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论文范文由江统《徙戎论》看汉魏六朝民族策略的得失

所属栏目:历史论文 发布日期:2015-09-28 14:59 热度:

  徙戎论是西晋陈留圉人江统的一部政治论著,鉴于当时游牧民族大量内迁杂居,后齐万年等在边关作乱的情况,提出“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羇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的主张。本文是一篇历史学论文范文,文章题目是由江统《徙戎论》看汉魏六朝民族策略的得失。

   摘 要:江统的徙戎主张,思想上渊源于羁縻之策,历史上也有很多相近的主张,反映了传统民族观念的一些特征。内迁有利于在共同交往中形成认同感与向心力,外徙不利于交流沟通,更不利于长治久安。内迁之患的原因,在于御之无方。实行德政、普及教化、建立有效的管理体制,是促进民族融合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江统,徙戎论,民族

  江统《徙戎论》作于氐、羌侵扰之时,目的是防微杜渐,避免四夷乱华,所以思想难免有所偏颇。但他历数殷周以来的民族策略,分析其得失,对于处理民族关系还是有所助益的。而且江统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反映了传统民族观念、民族策略的一些特征,有助于更好地以史为鉴,吸取经验教训。所以本文拟以《徙戎论》为中心,对汉魏六朝的民族策略略作分析,以期有裨于当下。

  一、江统《徙戎论》的历史渊源

  江统的徙戎主张,思想上渊源于羁縻之策,历史上也有很多相近的主张,如东汉段�G《复上言东羌事》就以赵充国、马援内迁先零、西羌,始服终叛为例,认为“欲令降徒与之杂居,是犹种枳棘于良田,养虺蛇于室内也”。鲁恭《上疏谏击匈奴》以戎狄“蹲夷踞肆”,生活习俗不同,诬之为“四方异气”,“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污辱善人”,也反对华夷杂居。邓艾《又陈羌胡事》以“崇廉耻”“塞奸宄”为名,主张“羌胡与民同处者,宜以渐出之”。傅玄《水旱上便宜五事疏》以胡夷之心“不与华同”,反对“使鲜卑数万散居人间”,认为“此必为害之势”。郭钦《上豫防匈奴疏》亦认为内迁戎狄一旦有变,危害巨深,主张“裔不乱华,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以上诸人反对内迁,主张外徙的理由,不外乎两条:一是担心戎狄“始服终叛”,二是戎狄“蹲夷踞肆”等习俗性情礼义,迥异与华夏。而“始服终叛”恰恰在于,“蹲夷踞肆”等习俗性情礼义的差别所产生的偏见。这实际上是不同地理环境、不同生产生活方式造成的,戎狄生活于僻远寒荒之地,以游牧渔猎为生,又处于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发展阶段,所以在安土重迁以农耕为生者看来,就难免有些偏见。如刘安《上书谏伐南越》、乐恢《上书谏征匈奴》、蔡邕《难夏育伐鲜卑议》等,都主张对戎狄不予理睬,其理由就是其地不可居,其民难教化,所谓“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得其地不可垦发,得其人无益于政”,“得地不可耕农,得民不可冠带”。 三者所说的“其地”“其民”云云,实际上就是游牧渔猎与农耕的差别。

  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造成不同的习俗观念,人的性情自然有所不同。对于这一性情的差异,江统概括为“弱则畏服,强则侵叛”。实际上,早在江统之前,侯应、宗意、臧宫、邓艾等就已对此进行过分析,如宗意《上疏请不许南单于北徙》认为戎狄“强者为雄,弱即屈服”,是因为“简贱礼义,无有上下”。侯应《对问罢边备事状》认为夷狄“困则卑顺,强则骄逆,天性然也”。臧宫《与马武上书请灭匈奴》认为匈奴“穷则稽首,安则侵盗”,乃因“贪利,无有礼信”。邓艾《上言宜割右贤王刘豹部为二国》认为戎狄“强则侵暴,弱则内附”缘于“不以义亲”,这些分析都集中于戎狄没礼义,难以驯化。基于这一认识,羁縻之策被认为是最好的策略。羁縻之策源于《尚书・禹贡》“荒服”,所谓荒服,王肃云:“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1](p202)陆瑁《谏亲征公孙渊疏》揭示了羁縻之策与荒服之间的内在联系:“臣闻圣王之御远夷,羁縻而已,不常保有,故古者制地,谓之荒服,言慌惚无常,不可保也。”羁縻之策源于难以维持持久的统属关系,故而扬雄将其解释为“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并将其归因于“外国天性忿鸷,形容魁健,负力怙气,难化以善,易隶以恶,其强难诎,其和难得”(《上书谏勿许单于朝》)。而班固分析羁縻之策的产生,则更多地强调了地域习俗的差异,并对其进行了更为详尽地解释,即“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汉书》卷94下《匈奴传赞》)。江统《徙戎论》的思想渊源,实在于此。

  二、内迁与外徙的利弊

  江统由羁縻之策提出外徙,又由外徙而反对招诱安抚,认为这种做法无疑引狼入室,招致更大更多的危害,显然与事实不符。《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载九真、交�n二郡叛乱,张乔为交�n刺史,开示慰诱,并皆降散。祝良为九真太守,招以威信,降者数万人,由是岭外复平。汉灵帝建宁三年,郁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乌浒人十余万内属,皆受冠带,开置七县。《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载王雄对鲜卑轲比能抚以恩信,以致“比能数款塞,诣州奉贡献”。可见招降是御敌的重要方法,成本低,损失少,最值得推广采用。迁徙纳降,也可为我所用,《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载南单于上言:“臣伏念先父归汉以来,被蒙覆载,严塞明侯,大兵拥护,积四十年。臣等生长汉地,开口仰食,岁时赏赐,动辄亿万,虽垂拱安枕,惭无报效之地”,愿发兵共击北匈奴。可见纳降内迁之后,民族之间不但可以和睦相处,还可以相互帮助共同御敌。

  实际上内迁是削弱异己力量、化解异己势力的常用手段,也是增强文化认同,巩固统治的有效途径。《尚书・毕命》载周公迁殷顽民于洛,“密迩王室,式化厥训。既历三纪,世变风移,四方无虞”。[1](p522)通过内迁感化,最终使殷人认同了周人的统治。《汉书》卷八十五载徐淮夷自武乙衰敝,渐居中土,后虽有为寇作乱,至秦并六国,淮、泗夷却皆散为民户,融入了华夏。汉武帝因东越险阻反复,迁其民于江淮间,避免了后世为患。内迁杂居,日久生情,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载呼尤徽自觉抵制叛乱,曰:“我老矣,受汉家恩,宁死不能相随!”《晋书》卷一百零八《慕容�@传》载鲜卑魏初入居辽西,后迁邑于辽东北,于是渐慕诸夏之风。西晋初,慕容�@以朝廷不许其征伐宇文部为寇,最终却能以“吾先公以来,世奉中国,且华裔理殊,强弱固别,岂能与晋竞乎?何为不和以害吾百姓邪”,主动来降。可见,华夷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与隔阂,更没有不可教化的本性的恶,所有的只是发展阶段的不同,以及习俗观念的差异。这些差异与不同都可以在相互交流中得以弥合,各以所长吸引对方,弥补不足,最终在相互学习中促进发展,在共同交往中形成认同感与向心力。相反,华夷别处,不利于交流沟通,将戎狄外徙,只能加深隔阂,造成对立,更不利于长治久安。正如陈寅恪所说,内迁已成为一种历史趋势,要把戎狄迁出去,是反其道而行,几乎无此可能。[2](p71)而江统以为外徙之后,有要塞可防,可以减少危害,也与事实不符。陈琳《为曹洪与魏太子书》认为戎狄“不义而强”,原因就在于“凭阻恃远”。戎狄凭借险阻僻远,入侵时反而没有了后顾之忧。事实也是如此,犬戎杀攻破镐京,戎翟攻伐周襄王,皆由外而至。汉初匈奴强悍,“以高祖之威灵,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士或七日不食。……又高皇后尝忿匈奴,群臣庭议,樊哙请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季布曰:‘哙可斩也,妄阿顺指!’于是大臣权书遗之,然后匈奴之结解,中国之忧平。及孝文时,匈奴侵暴北边,候骑至雍甘泉,京师大骇,发三将军屯细柳、棘门、霸上以备之,数月乃罢。”(扬雄《上书谏勿许单于朝》)可见边塞险要并不能杜绝戎狄之患,塞外戎狄所造成的危害也并不比内迁之患小。戎狄外迁有了凭借,势力更加强大,威胁也会更大。所以在呼韩邪单于归顺汉朝之后,韩昌张猛仍要与之结盟,以防其北去后难以约束。大宛就曾以汉绝远,大兵不能至,不肯与汉宝马。前�Y宾王阴末赴本汉所立,自知绝远,汉兵不能至,后卒畔逆。可见远斥戎狄,反而给了戎狄一个发展壮大的机会,无疑于放虎归山,助长了嚣张气焰,更加能以驯服。   三、内迁之乱的原因及反思

  内迁之后,戎狄之患的原因,并不在“内迁”,而在于御之无方。在《徙戎论》里,江统自己也有所分析,一个是值世丧乱,所谓乘隙而起;一个是举措失当,由怨而起。如江统所说“今百姓失职,犹或亡叛,犬马肥充,则有噬啮,况于夷狄,能不为变”?若 “因其衰弊,迁之畿服,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则终为祸患。再加上发调无度,使其死亡散流,故多逆乱。江统既已看到了戎狄为患的原因,却仍归罪于内迁,主张外徙戎狄,则不能不说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偏见在作怪。但凡偏见歧视,必然引起祸患。班彪、班勇、陈龟、阮种、范晔等人,都对内迁四夷之乱做出过分析,指出其根源在于官吏之失,以及豪右黠人的欺压。官吏之失多在征发无度,豪右欺凌多因言语习俗之差异。所以班彪言内迁羌胡之乱,乃因其“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勒姐、当煎之乱,即因羌人“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又加之“迫促发遣”(《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故至于乱。内附西域匈奴之乱,亦多由此。班勇《西域议》以王莽征求无厌,胡夷背叛为例,指出鄯善、车师等西域诸国时有叛者,“皆由牧养失宜,还为其害故也”。陈龟《拜度辽将军临行上疏》认为匈奴攻营杀吏,祸起“牧守不良”“取过目前”,“呼嗟之声,招致灾害”,因此建议“更选匈奴、乌桓护羌中郎将校尉,简练文武,授之法令,除并、凉二州今年租更,宽赦罪隶,埽除更始”,以期消弭祸患。然而这个问题一直到西晋仍然存在,阮种《泰始七年举贤良对策》分析夷虏之乱,其因在于“边吏扰习”,即“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赏啖利,妄加讨戮”,“侵侮”“讨戮”激起民乱,“此非胡虏之甚劲,盖用之者过也”。

  奇怪的是既已认识到了绥御之失,却仍有很多人归咎于内迁,赞成外徙之策,个中原因,除了固有的偏见之外,历次的叛乱似乎也为此提供了佐证,虽然这些叛乱的真正原因在于御之无方。但也无可否认内迁确也引发或加重了一些危害,如苻坚徙关东豪杰及诸杂夷十万户于关中,宠育鲜卑、羌、羯。及鲜卑慕容垂、羌虏姚苌叛乱,苻坚身死丧国,终被其害。在五胡十六国的乱局中,无论内迁外徙,种族间的疑虑排斥,甚至征战杀戮,都是难以避免的。但也正因为大规模的迁徙流动,以及频繁的政权更迭,加速了民族间的交往交流,客观上促进了民族融合。突出的表现是戎狄政权也开始以华夏自居,在对待其他种族时也持华夷有别的观点,其主张和江统等人并无二致。如北魏张伦、杨椿,都以蠕蠕为夷狄,自称华夏。杨椿《上书谏内徙蠕蠕降户》自言“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荒忽之人,羁縻而已”,认为“徙在中夏,而生后患”,反对将其内徙。张伦《谏遣使报蠕蠕表》亦言未灭蠕蠕,是因为“中国多虞,急诸华而缓夷狄”,而“夷狄无亲,疏之则怨,狎之则侮”,应实行“来既莫逆,去又不追”的羁縻之策。《晋书》卷一百一十三《苻坚传上》载苻融反对将匈奴置于塞内,曰“匈奴为患,其兴自古。比虏马不敢南首者,畏威故也。今处之于内地,见其弱矣,方当窥兵郡县,为北边之害。不如徙之塞外,以存荒服之义”。《苻坚传下》还载苻融反对吕光伐西域,以为“虚�m中国,投兵万里之外,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可耕”。鲜卑、氐等不但自言“中国”,还以外族为夷狄,其对待外族的态度及方略,完全继承了华夷之别的传统,实则是文化上自觉认同的表现。也可见异族之间,虽难免有偏见歧视,甚至对立排斥,但只要不断交往,即使出现冲突碰撞,也会逐渐显现出认同融合的痕迹。

  实现民族融合,加强民族交往的途径,最为直接的外在的方法就是迁徙。迁徙也是巩固统治常用的手段,如《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汉书》卷四十三《娄敬传》载刘邦听从刘敬建议“徙齐诸田,楚昭�p屈�p景,燕�p赵�p韩�p魏后,及豪桀名家居关中”,以此为“强本弱末之术”。《晋书》卷一百一十六《姚弋仲传》亦载姚弋仲向石季龙建言 “陇上多豪,秦风猛劲,道隆后服,道�聪扰眩�宜徙陇上豪强,虚其心腹,以实畿甸”。至于战争中作为战利品的人口迁徙,更是司空见惯。可见内徙乃是战胜一方常用的手段,也有其积极意义。但这种依靠强力迁徙的做法,处置不当往往引起反叛,见前文所述。

  相较于强力迁徙,怀柔之策更为有效,更值得推广。《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载,西部都尉郑纯、蜀郡太守王追、张翕,为政清廉,施以恩德,诸蛮夷深受感化。郑纯“与哀牢夷人约,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以为常赋,夷俗安之”。王追兴建学校,“渐迁其俗”。张翕卒后,夷人为之起坟祭祀,迎张翕之子为太守,“有欲叛者,诸夷耆老相晓语曰:‘当为先府君故。’遂以得安”。可见德政感化比迁徙更有凝聚力,更有利于统治。而要实行德政,首要的是让其安居乐业,享受到安稳幸福的生活。其次还要不断提高其文化水平,促进社会向更高的文明阶段发展,这样才能增强其向心力与认同感。如《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载鲜卑轲比能部受汉人“教作兵器铠�J,颇学文字。故其勒御部众,拟则中国”,终致建安中内附上贡献。《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载“锡光为交�n,任延守九真,于是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九真徼外蛮里张游深受感化,率种人慕化内属。

  教化的普及是增强文化认同,弥合民族隔阂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民族融合的重要途径。《晋书》卷一百二十六《秃发利鹿孤传》载史�痹�讽谏利鹿孤:“今不以绥宁为先,惟以徙户为务,安土重迁,故有离叛,所以斩将克城,土不加广。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马,文章学艺为无用之条,非所以来远人,垂不朽也。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宜建学校,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训胄子。”南凉鲜卑能意识到以硕儒训胄子,推广教育的重要性,当是从自身受儒家感化得出的经验。《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载文翁化蜀的事迹,也很好地证明了教化的重要性。文翁为改变蜀地的蛮夷之风,选郡县小吏进京受学,又广修学官,招纳子弟,由是蜀地大化,形成了爱好文雅的风气,堪称以文化促进民族融合的典型案例。推广教育,从文化制度上消除叛乱隐患,增强文化凝聚力与向心力,政治统治才能相对稳定。   《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论》认为,南蛮西南夷之所以相对稳定,在于“其凶勇狡算,薄于羌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也。西南之徼,尤为劣焉。故关守永昌,肇自远离,启土立人,至今成都焉”。归结于性情的不同,显然忽略了教化的力量。其实西北看似强悍的戎狄,在汉文化的熏染之下,也在自觉地推广教育。如《晋书》卷一百零三《刘曜传》载匈奴刘曜“立太学于长乐宫东,小学于未央宫西,简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晋书》卷一百零四《石勒传上》羯人石勒“立太学,简明经善书吏署为文学掾,选将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以教之”,还“亲临大小学,考诸学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晋书》卷一百零九《慕容�》载鲜卑慕容�“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雅好文籍,勤于讲授,学徒甚盛,至千余人。亲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诫》十五篇,以教胄子”。《晋书》卷一百一十三《苻坚传上》载氐族苻坚“广修学官,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孙并遣受业”。弘儒教之风,每月亲临太学,行礼于辟雍,“祀先师孔子,其太子及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皆束修释奠焉”。各个民族皆自觉地接受儒学,弘扬儒学,这正是华夏文明历经动荡流离,绝而复兴,绵延兴盛的原因,也是众民族虽时有反叛动乱,而最终融合共存,形成紧密共同体的原因。

  促进民族融合的另一个途径是,建立长久有效的受拥护的管理体制。如果说在对待内迁还是外徙的问题上存在争议的话。那么,在如何管理内附归化的异族上,更是千差万别,往往随机处置,没有章法。以实行德政而言,常常随着主政者的离任而结束,安定团结的局面也随之打破。在交往过程中还时常伴随着种种的歧视与防范,如《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载高后时禁止与南粤交易金铁田器;马、牛、羊,只予牡,毋与牝。以致南粤王赵佗更号自立,侵扰边境。《后汉书》卷三十七《丁鸿传》载:“鸿与司空刘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阶品,蛮、夷错杂,不得为数。”将蛮夷排除在举孝廉人选之外。《南齐书》卷五十八《蛮东南夷传》载南齐世祖拒绝了芮芮王所求医工等物,河南王拾寅子易度,尝求星书,也被拒绝。而王融《上疏请给虏书》却主张赐北魏鲜卑以副书,认为汉家礼仪可以改变其野蛮之俗,并使其内部分崩离析,趁此可一举消灭,又实在过于幼稚天真。

  在具体制度的建设上更是粗疏随机,缺乏持续长久的建设性体系。就对匈奴的管理而言,《晋书》卷九十七《四夷传》说呼韩邪来朝,有如列侯,又言“其部落随所居郡县,使宰牧之,与编户大同,而不输贡赋”。前一种观点与事实不符,后一种观点不知所据。《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下》明载呼韩邪来朝“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所谓待之以客礼,王而不臣。韩昌张猛与匈奴的盟约也仅仅说:“世世毋得相诈相攻。有窃盗者,相报,行其诛,偿其物;有寇,发兵相助。”以对等的身份互不侵犯,互保和平,看不到臣属关系,更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按乌珠留单于所言当时的条约为“自长城以南天子有之,长城以北单于有之。有犯塞,辄以状闻;有降者,不得受”。为防止匈奴纳降西域诸国,哀帝时乃造设四条,规定中国人、乌孙、乌桓、西域诸国佩中国印绶者降匈奴,皆不得受。王莽更是擅分匈奴为十五单于,导致攻伐不止。东汉对南匈奴的管制才有所加强,《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令中郎将置安集掾史将弛刑五十人,持兵弩随单于所处,参辞讼,察动静”,形成单于岁尽辄遣使奉奏,送侍子入朝,元正朝贺,拜祠陵庙等惯例。后为防南北匈奴勾结,始置度辽营,以监察二部。建安中,曹操又将其分为五部,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总体上这些措施都过粗疏,既没有为其确立一个明确的发展方向,更缺乏对其内部事务的全面参与。

  对于西域的管理连像匈奴那样的条约也没有,主要通过设置校尉、都护、戊己校尉、宜禾都尉等官职进行管理。校尉、都护等主要是军事管理,防止叛乱侵犯,并“给使外国者”,为出使者保驾护航,提供资助。宜禾都尉负责屯田,屯田也是为了节省转运军需物资的费用,为驻军提供后勤保障。可见对于西域的管辖主要是军事管制,以维护统属关系而已。对于羌、鲜卑、乌桓等,亦以校尉统领,《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载班彪上言:“旧制:益州部署蛮夷骑都尉,幽州部署领乌桓校尉,凉州部署护羌校尉,皆持节领护,理其怨结,岁时循行,问所疾苦。又数遣使驿通动静,使塞外羌夷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备。今宜复如旧,以明威防。”实际上,所置校尉主要是“以明威防”,并没能真正“理其怨结”,“问所疾苦”。而且于徭役赋税等,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只是大体维持稳定而已。只有南部蛮夷稍有规则,《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建武二十三年,武陵蛮夷为寇,击破之后,为置吏司。《南史》卷七十八《夷貊上》载“宋时因晋于荆州置南蛮、雍州置宁蛮校尉以领之。孝武初,罢南蛮并大府,而宁蛮如故。蛮之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馀无杂调。……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种类稍多,户口不可知也”。可见,即使在对蛮夷实施了有效管辖,蛮夷仍享有一定的特权,并不是完全使其顺服。《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载梁商之言:“戎狄荒服,蛮夷要服,言其荒忽无常。而统领之道,亦无常法,临事制宜,略依其俗。……其务安羌胡,防其大故,忍其小过。”以“依其俗”、“忍小过”为统领之道, 以“无常法”代替建立长效管理体制,使对四夷的管理陷入随机无序的境地,不利于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

  [1] 孔颖达:《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 陈寅恪:《徙戎问题》,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史讲演录》,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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