之物，但是如果是只有“山龙火藻”、“麟脯驼蹄”外形的赝品的话，就难免令人“吐弃而厌观”了。有鉴于此，钟惺很希望通过《四六新函》这个选本为已经趋于套袭化的四六写作树立一些新的榜样，同时也提醒读者不要去模拟或者套用书中这些选文，而是要能够变通，否则就难免东施效颦之讥了。
四、“调世者”与“持世者”：为四六选本作序者的尴尬
在对明代四六的形式化之风以及套袭之风批判的众多声音中，有一种声音是比较奇怪的，但又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那就是为四六选本写序言的文人们。这些人通常都是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或者社会声望的儒生，所以选家们请他们来给选本作序。他们的身份使得他们在序文中常常陷于一种纠结的状态：一方面他们要站在选家的立场上来考虑，夸赞四六选本和四六文的好处，以吸引更多的人来购买。在这个层面上，他们是实用主义四六文章观的积极提出者和主要拥护者，并进而对中晚明四六文的写作和四六选本的大量发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作为有社会影响力的儒家士子，他们也不得不正视由于四六应用风气的泛滥而导致的四六形式化和套袭化的弊端，并常常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纠正不良的四六创作风气。但尴尬之处在于，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这两者常常是矛盾的。
如李自荣在给《车书楼选注名公新语满纸千金》所写的序言中，就典型地体现出这种纠结的心态。在文章的开头，李氏言道“自古语变而为四六，古声变而为偶隽。而风会莫返其初已。余旧集多启联，文多庆吊。迩坊间翻锲，悉命删之。说者日：‘非是不行于世也。’夫予之为古文词以适予之性，而思以谐世乎哉?”这里李自荣明确表明不喜欢四六书启，在编订自撰文集时，也把这些四六文全部删去。当有人告诉他“非是不行于世”的时候，他也予以反驳，认为“予之为古文词以适予之性”而不是要迎合时人。但是，接下来在具体谈及到《车书楼选注名公新语满纸千金》这部选本时，话锋却陡然一转，出现了“夫桂兰之舟楫不可涉江河，家习户诵，将焉赖之。顾习俗之趋犹水也。……则淳之不得不漓也，朴之不得不雕也，素之不得不饰也，拙之不得不工且巧也，天为之也”的论调，这里已经流露出对四六文盛行之风的接受和让步了，认为这个是不可逆转的天意。再往后夸赞这部四六选本时，语调则完全翻转，所谓“是集之编，糅芬丽弊，鞫明究……四属六比，骈栉俪联，黄白之抽对，朱蚣之调施，握摘�纤，眩丽妩媚，……以之涉世则棘喉滞吻以呈工，泽粉涂脂以成冶，雕龙绣虎以肆辩。才情词致，泱泱而莫知其门，悠悠而靡其室。各象形尚貌，以趣其时之所趋，习之所染。贯玉编珠，则骚律之入调;茹芳漱润，则词选之登场。汉唐宋不得专美于前，而国朝之缵集编摩，是成合璧。茫茫学海，取之左右逢其源。”这里对四六选本选文极尽赞美，仅以这一段来看，其本身就颇具讽刺意味的表现出四六“竞艳辞”、“骋溢美”的弊端了。
像李自荣这样明显前后自相矛盾的序文正体现出其心中的纠结。但更多的时候，文人们并不那么咀显地把这种纠结心态如此直接地表现出来，而是通过更为含蓄的方式。如余大成《四六灿花序》有云：
自世务教谄，而谀语卮言，悉缄鱼雁，乃寒酸沿毛颖之余�，食客倩墨乡之重台，而逝波莫返矣。彼有人焉，起而振之，人方靡，我为标，人方流，我为砥，吾未见调世者之不可持世也。岂其
以水济水，然猥随世俗盛衰乎哉?余大成这段话在观点表达上显得很含蓄。首先，指出时代风气之坏，委婉表达自己对这种风气的不满。然后提出自己的期望，期望“彼有人焉，起而振之，人方靡，我为标，人方流，我为砥，吾未见调世者之不可持世也。”相对于李白荣那篇序言对《车书楼选注名公新语满纸千金》近乎梦呓般地夸赞，这里的表述就圆滑得多，余大成只是“满怀信心”地期望这部选本能够起到纠正时弊的作用。其文末的一句话“岂其以水济水，然猥随世俗盛衰乎哉?'’如果仔细玩味的话，便能感觉其反问语气之薄弱，或许他已很清醒地认识到，并没有人能够通过选本改变这种不良风气，因而结果也只能是“然猥随世俗盛衰”吧。
然而无论是李自荣还是余大成，也无论他们在观点表达上是直白的还是含蓄的，但他们内心的纠结却都存在着。这种普遍存在的纠结心态体现在序文中，就使得很多四六选本的序文呈现为近乎默契般的类似思路：先表明自己对这种四六风气的不满，甚至表明自己试图有所改变的立场，但是随后当笔调转到自己所序或所编的选本时，都会在不经意问将先前的焦虑转而变为溢美之词，或者一变而为乐观昂扬之态度。这种思路甚至可以具体化为以下几点：批判不良的时代风气、批判前人四六选本的不良影响、指出四六的理想化创作样式、推崇自己选本在纠正时风和指导写作方面的功能。 五、“以绮语自饰其拙”：夺一时之胜的“鸡肋”
其实在上述这种纠结背后，正体现出儒家文人在商业经济环境中的矛盾心态：宋人吴子良曾称赞陈耆卿的四六文为“理趣深而光焰长，以文人之华藻立儒者之典刑”。或许宋人苏轼、王安石、陈耆卿等人的一些作品，尚能当得起“以文人之华藻立儒者之典刑”的赞誉，而后世则徒有文人之华藻，而失去了儒者道德事功之担当。作为传承孔孟之学的儒生们来说，本来理应承担起改变这种不良风气的职责，就像李国祥所说的要“禀经酌雅”，如余大成所说的应该“人方靡，我为标，人方流，我为砥”，才是有担当的孔孟门徒。但在明末浓厚的商业经济氛围中，这种期望或者呼唤显得非常的软弱无力。因为说到底，明代中后期的这些选本尤其是四六选本，其母体已经起了变化，那些出自于私家出版机构的选本，很难做到官修选本或者说是非商业性环境中选本那种正统的坚守，而是必须考虑商业效益，必须要畅销，这样一来就不能不迎合社会的需求。所以，当社会需要这种便于抄袭、利于谄媚的选本时，这些本欲担当扭转风气重任的文人们，也只能是边发发牢骚，边老老实实地满足社会需求。在这个意义上看，他们所提出的实用主义四六文章观，虽然在客观上起到了对传统儒家正统文章观的冲击作用，有其内在合理性，并在一定程度上为清初骈文的再度复兴做了理论上的准备，但是从其主观上来看，四六选本大量刊刻发行所带来的商业利益的驱使，也许才是最大的动力。毕竟，在一个商业化的大环境里，一切都以商业利益为第一推动，其他的，只能是从属吧。
退一步来看，即使是当时那些为数不多的能够坚守信念，把纠正时风放在第一位的选本，它们的努力似乎也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以《四六法海》和《词致录》为例，前者是家刻本，以传统儒家士大夫的胸襟，力图为明四六创作正本清源;后者则是官刻本，以官方力量修撰而成，没有盈利的负担。这两部选本是中晚明极少数能将纠正四六文风弊病的理念真正贯彻到选本编撰中去的，并直指四六创作的种种弊端。但是可悲的是，刊刻于万历十五年的《词致录》无可奈何地成了很多后出的四六选本剽窃的对象，无意中助长了套袭之风的盛行。而《四六法海》的命运在晚明则似乎更令人唏嘘，在可见的晚明的相关文献记载中，很难找到对《四六法海》的评价，而其主张“骈散同源”的理念和正本清源的选文思路也只有到了“骈散兼行”理念流行的清代前中期才找到知音，成为明代诸多四六选本中唯一被选人《四库全书》的选本，并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同。
以上对于中晚明实用主义四六文章观提出的背景、基本观点、流弊以及流弊的成因都已做了大致的论述。总的来看，在实用主义四六文章观笼罩下的中晚明四六文写作，总体上呈现为一种尴尬的存在状态，一种食之无味而弃之可惜的状态。所谓食之无味者，是其流于形式化以及多剽窃模拟之习的弊端导致了其并不能很好地实现其表情达意或显示礼节的功能;所谓弃之可惜者，是指它的应用已经在官场交际和士绅日常应酬中形成普遍的风气，而其在“竞艳辞”、“骋溢美”上面的特长很多时候似乎也恰恰迎合了官场和士绅交往中的虚与委蛇的需要。清人焦循《里堂家训》中有一段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畸形需求的存在：
为四六者，好用冷僻故事、新异字句，往往见之不解何谓，及一一考注明白，而其意又索然无理，是真天下之废文，吾不愿子弟习之。平湖陆�有《陇头刍话》一卷，论四六云：“四六之文，多在影响间，大抵其德不可称而必欲称之，其事不足述而必欲述之，则舍此体其谁?”此言甚有见。
……然既有此体，亦不容废，特不可专一于此，以绮语自饰其拙耳。在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环境中，四六文大多皆是为“其德不可称而必欲称之，其事不足述而必欲述之”而作，在这种用途上，四六文实在是比散文要更合适。所谓“既有此体，亦不容废”者，如果深入到创作心态的层面上看，也正是人与人交往中的这种社会交际应酬的需要所决定的。无论是在官场交际还是在缙绅交往间，彼此之间由于利益关系的错综复杂的紧密牵连而不得不建立起一种必要的联系，这种联系至少在表面上看必须是亲密的，必须是和谐的，这样，这种联系才能起到互通有无的基本效果。但由于更多的是以利益关系而非情感关系为第一位的，所以这种联系，在很多时候又注定只能是一种虚与委蛇的程式。四六的对仗之工整、声调之铿锵，易于见态度之庄重;用典之含蓄、辞藻之华丽，便于为谄媚客套之语。这似乎冥冥中注定了它虽然盛极一时，但毕竟只能是时人人际交往中的“鸡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