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开成年间试诗依“齐梁体格”是文宗本人的政治理想、对开元诗坛革新科举弊端举措的效法以及好古思想等复杂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直接产物。这种押仄韵而不拘平仄粘对、“体格雅丽，意思遐远”之体并非前所未见之“变体”，其最终所要追复的也并非本来意义上的“齐梁体”，而是初盛唐以来祧体齐梁、声律未谐、风格清新典雅的应制和试诗之体。除却文宗个人因素以及试诗一体独特的体制渊源，这一独特体制的出现又是中晚唐诗坛齐梁体“声病”特征集中凸显、唐诗自身体制演进以及唐人对齐梁诗的持续体认尤其是古雅一体的重新发现的共同结果，具有独特的体制与风格内涵。
[关键词] 教育文汇投稿,唐文宗, 开元情结,齐梁体格,试诗,唐诗
A Rediscussion of ″Qi Liang Style″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during the Kaicheng Period
Zhong Yao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As stated in the decree of Wenzong in the second year of Kaicheng era(837)， when composing poems fo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the candidates should follow ″Qi Liang poetic style.″ This has been cited as the direct evidence that the style used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 was ″Qi Liang poetic style″ and it was revived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Recently， studie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Qi Liang poetic style″ and its classical connotation have made great progress; however， little research has been done on its background and poetic connotation. Based on a careful study of firsthand materials and new discoveries， this article tries to find the underlying motivation and the key role of Wenzong in this poetic reform. Our conclusion is that the ″Qi Liang poetic style″ used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during the Kaicheng era was primarily the product of such complex factors as Wenzongs own political ideal， the imitatio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held during the Kaiyuan period， and Wenzhongs personal interest in ancient poetry. This style， with Ze tone and informal PingZe rule as its main feature， was not a new style and what it imitated and revived was not the original ″Qi Liang poetry style″ either， but rather the elegant poetic style used during the imperial party and Imperial Examination since the early Tang Dynasty. It originated from Qi Liang poetry with its informal PingZe rule. Besides Wenzongs personal influence and the fact that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Qi Liangs Yingzhi poetry had the same origin， the change during the early Tang Dynasty from imitation without declaring its origin to using it as the stipulated form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s also the result of the evolution of Tang poetry and the continuous rediscovery of Qi Liang poetry. Different from the ″Qi Liang style″ of Cen Shen which had a predominantly gorgeous style， the ″informal PingZe rule″ became 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of Qi Liang poetry in the eyes of the poets of the middle and late Tang Dynasty. Meanwhile， with the change from being gorgeous to plain， the fresh and elegant style of the Qi Liang poetry became an important way to change the highly skillful style of the middle and late Tang Dynasty. When ″Yuanhe poetic style″ was in its heyday， the imitation of Xie Tiao and He Xuns ancientstyle poems by Jiao Ran and Li Shen was not only a bridge connecting the tradition of studying the Qi Liang poetry since the early Tang Dynasty， but also avoided the disadvantage of Yuanhe poetry.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truly understand the poetic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Qi Liang poetic style″ and its appearance in the decree issued fo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Key words： Wenzong; obsession with the Kaiyuan era; Qi Liang poetic style; poems composed fo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Tang poetry
文宗开成二年(837)诏中的“试诗则依齐梁体格”历来多被引作唐人试诗用“齐梁体”以及中晚唐诗坛齐梁诗风复兴之证。对于 “齐梁体格”出现的历史背景，杜晓勤《唐开成试诗变体与文宗朝党争之关系》一文曾从牛李党争的角度做了细致探讨，并涉及开成年间试诗命题方式以及题材、风格的变化等问题[1]。这些探讨对于把握“齐梁体格”的声律特征和复古内涵颇具意义。然而，对居于此次诗体革新之核心的文宗的深层心理动机及其独特作用尚未能深入挖掘。本文拟以文宗及其复古心理为切入点，对“齐梁体格”出现的历史、诗学背景加以再探讨，以探明“齐梁体格”中所蕴含的独特诗体和文化内涵及其与唐诗自身体制演进之关系。
一、 文宗的开元盛世情结与试诗变革
唐文宗李昂在唐王朝后期是一位很有政治抱负的君主。《本纪》云：“初，帝在藩时，喜读《贞观政要》，每见太宗孜孜政道，有意于兹。”[2]580待以藩王即帝位后更是能以勤政自勉：“每延英殿对宰臣，率漏下十一刻。故事，天子只日视事，帝谓宰辅曰：‘朕欲与卿等每日相见，其辍朝、放朝，用双日可也。’”[2]580“凡选内外群官，宰府进名，帝必面讯其能，然后补除。”[2]580文宗性恭俭，对长庆、宝历二代的奢靡之风，亦锐意惩革。一时之间，“士民相庆，喜理道之复兴矣”[2]524。身处唐帝国江河日下之时，文宗的政治理想却有着明确的蓝图，那就是玄宗及其开元盛世。开元盛世是大唐帝国鼎盛时期的象征，对开元之政的效法与反思早在文宗之前就已开始。中兴之主宪宗曾就《玄宗实录》与宰相崔群讨论玄宗前后期政事之得失，崔群劝谏宪宗要“以开元初为法，以天宝末为戒”[2]470。比之宪宗，文宗对于挽李唐王朝于颠危之际又风雅好文的玄宗怀有更深的亲近和认同感。他即位之初的诸多举措与玄宗开元初期的拨乱反正亦非常相似，对开元盛世更是每多思慕：“上好为诗，每诵杜甫《曲江行》云：‘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乃知天宝已前，曲江四岸皆有行宫台殿、百司廨署，思复升平故事，故为楼殿以壮之。” [2]561大和七年(833)，又接受宰相陆随等的奏议，仿效开元十七年(729)张说等人以玄宗诞日为“千秋节”而设“庆成节”[2]552。
大和期间，文宗凭借其所拥有的君权勤勉果决地实践其“思复升平”的政治理想，史臣赞其曰：“恭俭儒雅，出于自然。承父兄奢弊之余，当阍寺挠权之际，而能以治易乱，化危为安。大和之初，可谓明矣。”[2]580大和九年(834)，中尉仇士良率兵诛杀宰相王涯等重臣而酿成甘露之变。文宗也因此折辱、受制于宦官，内心颇愤恨不甘。他曾对郑覃曰：“我每思贞观、开元之时，观今日之事，往往愤气填膺耳。”[2]563又《唐诗纪事》载：“甘露事后，帝不乐……宫人沈翘翘者，歌《何满子》，有‘浮云蔽白日’之句，其声婉转。上因欷�，问曰：‘汝知之耶?此《文选》古诗第一首，盖忠臣为奸邪所蔽也。’”[3]36所谓“重臣为奸邪所弊”，似为涯等人而发。文宗的《宫中题》云：“辇路生春草，上林花满枝。凭高何限意，无复侍臣知。”其中透出无限抑郁落寞。
除受制于宦官，掣肘于党争，自文宗执政之初，便灾异不断，虽旰食焦忧而不能弭患，给本欲有所作为的文宗带来了沉重的心理压力。他自言：“朕嗣丕构，对越上玄，虔恭寅畏，于今一纪。何尝不宵衣念道，昃食思愆，师周文之小心，慕易乾之夕惕，惧德不类，贻列圣羞。将欲俗致和平，时无祸殃。然诚未格物，谪见于天，仰愧三灵，俯惭庶汇，思获所济，浩无津涯。”[2]568而政治愿望的受挫以及自身的心灵困境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了文宗“好古，尤尚古学”(《旧唐书・王起传》)的情结，促使他采取了多方复古的举措。唐人高彦休《唐阙史》卷下云：“开成初，文宗皇帝耽玩经典，好古博雅，尝欲黜郑卫之乐，复正始之音。”[4]1351于困辱之际而耽玩经典，好古博雅，深可玩味!
虽然如此，对玄宗及其开元政事的追缅与效法始终萦绕在文宗的心头。“(开成四年)于阁内谓宰丞，新修《开元政要》如何?杨嗣复曰：‘陛下欲以此书传示子孙，则宣付臣等，参定可否。缘开元政事与贞观不同，玄宗或好畋游，或好声色，选贤任能，未得尽美。撰述示后，所贵作程，岂容易哉!’”[2]553诚然，文宗对开元盛世的追缅与想象无疑带有慎终追远的美化成分在内，但也正因为有此种心事横亘胸中，文宗的奏习霓裳羽衣曲之举便多了微妙的政治内涵和象征意义。《旧唐书・冯定传》载：“文宗每听乐，鄙郑卫声，诏奉常习开元中《霓裳羽衣曲》，以《云韶乐》和之。”[2]4391霓裳羽衣曲为玄宗所制，在中晚唐士人心目中已成为开元盛世的象征。对于不能绍继祖宗功业的文宗而言，此举显然是对玄宗及其所开创的盛世的一种象征性追缅。
与奏习霓裳羽衣曲中所蕴含的政治内涵和微妙心理相似，文宗还有意效仿玄宗开元年间以科举改革扭转士风和文风的政治举措。开元六年(718)二月，玄宗下《禁策判不切事宜诏》云：“比来选人试判，举人对策剖析案牍，敷陈奏议，多不切事宜，广张华饰，何大雅之不作，而小能之是术?自今以后不得更然。”[5]33开元二十五年(737)，又针对“进士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5]344下《条制考试明经进士诏》。与贞观年间虽倡雅正却始终未摆脱绮靡之调不同，开元诗坛的这次诗文风气革新效果显著。杜确《岑嘉州诗序》赞云：“开元之际，王纲复举，浅薄之风渐革。其时作者，凡十数辈，颇能以雅参丽，以古杂今，彬彬然，灿灿然，近建安之遗范矣。”[6]509直至晚唐皮日休《郢州孟亭记》仍不胜追慕地说：“明皇世，章句之风大得建安体。”[5]8355开元时期的革新科举之弊的做法也因此遂成准式。穆宗长庆元年(821)，就针对进士的不通经义、“辞律鄙浅”，诏令“自今礼部举人，宜准开元二十五年敕”[2]488。相较之下，文宗则不仅通过亲自命题的方式来干预科举考试，更将富于政教色彩的制作雅乐之举与科举考试结合起来(这一举动本身就颇具复古色彩)，其仿效意味和执行力度都更强。 其实，早在即位之初，文宗对于科举在选拔人才中的作用以及国子教育就颇为留意。大和二年(828)，御宣政殿亲试制策举人，以左散骑常侍冯宿、太常少卿贾、库部郎中庞严为考制策官[2]528。大和七年(833)，又令“公卿士族子弟，明年以后，不先入国学习业，不在应明经进士限。其进士举宜先试贴经，并略问大义，取经义精通者及第”[2]551。对进士科的浮华与利弊，文宗也有清醒的认识。《旧唐书・郑覃传》载：“(覃)虽精经义，不能为文，嫉进士浮华，开成初，奏礼部贡院宜罢进士科。初，紫宸对，上语及选士，覃曰：‘南北朝多用文化，所以不治。士以才堪即用，何必文辞?’帝曰：‘进士及第人已曾为州县官者，方镇奏署即可之，余即否。’覃曰：‘此科举率多轻薄，不必尽用。’帝曰：‘轻薄敦厚，色色有之，未必独在进士。此科置已二百年，亦不可遽改。’”[2]4491与郑覃等人主张废除进士科不同，尊古好文的文宗则仍试图将崇儒敦古、罢黜浮薄等官方意识形态通过科举考试加以渗透，以达到扭转颓俗的目的。《旧唐书・高锴传》云：
开成元年春，试毕，进呈及第人名，文宗谓侍臣曰：“从前文格非佳，昨出进士题目，是朕出之，所试似胜去年。”郑覃曰：“陛下改诗赋格调，以正颓俗，然高锴亦能励精选士，仰副圣旨。”帝又曰：“近日诸侯章奏，语太浮华，有乖典实，宜罚掌书记，以诫其流。”李石曰：“古人因事为文，今人以文害事，惩弊抑末，实在盛时。”[2]4388
以中书舍人身份权知礼部贡举的高锴本人即进士出身，文宗令其主持此事更多的是基于他在人才选拔方面的杰出才能，史称“锴选擢虽多，颇得实才，抑豪华，擢孤进，至今称之”[2]4388。这也印证了文宗所谓“敦厚浮薄，色色有之，未必独在进士”，郑覃之对答亦可称公允。试诗赋之外，文宗还有意针对其时大臣章奏浮华而有乖典实的风气，显然也是对玄宗“敦古质，断浮艳” 崇儒尚实文化政策的效仿。
由上所述，开成年间试诗体制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宗个人的政治革新意愿及其对玄宗开元之政的追慕效仿以及政治愿望的受挫、个人心灵困境等一系列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避开敏感的宦官问题，文宗仍试图凭借君权和个人意志实施其“思复升平”的政治理想以及崇儒敦古的文化策略。这一举措与郑覃、李德裕一派求取实干之才的政治主张相契合，故能得到支持和得力执行[1]。而只有以对文宗的这种政治理想、盛世情结以及效仿玄宗开元之政的深层复杂心理为切入点，才能更深入地把握“齐梁体格”独特的诗体与文化内涵。
二、 “体格雅丽，意思遐远”
关于文宗诏令中“齐梁体格”的体制内涵尤其是声病特征的探讨已多李定广《唐代省试诗的衡量标准与齐梁体格》(《学术研究》2006年第2期)、杜晓勤《唐开成年间齐梁格诗考论》(《唐代文学研究》第14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都有专门论述，兹不赘言。。那么，文宗诏令中的“齐梁体格”是否真的是前所未有的“非常格”或“变体”呢?要弄清这一问题，首先须对初盛唐以来的试诗体格之演进加以简单梳理。由于直到天宝末年进士科试杂文才专用诗赋 [7]70，初盛唐时期留存下来的试诗较少。然就所存留之作品而言，大抵是渐趋于严格的声律之体。赵执信曾云：“声病兴而诗有町畦。然古今体之分，成于沈宋，开元、天宝末或未之遵也。广德、永泰以还，其途判然不复相入。”[8]6试诗一体与唐人近体尤其是五律自身体制演进之关系由此可见一斑。然而，与这一整体趋势相对的是，在押平声韵、遵循或大抵遵循粘对规则的常格之外，亦间有押仄声韵，不拘粘对的“非常格”之作，如开元十九年(731)辛未所试之《洛出书》。试以萧昕所作为例：“海内昔凋瘵，天网斯��。龟灵启圣图，龙马负书出。大哉明德盛，远矣彝伦秩。地敷作�功，人免为鱼恤。既彰千国理，岂止百川溢。永赖至于今，畴庸未云毕。”本文所引唐诗未注出处者，皆据中华书局1960年标点排印本《全唐诗》。押入声韵，不拘平仄粘连，格调典雅而有古气，与《洛出书》之题旨相得益彰。这可能就是赵执信所说的“开元、天宝末或未之遵也”。试诗之外，这种押仄韵不拘平仄粘连之体在开元时期的应制诗中亦多，尤以张说为最，如《四月十三日诏宴宁王亭子赋得好字》、《药园宴武辂沙将军赋得洛字》、《修书院学士奉敕宴梁王宅赋得树字》等皆是此体。中唐以后科举试诗虽研炼声病愈切，亦不乏其例，如贞元时裴次元、孟简、何儒亮三人所作之《赋得亚父碎玉斗》。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初唐乃至盛唐试诗中的“非常格”是对齐梁声病之体的自然延续，贞元诗坛的这类作品则更是中唐以来近体声律意识高度发达并以之反观“齐梁诗”声病特征思维下的产物。李肱《省试霓裳羽衣曲》正是此种押仄韵、不拘平仄粘连的古雅之体：“开元太平时，万国贺丰岁。梨园献旧曲，玉座流新制。凤管递参差，霞衣竞摇曳。宴罢水殿空，辇余春草细。蓬壶事已久，仙乐功无替。讵肯听遗音，圣明知善继。”
由上可见，文宗诏令中的“齐梁体格”并非前所未见之“变体”，而是中唐试诗“变体”思维的延续，其最终所要追复的也并非本来意义上的“齐梁体”，而是初唐以来的那种祧体齐梁、平仄粘对不尽合律、介于古近之间的应制和试诗一体。其中，开元诗坛那些“以雅参丽，以古杂今”试诗和应制之篇更因其盛世光环而成为难以逾越的高峰。对此一体的刻意追效正是文宗开元盛世情结在科举试诗中的最集中体现，这种延续又因为文宗本人对古诗尤其是“选体”的爱好而得到前所未有的彰显。大和八年(834)，集贤殿学士裴�撰《通选》30卷，以拟昭明太子《文选》[2]，显然与文宗本人的偏好有关。而自中唐以来，“选体”有时竟等同于“齐梁体”。晚唐张读《宣室志》曾载元和初进士陆乔遇沈约、范云，问以古今体之事云：“某常览昭明所集《文选》， 见其编录诗句， 皆不拘音律，谓之‘齐梁体’。”[9]4849《文选》所录以汉魏晋宋古诗为主，陆乔却以“不拘声律”而统谓之“齐梁体”，则文宗诏令中的“齐梁体格”的声病内涵及其与“选体”之渊源亦可推知。
由于这一行为本身所蕴含的政治色彩和复古内涵以及试诗独特的体制风格，文宗诏令中的“齐梁体格”以及高锴奏中所说的“体格雅丽，意思遐远”中所蕴含的体制及文化内涵又绝非简单的“声病”特征的考察所能概括，还须对初盛唐以来应制、试诗与齐梁诗中清新典雅的应制一体的体制渊源加以考察追溯。作为唐诗中的特殊一体，唐人试诗与齐梁新体中清新典雅的应制一体有着极为密切的渊源。陈祚明评庾肩吾《九日侍宴乐游苑应令诗》曰：“其声渐类初唐，其气犹似晋宋。典称足贵，运以清旨。”[10]808初盛唐五言应制一体由此而来，并盛极一时。明屠隆《徐庾集序》云： “仙李盘根，唐初最盛，应制游仙诸作，婉媚绮错，篆玉雕金，筋藏肉中，法寓情内，莫不抒藻乎子山，撷芳于孝穆，故能琳琅一代，卓冠当时。”[11]当齐梁新体向近体过渡之时，初唐诗坛的这种清新典雅的应制、赋得、咏物之体遂成为科举试诗之定式，其清华典丽至晚唐犹不绝，如陆贽《赋得御园芳草》、李华《尚书都堂瓦松》、严维《奉试水精杯》、李商隐《赋得月照冰池》等。胡应麟曾赞云：“唐省题诗虽杰出者希，而清新妥帖。即中晚人尚有初唐景色，如《清明赐火》等作，往往出李肱《霓裳》右。”[12]179 如果暂抛开“声病”特征，就会发现开成二年试诗所用“齐梁体格”之风格趣味与初盛唐应制、试诗之体则并无二致。尤其是李肱《省试霓裳羽衣曲》中的“凤管递参差，霞衣竞摇曳”、“宴罢水殿空，辇余春草细”等写景之句以及颂美之言与初唐应制之作几无分别。这种颂美之言本无益于政事，但其对开元故事的颂美无疑深契文宗本人的开元盛世情结。这一点从唐文宗自己的诗中也可以看出，如开成三年所作《暮春喜雨诗》：
风云喜际会，雷雨遂流滋。荐币虚陈礼，动天实精思。渐侵九夏节，复在三春时。��垂朱阙，飘�入绿墀。郊�既沾足，黍稷有丰期。百辟同康乐，万方伫雍熙。
六韵成篇，格调之清新雅丽一似太宗、玄宗咏物诗。又《唐诗纪事》云：“帝好五言，自制品格多同肃、代、宪，而古调清峻”[3]36，则肃宗、代宗、宪宗诗之品格亦可知矣。
与复古动机和政治诉求相应的，文宗开成年间的变革在命题上选择了那些更易于发挥或言王政之由兴废，或美盛德之形容的题材[1]。但这种命题方式亦非开成试诗之首创，而是初盛唐以来诸多命题方式中的重要一种。与咏物或取齐梁写景之佳句为题的作品相比，这种出自经史子书或与宫廷庆典活动相关的试题本身更追求古雅典正。如贞元十九年(803)，权德舆知制举时就曾以《太常观阅骠国新乐》命题，不过体格是合乎近体声律规则的常体。相较之下，开成试诗之变则在于着意古“体”的同时，又将其与题材、内容的雅正相结合，从而形成从体制到内容、风格诸多层面的古雅内涵。这种以颂美、雅丽为主的“齐梁体格”同时也是对“元和体”及其余风的一种矫正。“元和体”的出现与宪宗元和时期政局的一度好转以及士大夫政治裨补意识的高涨有直接关系。故文宗欲立诗学士时李钰劝谏说：“臣闻宪宗为诗，格合前古。当时轻薄之徒，�章绘句，聱牙崛奇，讥讽时事，尔后扇鼓名声，谓之‘元和体’，实非圣意好尚如此。”[13]卷二，149150文宗遂因此作罢，而“齐梁体格”的“意思遐远”显然有矫正“元和体”的“讥讽时事”、“聱牙崛奇”之意，并对当时的士人产生了一定影响。
开成二年(837)春，白居易、刘禹锡之所以用“齐梁格”唱和，与二人当时太子少傅、太子宾客的政治身份不无关系。以二人清贵闲散的身份显然不宜于用嘲谑怪奇的“元和体”，而更宜用“齐梁体格”所追求的那种高雅、清澹的诗风。其中，刘禹锡的《和乐天洛城春齐梁体八韵》尤符合这种审美情趣：
帝城宜春入，游人喜意长。草生季伦谷，花出莫愁坊。断云发山色，轻风漾水光。楼前戏马地，树下斗鸡场。白头自为侣，绿酒亦满觞。潘园观种植，谢墅阅池塘。至闲似隐逸，过老不悲伤。相问焉功德，银黄游故乡。
首两句切题，中间全用工丽的对仗之句，并通过典故的运用使字句之间缀满豪华风流的意象。末两句则是对自己悠闲的分司之官的感慨。作为白居易《洛阳春赠刘李二宾客》一诗酬赠对象之一的李绅，其开成时期的众多拟齐梁体与其此期的太子宾客身份和心态的变化也是分不开的。“齐梁格”之古雅内涵于此亦可见一斑。
由上所述，文宗诏令中所谓的“齐梁体格”实际上包括“体”与“格”两层含义。其中，“体”主要是就声病特征而言，亦即用仄韵，不拘平仄粘连;“格”则是 “格调”、“风格”之意，即初盛唐以来应制、试诗的雅丽格调。就中，文宗本人对五言古诗尤其是“选体”的爱好又起着重要作用。正是这两个层面共同造就了它的“体格雅丽，意思遐远”，而后一点也是其区别于温李等人所作之“齐梁格”、“齐梁体”的关键之处。然而，如同开元盛世的一去不返，晚唐国势日衰，风俗转弊，即便是努力追复盛唐试诗、应制之体的雅颂风格，终究无法再现盛唐诗坛的彬彬之盛。随着作为其核心推动者的文宗退出历史舞台，试诗重又回到唯声病是忌的 “常格”。
三、 “齐梁体格”与中晚唐人对齐梁诗的再发现
作为诗歌史上前后相续的两个发展阶段，齐梁诗与唐诗的渊源极为密切。两者不仅是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也是一个持续再发现的过程。甚至可以说，齐梁诗的体制、风格等诗学内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唐人建构起来的。除却前述试诗独特的体制渊源以及文宗个人的诗学趣味，开成时期的试诗依“齐梁体格”也是唐诗自身体制演进以及对齐梁诗体制、风格的持续发现与再认识的结果。
由于近体自身声律规则的日趋完善，加之科举试诗的唯声病是忌所发挥的巨大推动作用，中晚唐近体创作中的声律意识愈发严苛。而对声病的刻意研炼同时又促使人们反观并重新定义齐梁诗，如前述陆乔以“不拘音律”来定义“齐梁体”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与盛唐拟“齐梁体”专意于风貌之绮丽、体则近律不同，“声病” 已成为中晚唐人眼中“齐梁体”最重要的体制特征，并被加以集中凸显和仿效。杜晓勤指出：“中唐时期，无论是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创作的齐梁体、齐梁格诗，还是《诗格》著作中的‘齐梁格’，都具有故意犯病的体式特点。”[14]473又逯钦立先生曾对温庭筠的四首齐梁体作品《边笳曲》、《侠客行》、《咏颦》、《太子西池》的平仄加以分析，发现大抵以“平平仄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仄”三种句格为主，而这三种句格“沈谢诗中多见之，一三种尤多，由是知‘永明体’实以此种句格为准。沈约《宋书》之独举二例，唐人拟体之仿此二格，悉以此也”[15]503 。开元试诗所用之“齐梁体格”与中晚唐人对齐梁句格的这种普遍体认显然是分不开的。
“声病”特征的凸显之外，自初盛至中晚，唐人对齐梁诗风格也经历了一个由绮丽渐趋古雅的体认历程。与初唐对齐梁绮丽诗风的大力批判不同，经过三百余年的涤荡，汉魏晋宋之古自不待言，齐梁诗之清新、典雅、精致亦远较唐律为古调。前述陆乔之讶于“青箱(沈约子)之体”乃效“今体”，表明元和人即已有以齐梁体为古、律体为今的意识了。高锴所谓“体格雅丽”，文宗诏中所云“但效古为文，自然体尚高远”(《册府元龟》卷四○)等等显然也是以齐梁为“古”。正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凡例》中所说的：“梁陈诗虽近律，而古于律。唐人五言古诗，不为梁陈近律之诗，而终非古诗。故因近体以溯梁陈，因梁陈以溯晋宋，要其归于汉魏，此诗之源也。”[10] 相较之下，唐人近体尤其是五律之体格却逐渐陷入愈熟愈卑的困境。元稹《上令狐相公诗启》中就说：“以为律体卑痹，格力不扬，苟无姿态，则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语近，韵律调新，属对无差，而风情宛然，而病未能也。”[2]4332李商隐《献侍郎钜鹿公启》亦云：“效沈、宋则绮靡为甚”[5]8121。当此之时，以齐梁诗之清雅救中晚唐之熟滑，已成五律新变之重要一途。这一点在李贺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方世举《李长吉诗集批注序》曾说：“其五律颇多，而选家诸本未采，大抵视为齐梁格诗也。以为格诗未尝不是。然唐初尚无律，如陈子昂‘深山古木平’一首，亦格也，而李于鳞选入五律，指为开山初祖……余今遵其意，而以长吉之近律者与律同为标明，以便寻览。鄙见似偏，然足以破熟习之大历、浅近之元和，庶乎生新。”[16]291
在清新典雅一体外，对齐梁诗中融合山水、登览、怀思等诸多因素的古质一体的重新发现与拟仿也是中晚唐诗坛的一个重要现象，如皎然《奉和崔中丞使君论李侍御萼登烂柯山宿石桥寺效小谢体》：
常爱谢公郡，幽期愿相从。果回青骢臆，共蹑玄仙踪。灵境若仿佛，烂柯思再逢。飞梁丹霞接，古局苍苔封。往想冥昧理，谁亲冰雪容。蕙楼耸空界，莲宇开中峰。昔化冲虚鹤，今藏护法龙。云窥香树沓，月见色天重。永夜寄岑寂，清言涤心胸。盛游千年后，书在岩中松。
此诗兼法小谢山水诗的造境、写景艺术和大谢诗的善言名理、意境幽古。其中，“昔化冲虚鹤，今藏护法龙”之对仗精警又深有得于庾信体。此类拟作与其《诗式》中对谢�、庾信以及整个齐梁诗体制、风格的体认是分不开的。此外，又如李绅《追昔游集》中的《过梅里七首・忆东郭居》：
昔余过稚齿，从师昧知奥。徒怀利物心，不获藏身宝。曳娄一缝掖，出处劳昏早。醒醉迷啜哺，衣裳辨颠倒。忠诚贯白日，直已凭苍昊。卷舌堕谗谀，惊波息行潦。衰禽识旧木，疲马知归道。杨柳长庭柯，兰荃覆阶草。旌旄光里舍，骑服欢妻嫂。绿鬓绝新知，苍须稀旧老。冠身忝贵，斋沐心常祷。笙磬谅谐和，庭除还洒扫。栖迟还竹巷，物役浸江岛。倏忽变星霜，悲伤满衷抱。
此诗题下注云：“效丘迟。”通篇以述怀、叙事为主，而间以清新绮丽之句。形式上，首尾用散句，“忠诚贯白日”始则全用对句，骈散结合，篇体浑雅。至于“效何水部”之《移九江》、“效梁简文”之《忆登栖霞寺峰》诸篇亦皆是以赋体成篇，融叙事、写景、述怀于一的古丽清雅之体。诚然，无论是皎然还是李绅所效之齐梁体已是经过晚唐人自身的诗学和审美趣味改造过的齐梁五古。然而，当“元和体”及其余风盛行之际，与师法汉乐府之精神却多流于直白、浅率乃至鄙陋的五古相比，皎然、李绅等人的此类五古创作不仅重新接续起盛唐取法谢�、何逊、庾信五古一体的传统，又避免了浅俗之弊。对这一体的发现也是中晚唐齐梁诗古体色彩渐浓的一个重要原因。除却试诗本身的体制渊源和清雅典丽格调，文宗对“齐梁体格”古雅格调的认识显然无法孤立于上述诗学大背景。也只有如此，才能真正理解“齐梁体格”明确出现于科举试诗革新诏令中的深刻诗学内涵。
综上所述，开成年间试诗依“齐梁体格”的出现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诗学内涵。它是文宗开元盛世情结下对开元革新科举弊端举措的有意效仿以及好古思想等诸多复杂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直接产物。这种不拘平仄粘对、“体格雅丽，意思遐远”之体在刻意追复初盛唐试诗及应制一体的同时，亦有矫正“元和体”之意。从初唐诗之祧体齐梁而又讳其所自来，到盛唐岑参专拟绮丽风貌的效“齐梁体”，再到文宗的试诗依“齐梁体格”，更是唐诗近体自身的内在演进以及唐人对齐梁诗的持续体认，尤其是古雅一体重新发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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